诱惑侦查之陷阱抗辩诸问题探讨

作为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手段———诱惑侦查,由于具有容易侵犯被害人人身权益的倾向,因此应赋予被告一方维护自己权益的救济手段———提出侦查陷阱抗辩的权利;对陷阱抗辩之提出、陷阱抗辩之判断标准、陷阱抗辩之举证责任、陷阱抗辩成立之法律后果四个问题的探讨,为诱惑侦查的立法规范制约有所裨益。     

论陷阱抗辩的证明责任分配

诱惑侦查是一种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方法,但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会转化为陷阱侦查。陷阱侦查不仅与侦查机关的职责相悖,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对陷阱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除了需要明确陷阱侦查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根据证明责任的分配原理,在陷阱抗辩中首先应当由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     

法治视野下的网络侦查陷阱研究

网络侦查陷阱是网络时代产生的一种新型的技术侦查手段，指的是利用互联网及相关科技，在计算机网络空间用陷阱的方式引出、确定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并收集犯罪证据的手段。作为诱惑侦查的特殊形式，网络侦查陷阱在提高侦查效率的同时，也容易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严格限制网络侦查陷阱的使用主体、适用范围、适用对象和实施程序等。     

陷阱侦查及其救济程序建构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对付某些犯罪的有效侦查方法,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就会转化为陷阱侦查。陷阱侦查不仅与侦查机关的职责相悖,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对陷阱侦查行为进行有效规制,并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救济途径,需要明确陷阱侦查的判断标准以及法律后果,并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     

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诱惑侦查之法律分析

诱惑侦查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因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所以是非法的。对诱惑侦查应规定其适用条件。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诱惑侦查之法律分析

诱惑侦查是来源于刑事诉讼中的概念。诱惑侦查通常分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和“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两种类型。“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的，“犯罪诱发型”诱惑侦查因可能引起诸多违法的后果，所以是非法的。对诱惑侦查应规定其适用条件。在民事诉讼中不应提倡陷阱取证。     

我国刑法中侦查陷阱抗辩权的成立条件

本文运用我国刑法学的基础理论,对侦查陷阱抗辩权的成立条件进行分析,这些条件包括:(一)设置侦查陷阱的主体只能是公安机关,实施主体为具有侦查职责的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及其派出的代理人,作为被诱惑者则是诱惑侦查中所针对的特定的个人;(二)在侦查陷阱的设置上,侦察机关或仅仅基于不合理动机的猜测而启动侦查程序,或在具体侦查措施的使用上,提供了一个不合理的机会,或提供了一个合理机会但又加予了怂恿,侵犯的客体是侦察机关的工作秩序和公民的人身权利;(三)被诱惑者的犯罪意图是因侦察机关不当的诱惑行为而产生的或者强化的;(四)侦察机关不当诱惑行为和被引诱者的犯罪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诱惑侦查之方法论解读

对于诱惑侦查,不能只从诉讼视角展开,还应该从方法论角度予以关注。诱惑侦查的范围包括“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两种情形,其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和查获作案人,其侦查途径为从案到人和从人到案的合并使用,即根据案件情况或者线索情报确定作案人的特征和嫌疑范围,然后运用诱惑手段寻找、确定嫌疑人,从而破获案件。诱惑侦查的策略手段具有高效性、欺骗性和是否合法的模糊性,因此,对其规范时应从使用时机、适用范围、适用程序、适用对象和行为方式等方面综合考虑。     

我国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原因分析

2012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1条第1款已然将"诱惑侦查"纳入立法规制之中。其实,诱惑侦查在我国刑事侦查活动中早已大量运用,并且在打击犯罪、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诱惑侦查一旦运用不当,就会侵犯公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成为"警察圈套"。侦查程序的高度封闭性、立法规定的空白、裁判者难以作出无罪判决或终止诉讼程序的判决三方面的原因使得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圈套抗辩陷入困境。     

诱惑侦查的正当性判断：刑事归责角度的审视——以“圈套理论”为借鉴

作为英美法系刑事法中的一个概念,＂圈套理论＂实质上是把诱惑性的侦查措施作为刑事归责的因素加以考虑,从侧面对诱惑性的侦查措施施以实体法上的限制。借鉴＂圈套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对正确认识诱惑侦查的正当性,恰当处理诱惑侦查案件中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具有积极意义。     

双务合同抗辩权体系之构建

民法领域中的抗辩权是指在双务合同中对抗他方请求或否认他方所提主张之权利。我国《合同法》规定了三种抗辩权,即同时履行抗辩权、后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我国《合同法》中的抗辩权体系中应增加规定先履行抗辩权和保证人的抗辩权。     

技术侦查措施的几点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所获材料与证据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技术侦查制度要充分发挥其价值,仍需要对其内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文章从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责任追究机制,保障被适用者的知情权和受到伤害时的赔偿请求权三方面予以补充和完善技术侦查制度。     

律师会见权检视——以看守所为视角简

看守所在刑事诉讼中具有稀缺性,故可以通过观察刑事辩护在看守所中的运行检视刑事诉讼法的执行状态.看守所、侦查机关均存在基于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分子的价值取向而限制或者变相剥夺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的现象.刑事辩护律师会见权被限制或者变相剥夺或许存在刑事诉讼法确定的辩护制度虚置、法律共同体面临撕毁、法治信仰难于形成的社会管理风险.     

刑事诉讼庭前审查律师辩护权研究

本文的构思源于对律师在刑诉中地位、作用的思考,主要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庭前审查程序缺乏律师辩护制度引发的包括控辩失衡、程序过滤性缺失、程序形式化等一系列问题,以及针对1996年新刑诉法颁布后,完全放弃实体审查放弃辩护对抗的立法问题提出立法和制度建议。希望从学理上和实际制度的构建上,站在法院公平审查的立场上探索和总结出律师辩护制度在庭前审查中的新方向。     

论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基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视角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侦查程序中的辩护与审判中的辩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的辩护较为落后,这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有碍司法公正.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作出了规定,我们应予以借鉴,以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对渎侦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刑事刑诉法修订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重要补充和完善,一方面由于强制措施以及侦查手段的强化,进一步确保了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出于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非法证据的排除以及侦查程序的规范给渎侦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新要求。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应当积极有效地应对新刑诉法实施过程中对渎侦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与负面冲击。     

无限防卫权的主观依据

为了鼓励、支持公民更好地利用防卫权,保护其合法权益,1997年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增设了无限防卫权制度,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无限防卫权并不是绝对防卫权,其发动和行使有严格的主客观条件,尤其是无限防卫权的主观依据往往被研究者忽略。其实,极端情绪的压抑作用应是无限防卫权的主观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