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岁月

邓大姐和周总理的婚姻 我到邓大姐身边的时候，她和周总理已经结婚40年了，但在记忆里，她对和周总理结婚时的住事却还记得一清二楚。周总理去世后，大姐把对他的思念化作一片片的回忆，经常同我讲周总理年轻时的住事。那时，我们常在院子里散步，我随便想起什么就会问什么，每次邓大姐都会很耐心地回答我。     

永存心底的一份记忆

2006年2月4日，是邓颖超大姐诞辰102周年纪念日。为此，我们特邀请了一位曾在邓大姐身边学习工作过的老党员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以此来表达对她深深的怀念和敬意。     

不负大姐期望 办好《红岩春秋》

今年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00周年。15年前,她亲笔为我们《红岩春秋》杂志题写了刊名。作为这个事业的继承者和后来人,我们每一个《红岩春秋》人格外怀念这位令人尊敬和景仰的“大姐”。牢记邓大姐的嘱托,全面准确地把握“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团结、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同顽固势力、反动势力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培育、形成了一种伟大精神。这就是今天人所共知的“红岩精神”。而邓大姐就是提出“红岩精神”这个概念的第一人。1985年10月,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回到…     

共产党人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

<正>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各级党组织要把严守纪律、严明规矩放到重要位置来抓,努力在全党营造守纪律、讲规矩的氛围。"这使我想起我们党内守纪律、讲规矩的表率周恩来总理的一些往事。我是1955年到周总理身边工作的,1965年起担任邓颖超大姐的秘书,在他们身边一共工作了37年。37年间,我和他们朝夕相处,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在守纪律、讲规矩方面的表率作用。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周总理在和邓大姐相处过程中,严守党的纪律,遵守党的规矩     

大姐

母亲最讨厌的人是大姐。 大姐长我20岁。她聪明伶俐，能说会道，有一样，就是倔犟。她爱和母亲唱对台戏，母亲让她往东，她偏往西，常常气得母亲抹眼泪。也许是基于这个缘故，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日，母亲便把20岁的大姐嫁了出去。     

于细微处见真情

1963年春节，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来到上海。年初三晚上，全市1000多名各界妇女代表，在上海展览馆友谊电影院热烈欢迎总理和邓大姐的到来。当我陪同总理、邓大姐步入会场时，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总理满面笑容向大家挥手致意。我请总理和邓大姐入座，总理一定要我坐在他和邓大姐中间。正在尴尬的时候，总理说：今天你们是主人，主人怎么可以不陪客人呢？总理是最能细致入微地体察人的感情的，他就是用了这一句幽默的话，使我紧绷着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摆脱了拘谨。我坐在总理旁边，就象坐在一位慈爱的长辈身边那样，感到格外亲切、舒畅…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往事

毛主席请曾志、水静和我吃饭 笔者:(即本文的整理者马社香,下同.——本刊注)这次您在庐山,曾和水静(原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本刊注)一起下山,接贺子珍与毛主席见面? 朱旦华:很自然的一件事,几十年了. 记得我上山的第二天,邓大姐去大礼堂参加预备会,我就在方志纯房里写材料.我用五六天时间把邓大姐要的材料整理了一遍.大约上山一周后,方志纯过来通知:毛主席要请我吃饭.我又惊又喜,忙问老方:“你去不去?”方志纯摇摇头说:“我又不是女同志.”我一下子真是喜糊涂了,没有听出方志纯的“话外音”.     

“红岩的事情就拜托你们了!”——记1985年10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周公馆和红岩村简

记得是1985年10月初，刚放完国庆假期上班后没几天，王明湘副馆长（时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副馆长——作者注）告诉我，邓颖超邓大姐已经到重庆了，隔两天就要到红岩来。我心里十分高兴，充满了期待。因为1978年8月，我和王馆长在北京先后采访过邓大姐两次，最后一次结束时，邓大姐曾经拉着我和王馆长的手说：“重庆，我一定还会回去的。我还想回去再看看重庆，看看红岩!”     

永远的邓大姐

邓颖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然而,人们对她印象最深的一个称呼还是———邓大姐。1991年三八妇女节时,全国妇联的领导和一些中青年女科技工作者到中南海西花厅拜望邓颖超。一位20多岁的女科技工作者出于对前辈的尊敬,叫了一声“邓奶奶”,话音刚落,邓颖超就说:“你给我升格了,还是叫我邓大姐吧。”一时间,西花厅内充满了欢快的笑声。1904年2月,祖籍河南光山的邓颖超出生在广西南宁。她三岁丧父,靠坚强正直的母亲杨振德行医、教书度日,母女俩过着清贫的生活。邓颖超原名邓文淑,上学时老师给…     

周恩来总理在伯延

1961年5月3日早饭后,周恩来总理偕同邓颖超大姐乘专车由邯(郸)达武(安),下榻于部队的一个营房,开始了对伯延村的4天视察。总理每天早饭后乘车到伯延,晚饭前返回驻地,中午在伯延就餐。邓大姐因胃有病,中午不在外就餐,下午才到伯延去。陪同邓大姐的还有全国妇联的几个人。 总理来视察之前就已派办公室主任许明(女)、外事秘书马列等人到伯延调查研究。陪同周总理视     

水静眼中的周恩来

正在水静书房的显要位置,挂着一幅放大的黑白照片。上面有与她共同生活了30多年的丈夫杨尚奎,还有她所敬重的伟人、视如兄长般的开国总理周恩来。画面上,周恩来右手臂习惯性地放在腰间,弯曲着,左手臂自然下垂,水静和丈夫杨尚奎则相依在他的右侧。这是1961年9月17日,在中央第二次庐山会议结束之后,水静和杨尚奎陪同周恩来去南昌途中,在庐山脚下的秀峰照的。照片上的三人笑脸     

邓大姐,我完成了您的嘱托

1992年7月18日,我和高振普随领导同志一道护送着邓颖超同志的骨灰来到天津,完成邓大姐的嘱托:把她的骨灰撒入滔滔不息的海河。天津是邓大姐度过童年、青少年时光和步入革命生涯的地方。当披着黑纱的灵车驶入天津后,几十万市民聚集在街道两旁,眼含热泪默然肃立,深情地哀悼这位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面对这感人肺腑的场景,作为在邓大姐     

人人都很棒的哈佛耶鲁

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上对于安乐死的问题争执很大，邓大姐知道后就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安乐死。那是1988年1月间，邓大姐从她最爱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中听到北京首都医院的一位大夫谈论安乐死。那天，她不但一字不漏地认真听完了节目，而且还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的同志们写了一封信：“今天你们勇敢地播出关于安乐死的问题并希望展开讨论，我非常赞成。首都医院那位大夫的意见，我很拥护。     

唱支山歌给党听

2006年3月4日晚上7点,在锦州市太和区钟屯乡罗台子村,“小辫大姐”又和往常一样,准时打开电视机,看起新闻联播。“小辫大姐”名叫王桂茹,今年56岁了,因为扎着两条麻花小辫,便得了这样一个外号。王桂茹爱看新闻联播,绝不只是关心国家大事那么简单。原来,生就一副好嗓子的王桂茹很爱唱歌。1996年春节,王桂茹去村敬老院给郭大娘贺90岁大寿时,一曲现代京剧《红灯记》技惊四座。之后,许多人都缠着她教唱歌,她便成立了一个由六人组成的文艺演出队。一开始,大家只是唱唱革命歌曲。后来一天,王桂茹突发奇想,将计划生育的国策编成歌词进行演唱,没想到…     

服务快车

我到一家公司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先是埋头苦干,后来跟一位大姐聊得火热。这位大姐人虽热情,但是非太多,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儿。她和公司里的某大姐就像仇人。上班的时候,她常常来找我聊天。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在公司里越来越孤立,后来我不得不离开那家公司。你说人与人的距离该有多远呢?     

“七仙女”访庐山留深情

1959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一辆小车驶进中南海，停在周恩来总理办公、住宿的西花厅前。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走下车来，见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已站在大门前迎候。总理握着严凤英的手说：“去年在合肥见面时，我就说要请你们来家里做客，我没有食言吧。”在小餐厅里，总理和邓大姐亲切地与严凤英、王少舫交谈。     

黄宗英与翻译的缘分

当过电影明星、报告文学作家的黄宗英,后来成了翻译家冯亦代的夫人,从此,她结识了翻译界不少新朋友,接触的翻译作品也多了。近些年,她还热心倡议在现代文学馆中专设文学翻译馆,这些无疑都表明了她同翻译的一种缘分。其实,这种缘分可以追溯到七十年前,那就是她同著名翻译家宋淇的一段交往。春节前夕,笔者收到黄宗英大姐寄来的一张带有电脑制相的年历,上面还提有“依然有着当年心情的我”字样。这张照片,衣着时髦,楚楚动人,尽显当年风姿。后来有一次我笑问她,为什么会想起选这么一张时髦的玉照印在年历上?于是,黄宗英向我讲述了一段她与宋淇交…     

苏华大姐，我们的楷模

苏华大姐走完了百年人生,悄悄地离开我们了。生命固有终结的时候。但苏华大姐的离去总让人不舍和痛惜。苏华大姐原住在古田新村。前5年搬来大营里大院。跟我同住一幢楼。因为年龄大了。平时老大姐不太出门。但每逢春节和其他重要的活动,我都上楼去看望她,同她     

党建为企业送出一个清凉的世界

在沈阳德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有一位人人都竖大拇指的“德氏大姐”。她是冷饮厂的一名采购员，更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德氏大姐”凭着对工作的责任心和端正的品德，能为公司省钱的绝不多花一分钱；在工作中积极动脑，兢兢业业……德氏集团的企业精神在她身上真正得到了体现，而“德氏大姐”只是集团众多优秀员工的代表之一。     

讲党性 讲原则的共产党人

了不起的一票 在中国现代史上,在革命队伍里,有许多杰出的女同志深受大家尊敬,人们亲切地尊称她们为“大姐”。陈少敏同志便是其中一个。 1966年8月,北京的政治气候十分严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了。 陈大姐作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全会。当她走进会场,看到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竟然有一批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会议,心中便不以为然。后来她曾说:“那时,我真的不明白,这么严肃的中央委员会议,怎么让造反的红卫兵来吵吵闹闹,这是干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