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形象权纠纷案件类型化研究

我国目前对形象权并未在立法中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对出现的形象权纠纷案件都是通过人格权、著作权、商标权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进行保护.这四种保护模式在具体适用上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但是也都存在着各自的不足.在我国将形象权纳入立法之前,司法审判中需要拓宽思路,通过把握形象权的本质属性作出科学公平的裁判.     

行政垄断的真实面目及遏制

在反垄断立法过程中,行政垄断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焦点问题。这也是困扰反垄断立法的关键问题之一。就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行政垄断确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引起了民众、政府、法学界及立法机关的高度关注。反     

我国法律适用法中反致制度的立场及其反思

在涉外法律关系中,反致关系着实体法的适用问题,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排斥了反致制度,但笔者认为反致制度在涉外法律关系中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然而学者们对反致的态度不一,主要有两种态度,即赞成派与反对派。本文试图从赞成派与反对派的辩驳来论证反致制度存在的价值,阐述了反致制度的合理性及存在的缺陷。     

我国邪教犯罪立法完善研究

邪教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邪教通过控制思想,使其丧失正常的理性思维,在精神控制下实施犯罪行为,具有反人性、反政府、反社会的性质。全世界人民深受邪教之害,民众对邪教反感至极。运用法律手段预防和惩治邪教犯罪,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通过梳理我国邪教犯罪立法,对推进我国邪教犯罪立法完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家庭暴力防治的法律思考

家庭暴力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它极大地危害着社会治安、家庭稳定以及妇女儿童的身心健康。我国家庭暴力发生的原因有传统观念的影响,立法不够完善,执法不严等等。因此健全我国反家庭暴力的法律机制势在必行。     

在华跨国公司限制竞争问题及法律约束

在谋利性的驱动下,在华跨国公司实施了大量的限制竞争行为,破坏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内企业的利益。而我国现行竞争立法存在重大缺陷,不能有效地应对跨国公司的限制竞争行为。权益之策是充分利用现有立法资源,将亟需规范的部分经济垄断行为补充进《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者以行政规章的形式予以颁布实施。长远之策则是抓紧制定出台《反垄断法》,对各种垄断行为予以统一约束。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后可能产生的影响探究

家庭暴力,一直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我国一直致力要解决的问题。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和实施不仅会在立法体系、收集证据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带来积极的影响,相对也会造成公权力过度干预和侵犯隐私等消极影响。但是,总的来说,利大于弊,《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现状、域外治理及借鉴

在国际组织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反腐败立法和执法过程中,一种融合多种措施的综合治理机制逐渐得以形成,并为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所采纳。在这种综合治理机制下,各种措施都受到重视,执法资源也将被合理分配到各种措施中,以保证这些措施能够良性运行并起到互相补充的作用。这种综合治理机制主要表现为:硬法和软法相结合,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积极管理,规制模式多样化。就完善我国反跨国公司贿赂的治理对策而言,治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在立法层面上,完善我国反跨国公司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制裁;二是在司法层面上,司法机关积极执法,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对反跨国公司贿赂犯罪的斗争;三是在公司层面上,推广跨国公司合规计划,完善企业自我规制体系。     

驰名商标淡化侵权的表现形式及认定

驰名商标享有很高的信誉度和知名度,世界各国都通过各种措施对驰名商标进行特别保护。在众多的保护措施中,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对驰名商标进行反淡化保护。结合国际立法及我国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对驰名商标的淡化问题从淡化的理论、表现形式及认定等方面略作探讨。     

中国的工作歧视:形式、原因及对策

本文是对我国工作歧视现象的研究。本文分析了我国工作歧视的形式,分析了工作歧视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对策。本文认为,国家的作用在我国反工作歧视中至关重要,国家不仅要完善立法和执法,还要规范自身的用工行为,清理和及时废止与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相悖的法律法规,承担生育成本,培育劳动者自身组织的力量等等。     

我国反洗钱犯罪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反洗钱犯罪的立法中存在着上游犯罪范围过窄、洗钱罪的主体和罪过形式有限、缺乏专门的反洗钱法等问题,这些严重阻碍了金融和司法机关对我国洗钱犯罪的控制和打击。而从我国洗钱犯罪的现状看应有步骤地扩大上游犯罪范围,尽快制定出专门的反洗钱法,加强反洗钱的国际合作以有效地预防和打击我国日益高涨的洗钱犯罪活动,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论我国《反恐怖主义法》中的“去极端化与反极端化”

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思想根源,打击极端主义是彻底遏制恐怖主义的关键。打击极端主义的方略可具体划分为去极端化与反极端化两种。前者是对已经接受极端思想者实施的特殊预防性措施,目标是使其放弃极端主义思想、重塑身份认同与复归社会;后者是对社会公众采用的一般预防性措施,目标是使其养成抵御极端主义思想侵蚀的能力,避免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对去极端化和反极端化作了初步规定,但是与域外相关法律制度比较,还需在实践主体、实践措施和立法体例等方面作进一步完善。未来有必要制定单独的《反极端主义法》。     

我国行政立法后评估的现状与分析

行政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一直以来,我国行政立法工作的重点是创制新法,缺少对现有行政立法进行修改、补充和废止。这种发展趋势,尽管满足了行政立法在量上的需要,但却难以保证行政立法对质的追求。因此,为了提高行政立法的质量,我国正尝试建立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并积极对该制度进行有效的研究和探索,旨在为我国最终建立统一的行政立法后评估制度创造条件。     

论我国环境立法价值选择过程中的价值冲突与协调

在我国环境立法不断补充和修改的过程中,理论上我们可以看出环境立法目的所涉及的是我国环境法制定过程中的环境立法价值体系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环境立法的价值体系如何配置,是强调环境公平还是效率优先、是追求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我国环境法价值的好坏以及实行中所获成效的大小。通过探析我国环境立法价值体系的配置,阐明价值选择对我国环境立法的重大意义,并通过分析环境立法过程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及如何协调我国环境立法的价值冲突,最终提出实现我国环境法质的提升的可行途径。     

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适用立法及其完善

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适用立法,指的是由我国特定的立法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认可与变动国际劳工标准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问题,是国际法对国内立法影响的具体体现。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适用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在立法方式上,采取"转化"还是"纳入"的方式,缺乏统一规定;在立法主体上,存在立法主体准备不足,参与力度不够的问题;在立法内容上,国内劳动立法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仍显粗糙。进一步完善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适用立法,需要在立法方式、立法主体、立法内容等方面努力。     

对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的立法思考

《刑法修正案（七）》降低了绑架罪的起刑点，但存在减轻处罚情节设置过于粗糙的问题，未对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明文加以规定。立法规定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可以为法官更加合理地解决劫持者的刑事责任问题提供法条基础；为警方解决人质危机提供法律依据，有助于促进人质危机的和平解决，从而提高反劫持人质犯罪的效率。我国劫持人质犯罪的立法上也应增设经谈判自愿释放人质减轻处罚的特别减轻条款。     

我国腐败犯罪刑事治理的困境及其破解之道——基于刑事政策的实践反思

从严反腐是我国的一贯传统,但是立法和司法的实践模式反映了"零容忍腐败"的刑事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异化为"有限容忍腐败"。《刑法修正案(九)》对于腐败犯罪的重大修改和"两高"关于贪污贿赂犯罪量刑的司法解释,一定意义上是对"宽容腐败"做法的纠偏和对"越反越腐"民意困境的回应。面对新时期反腐的严峻形势,应当从政治、历史和个人意识各层面检视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实践存在诸多问题的根源,并且从"政法"结合的系统方法论出发,政治上加强制度反腐,法治上严密反腐的立法和司法体系。     

对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思考——比较、反思与构建

本文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立法概况入手,采用规范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从行政法视角剖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现状、问题与困境,并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救济制度的具体建议:确立穷尽行政救济原则和司法最终原则;确立公民知情权的宪法地位;建立信息公开审查委员会和不公开审查制度;构建反信息公开诉讼制度的具体规则.     

谈对商业贿赂的治理

商业贿赂是腐败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商业贿赂曾导致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受阻、腐败横生、社会动荡。有些国家的政权甚至因贿赂丑闻而垮台。从上世纪70年代起，商业贿赂现象逐渐引起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重视，人们对商业贿赂危害性的认识日趋深刻，一些国际组织先后出台了不同的治理对策。许多国家加强了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目前，国际社会在治理商业贿赂的立法、司法、行政、企业自律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国反商业贿赂也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试论部门规范性文件在治理商业贿赂行政执法中的作用

为治理商业贿赂行为,国务院各部委制定了大量的部门规范性文件以指导行政执法。首先肯定其在我国商业贿赂治理行政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并主要以国家工商总局制发的部门规范性文件为例,分析其在正确适用法律、具体指导行政执法中的重要作用。并围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提出相应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