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认国际问题政策研究的学术性

国际问题的政策研究是一种学术研究，与理论研究、政府决策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的链条。中美两国在三者关系上存在着不同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的理论研究和经过理论及方法训练的政策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质量需要进一步强调学术独立性、研究方法、学科专业化，以及政、商、学、媒之间的互动。     

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战略与政策

目前，学术界存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相分离的情况，原因有三：普遍性的理论似乎不能运用于具体政策；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对理论自身的误解；理论家不参与政策分析。论文认为：作为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简约性、解释性和可证伪性等特征，可以直接运用于国家的对外战略制定；而理论的推论和外交政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应用于具体的政策分析成为可能。此外，理论的学习和理论思维的形成，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

本文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规范性研究三个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核心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动力问题,不同理论流派或是把民族国家政府,或是将功能部门,抑或是超国家机构以及制度安排看成是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变量。比较政治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主要围绕欧盟的政治权力结构、运作程序及其效用而展开,试图回答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欧盟,其各司其职的机构设置、各机构运作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产生的政治结果和治理水平究竟怎样。而规范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其核心问题是欧盟政治秩序,关心的是欧盟最终向何处去,要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其治理的规范原则以及合法性来源如何,以及通过何种路径建构欧洲政治秩序等。欧洲一体化理论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主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在不断的争鸣与融合中向前发展。     

从“政学相轻”到“政学相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之弥合

政府与学术界、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的相互倚重、紧密结合是现代化国家政学关系生态的一个重要特点，两者的分离既不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也不利于发挥学术研究的社会服务功能。政策研究与纯理论研究各有分工，不可简单地以功效来判断。一个学术大国既应有丰富的政策研究，也应有深邃的基础理论研究。由此，政府决策才会从容有度，政学关系就可良性互动。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历史学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其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有助于研究者理解现时代的国际问题;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灵感;历史学还具有借鉴功能并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当然,纯粹以历史方法研究国际关系也有其局限性,只有和国际关系的其他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历史研究才能更好地为国际关系研究奠定基础。     

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关性

国际关系理论曾经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外交政策的实践也促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学术界和决策圈存在着一定固有的区别,但近些年来二者的鸿沟在日益加大。学术界和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合作和了解,促进二者间的双向互动,学者们也应当加强务实性,密切同政府的联系。     

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进路——兼论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与学术性

近年来,中国学界提出了创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命题。创建中国学派的要义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问题意识”,二是反映中国之国际观或国际政治哲学。中国学派的基本进路就是“既要研究问题,又要思考主义”。国际问题研究的政策性和学术性之间存在复杂的辩证关系。只要整个学界有一种自然的分工,研究的是真问题,或构建的是具有知识增量的理论,中国学派就将在健康的研究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     

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进展与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及其中国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主题涉及理论概述和诠释、国际关系重大现实问题分析、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发展路径和方法思考等。已有的研究关注者甚众,但存在专业研究队伍偏小、研究者之间的沟通较少、研究主题分散、实证研究甚少等问题。未来应加强经典文本及方法论的研究,追踪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深化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研究,高度关注并深入解读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双重超越的困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政策刍议

在理论和政策命题上,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方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化工作尚未完成,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处于“贫困”状态;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又面临着沃尔特、奈等提出的“回归政策”命题的挑战。超越这一双重困境的可能路径包括：区分政策导向型的“政策相关性”理论及知识导向型的“非政策相关性”理论,提倡实证导向的研究,提高政策研究的知识性和学术性,复兴、重建历史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地位,以及注重对未来决策者的培养。     

“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摘要：冷战后俄罗斯、中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实践与前景

为了对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一比较全面的了解与认识，2002年1月25日-27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在北京主办了“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黄宗良、李凤林(北大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原驻俄大使)、张汉清、林勋建教授等主持了研讨会。     

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脱节的症结与出路

2009年6月27—28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以“国际问题研究的学术性与政策性”为主题举办了一次青年论坛。与会者围绕“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理论与政策”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发展方向”两个议题,对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思路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本刊“主题讨论”特刊载部分与会者为此次论坛所提交的书面发言。本刊主编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为此组讨论文章写了引言。此外,研讨会上,约瑟夫·奈等美国学者的相关文章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经作者及原载刊物授权,本刊将约瑟夫·奈及李侃如的两篇文章译成中文。一并刊发,以飨读者。     

学者参与决策过程的五种角色

学者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和作用呈上升趋势，在公共政策制定的各个环节中，学者分别扮演议程设置的塑造者、政策方案的设计者、政策采纳的“决策者”、政策执行的协助者和政策评估的“评议者”角色。学者参与决策过程必须基于自身的专业化，系统掌握特定领域的知识及科学逻辑的研究方法，才能在政策和社会服务领域更好地发挥作用。     

有助于对外政策制定的几种知识类型

要处理好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性和政策性的关系,一条重要的途径是发现某些有助于政策制定的知识类型。欧内斯特·梅、亚历山大·乔治和白鲁恂三位学者分别在历史案例研究、中层理论,以及国别和地区研究等领域有突出的表现,这三种知识类型有助于缩小国际问题研究中学术和政策之间的距离,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提供和运用这些类型的知识,学者可以对政策的制定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国对恐怖主义的研究述评

9·11恐怖袭击,迄今已整整十年,中国学术界对恐怖主义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大体集中于这十年间。自2004年以来,随着更多领域的学者特别是法学专家的积极加入,中国反恐研究成果丰硕,但尚未出现突破性进展。中国学术界有关恐怖主义概念的界定、历史渊源、国家恐怖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族际冲突、宗教极端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热点议题的讨论,反映出中国学术界关于恐怖主义研究的动态及前沿。     

作为修养与技艺的“历史”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前者兼具艺术性与科学性，处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而后者作为政治学的分支，一般认为属于社会科学。①它们既有共同知识兴趣带来的关联，又有学科分化造成的区隔。我们时常看到历史学家批评国际关系学者空言浮泛，而后者也不时嘲讽历史学的“琐碎馒订”。②持续的辩论交流间虽难免偏见误解，但的确使两者在学科属性、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路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得到了清楚的揭示。③可以说，重要的已不在划界，而是在明了各自局限的基础上，借鉴对方的知识与方法，使之适用于本学科的研究。④     

国家与儿童：民国时期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实践历史研究

儿童是家庭的瑰宝、民族的希望、国家的基石、社会的未来,儿童健康快乐幸福成长是国家最基本的社会福利责任。儿童照顾与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最基础与最主要部分。民国是儿童福利事业奠基时期,儿童福利政策与儿童照顾服务历史经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在社会现代化与福利制度创新背景下,儿童福利政策与照顾服务具有重大的理论政策意义。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经验方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的新政治经济学开始兴起,它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包容了公共选择和集体行动的逻辑等分析方法,并广泛地应用于各种经济政策的理论与经验研究。本文在阐述新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的基础上,以文献综述和评论的方式概述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基本观点、框架结构、分析方法和经验实证,并对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及具体方法进行了比较。     

“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研究所、北京大学东南亚学研究中心于2003年10月17—18日在北京大学共同举办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杜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中国政法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苏州大学、人民日报社等15个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和交流,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也取得了不少共识。     

巴里·布赞的国际安全理论对安全研究“中国化”的启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里.布赞教授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学系琳娜.汉森副教授通力合作的《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一书,①经由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精心翻译已正式在中国出版。该书对中国学术界的启示,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