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商谈民主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他关于公共领域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商谈民主概念,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兴起的研究、对公共舆论性质的考察,都揭示了一种建基于民众对话沟通的民主理论存在之可能性.而《在事实和规范之间》一书则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再建构和内部分型,即强公共领域与弱公共领域的划分,将双轨制的商谈民主理论正式推上历史舞台.作为突破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预示了未来世界民主发展的新方向.     

公共商谈与政治话语：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世界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要摆脱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唯一路径是需要对公共领域加以重建,以期能够提供“公共商谈与政治话语”的有效框架。在当代世界,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刍议地方立法沟通机制的建构——基于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

为了提升地方立法合法性水平。在地方立法中引入商谈性的民主立法程序是可期的。而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建构一套良性的地方立法沟通机制。     

哈贝马斯的正当性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重建性的正当性理论融规范性与经验性为一炉.由于继承了韦伯所开创的通过合法性的正当性的思想,哈贝马斯的正当性建构始终是以法律为中心,因此,正当性的经验之维和规范之维就转化为法律的事实性有效性之维与规范有效性之维.通过交往理性下的商谈理论,哈贝马斯最终成功地重建了法律的经验和规范之维.     

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释读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西方学术界广泛展开了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问题的研究 ,其中以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影响最为深远。哈贝马斯辩证综合地修正和重构了合法性概念 ,并且系统地指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 ,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 ,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他的合法性理论结构宏大而又紧密联系实际 ,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分析的理论典范 ,也是研究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合法性问题的一个理论支点。同时作为一位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家 ,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仍然有其值得商榷之处和不足之处。     

价值商谈理论与青少年价值观培养

价值商谈理论强调了交往中的主体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它认为在交往行为中,个体间进行平等、民主、无障碍的沟通与对话,从而达成道德、价值观念的共识。创造性地将价值商谈理论引入到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过程中,将为青少年的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试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展开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在众多的研究者当中,当属德国政治学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成果突出。哈贝马斯在他的《合法化危机》、《交往与社会进化》等著作中都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批判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根源,提出了避免和解决危机的方法,形成了著名的合法性理论。这不仅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理论典范,而且是研究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支点。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有其局限性,值得商榷。     

哈贝马斯主体间模式的规则观分析——我国行政组织立法商谈机制的结构性改革

在当代中国,国家与公民及公民相互间围绕利益、价值进行磋商逐渐成为社会常态,在利益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法律理论检视我国的行政立法商谈机制,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些问题。笔者通过对主客体模式规则观和主体问模式规则观的对比论述,用哈贝马斯的商谈论及其相关理论对主体间模式规则观加以研究和分析,试图对目前我国主客二分的规则思维模式进行一定反思并提出几点建议。     

西方自然法学派主要权利理论解读

社会法学派是现代西方法学派的主要派别之一,其本质是现实主义法学。权利理论来源于庞德的社会学法学,其基本理论主张表现为对过去法律权利制度的批判,重视“实际的法”而排斥“书本的法”。对其主要代表人物庞德、塞尔兹尼克和卢曼的权利理论进行解读,明确法律的任务或作用并不是创造利益,而只是承认、确定、实现和保障利益或权利,从而使法律成为调整和控制社会经济的有力工具,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秩序的条理化。     

法律和道德的差别与联系——对哈贝马斯商谈论中道德概念的批判

道德和法律不仅在权利的理解、调节的范围、价值和规范的关系、建构和认知的关系上存在着差别,而且还在认知的不确定性、情感的不确定性以及能力的不确定性方面相互补充。哈贝马斯在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的理解中只看到了知识论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而忽视了由传统文化积淀在个人内在深处的道德意识和法律之间的关系。     

商谈民主与现实政治——析哈贝马斯“理想交往共同体”的批判潜能

哈贝马斯的民主理论可以称为"商谈民主"或"程序主义民主"。商谈民主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商谈民主的规范性是如何又是在何种意义下与社会现实发生联系的?商谈民主的批判性潜能体现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些直接牵涉到商谈政治实践层面的问题,哈贝马斯当然要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才能让人消除这样一种误解:商谈民主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理论而毫无现实意义。     

行政听证的政治逻辑架构——基于商谈理论的视角

听证制度的本意在于规训和导控行政权力,它可以基于三权分立与制衡的逻辑,也可以运用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来建构。商谈理论强调,行政权力应由源于日常交往所产生的交往权力导控,交往则是基于理由的商谈网络的形成与论辩的互动。针对面临和处理的不同问题,商谈又呈现为三个层次,即实用性商谈、伦理-政治性商谈和道德性商谈。本文认为,遵循商谈理论的逻辑,行政听证可分为以实用性商谈为主的行政项目类听证和以伦理-政治商谈为主的行政规划类听证、以道德商谈为主的行政法规类听证。     

刑事和解的价值及其局限——基于对话商谈理论的视角

刑事和解已经成为近期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强调在加害人进行犯罪行为之后,由各方(包括调解人、加害人和被害人等)直接进行对话、交流和商谈,从而解决特定纠纷或者冲突,这与对话商谈理论有着内在一致性。对话商谈的视角可以更加全面地分析刑事和解的价值与局限。刑事和解的价值体现在尊重历史传统,保障被害人权益以及顺应刑法发展的总体趋势等方面。但是,刑事和解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微观操作层面的不足影响了其宏观功效的发挥。     

英国宪政:商谈式民主演进范式--对英国宪政进程的重新理解

以沟通行动理论解释范式对英国宪政进行重新理解在政治商谈过程中以理解和形成共识为取向的社会主体沟通行动不仅推动了英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合理转换且对不成文宪法的产生具有构成性意义;在政治沟通过程中不断推出的议会、政党、内阁、选举制度,成为规定和迫使这一过程得以合理进行和维续的重要交往形式,也是现代自由社会整合得以实现的必要民主政治结构条件;社会的自由整合由沟通行动导致且由沟通行动过程中形成的立宪信念、原则和制度支撑和维系.     

阶段现状与行为本质: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再考

哈贝马斯曾于阶级结构、生态平衡和人类学等角度揭示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当前,受国家强化干预功能、推进科研与技术依存等内在特点的影响,这些西方社会问题与合理性层面、合法性层面和动机层面的危机相联系。"危机理论"以温和的态度对它们进行揭露和批判,并试图建构一种基于交往合理性的现代道德,为我国现阶段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困境、解决方案及启示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出现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这种危机实际就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更准确地说,这种合法性危机就是形式合法性形态一元独大,并且日益膨胀,极大地弱化了实质合法性形态.这就意味着形式与实质的二元取向的合法性理论的终结,合法性理论本身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之中.为此,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家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都试图构建一种新型的合法性理论,以此来解决合法性理论的困境.     

税收争议解决的新模式：商谈

税收关系兼具公、私法的某些属性,在当下中国,更兼有征纳和谐的时代元素,相应地税收争议的解决也无法囿于纯粹公法领域的行政复议．诉讼等法定职权主义模式。本文以税收争议的本质、时代特征的剖析为立论基础,对税收争议的传统解决模式及其机制进行反思,并为应对时代迅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对我国税收争议领域带来的严峻挑战与重大机遇,提出一种新的解决模式——一商谈,即解决税收争议时,征纳双方交换信息,配合协作,形成共识,理性解决分歧,共创征纳和谐共赢。拟通过商谈模式的实践梳理与理论提炼,为更好解决当前税收争议拓展视野。     

论德沃金的道义权利理论及其社会学价值

德沃金将罗尔斯的道义论权利哲学思想引入法学领域．构筑了道义论的权利法哲学理论。他反对以功利最大化作为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主张权利应当基于尊严平等的理念。由此,他以平等的尊重与关切的权利为核心概念阐述了自己的权利主张。德沃金的道义权利理论不仅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刚性保障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为人们通过广泛的经济与社会权利以获得实质性平等的社会实践提供了富有创见性的理论参考．展现了权利理论的社会实践价值。     

论自然权利理论中的权利优先性

霍布斯、洛克等思想家提出的自然权利理论是启蒙时期权利优先性观念的体系化表达。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起源的关系中自然权利先于自然法,自然法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在自然权利的内容中体现着生命权的不可剥夺,自由权的排他性以及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自然权利的目的和价值中弘扬着人的自由、平等之主体性,并成为构建契约社会的理论基础。自然权利理论将权利置于社会价值的首要或优先地位,从而确立了权利优先性的自由主义权利观念。     

现代启蒙: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重新审视——兼论"启蒙与现代性"的关联

哈贝马斯创建社会批判理论的过程 ,就是他探索批判理论“规范性”的过程。在确定以“交往行动理论和话语伦理学”为理论核心的过程中 ,哈贝马斯对于启蒙的思考经历了断裂、残缺和重建三个阶段 ,其中关于“启蒙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思想 ,为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 ,并最终使他偏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批判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