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退的“黄金桥”到后退的“独木桥”——论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

刑法中设置中止犯并给予宽大处理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及时退出犯罪,然而,由于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共犯人成立中止的条件比较严格,致使鼓励中止、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针对此问题,在中止之外承认脱离共犯关系,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     

挪用公款罪共犯认定的疑难问题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共犯认定应根据刑法总则关于共犯的原理来加以解决.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分别利用职务便利共同挪用本单位资金的认定不能一味认定为挪用公款罪,而要区别不同情况分别认定;对挪用人不明知而使用人明知公款目的的情形不可能成立共犯;单位可以成立挪用公款罪的共犯,此时因为刑法没有将挪用公款规定为单位犯罪,应对其中自然人按共同犯罪加以处罚;公款使用人的帮助犯不能成立共犯.     

论我国共犯本质理论中的行为共同说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共同犯罪成立的理性基础在于犯罪的共同性,而不是行为的共同性。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既有的共犯成立范围理论并不能有力的解决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行为共同理论不仅可以有效解决传统理论上共犯形态认定的问题,而且也可以为复杂情况下共犯规则的适用提供理论依据。     

共同犯罪中脱离问题的困局与新路

在我国,犯罪形态包括预备、中止、未遂和既遂四种,但是共同犯罪的脱离是一种独立于它们的情形。当前我国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多借鉴日本共犯脱离理论,总体上将共犯脱离视为中止或者未遂的情形。然而,共同犯罪中的脱离客观上不要求整个犯罪中止,主观上又无被迫心态。因此,为了更好地完善我国共同犯罪理论,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共同犯罪脱离理论,在已有的四种犯罪形态之外构建脱离犯。     

浅议简单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人中止犯罪的刑事责任

简单的共同犯罪是指共同犯罪人之间没有具体分工，共同实行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犯罪构成行为的犯罪形态。简单共同犯罪的特点在于共同实行犯罪，即都实施了犯罪构成要件的客观行为，都是实行犯，不存在教唆犯、帮助犯等其他犯罪人。其不同于复杂共犯中共同犯罪人存在分工，且共同犯罪人有组织犯、教唆犯、实行犯、帮助犯等类型。因此，有些学者认为简单共犯定罪量刑比较容易，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及故意内容，直接依据刑法分别的有关规定定罪；然后，根据共同犯罪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依照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分别确立其刑事…     

论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

共同犯罪与单独犯罪在其犯罪中止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有其不同之处,单独犯罪中止比较容易界定,而共同犯罪中止因为是团体性质的犯罪,具有天然的复杂性,一个人中止犯罪并不能阻止共同犯罪中的其他人也放弃犯罪,所以这种犯罪中止比较复杂.我国刑法吸收了整体中止论的法律上的规定,没有把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的中止区别对待,这样不利于鼓励共同犯罪中的个别犯罪人积极主动的放弃犯罪,并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所以,应正确区分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的中止形态.     

大陆法系共犯概念之比较研究

我国刑事立法是直接将共同犯罪限定于故意犯罪范围 ,而台湾刑法、澳门刑法没有规定共同犯罪概念 ,理论上认为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某个特定犯罪。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在狭义上使用共犯术语 ,因此 ,往往没有规定共同犯罪的概念。尽管存在上述差别 ,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刑法规定与刑法理论都注意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共同犯罪中的体现 ,并且在共同犯罪内涵认识上 ,都体现了主客观相结合的原则。     

论主犯的认定与评价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认定主犯的关键在于主要作用的评价.要注重从客观上进行判断,一是要重视共同犯罪意思的形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没有实行犯的犯罪决意以及基于此决意的实行行为,就没有共同犯罪.二是要重视共同犯罪过程中对犯罪行为以及犯罪过程的支配,重视犯罪行为对犯罪结果的因果作用.同时,要以共犯人的行为表现与分工为基础,把行为人的分工和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联系起来,融合分工分类法和作用分类法的优势.     

片面共犯问题浅析

片面共犯是共同犯罪的特殊形式。在我国关于片面共犯理论上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之争。片面共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刑法分则及司法解释的肯定。片面共犯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在司法实践中应视案件的具体情况给予片面共犯以刑法处罚。     

共同犯罪的成立范围探究

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可见,二个以上"什么样的人"共同实施了"什么样的罪"是认定共同犯罪圈的关键.完全犯罪共同说纯粹从刑法规范的角度来确定"人"和"罪",全然不顾事实,极大地缩小了共同犯罪圈,导致其理论不能有效指导司法实践.部分犯罪共同说为弥补完全犯罪共同说的缺点则从功利角度对犯罪构成进行"强拆",但共同犯罪圈仍旧偏小.行为共同说①虽以构成要件事实为根基,但将共同犯罪的事实认定与刑法规范评价混二为一,不仅导致其理论具有功利主义色彩,而且在扩大共同犯罪圈的同时又在缩小共同犯罪圈.唯有对共同犯罪的"人"和共同犯的"罪"先进行事实上的认定,再对之进行规范评价才是准确界定共同犯罪成立范围的唯一出路.     

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有效性问题研究

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是犯罪中止形态的一种特殊形态。对它的认定,应当从共同犯罪理论与犯罪中止制度入手,不仅要考虑到共同犯罪的性质及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影响力和作用力的不同,更要考虑到中止制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共同犯罪中身份因素之探微

身份因素在共同犯罪的法律规定中前后存在矛盾,判断标准不一,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有较大的分歧,存在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嫌疑;共同犯罪中"共同"的标准亦即共同犯罪的本质是犯罪共同说是妥当的,但"共同"之程度还有待刑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大陆法系中所称之身份犯排除犯罪支配理论,而改用义务犯理论,无身份者不能成为有身份者之正犯,却可以成为有身份者之共犯;认定身份犯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依然不能脱离共同犯罪的本质,义务是确定身份犯在共同犯罪中所处地位之唯一标准。     

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定性问题研究

关于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较大的争议。借鉴国外共犯理论,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应引入部分犯罪共同说,并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共犯中止研究

共犯中止是一种复杂的犯罪形态。共犯中止成立与否及在量刑中的影响,历来存在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理论纷争。本文在考察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共犯关系脱离”、期待可能性理论和俄罗斯刑法的规定,提出应以共犯真诚中断共犯关系和消灭原因力作为构建我国共犯中止理论的基础。     

论身份在共同犯罪定罪量刑中的意义

刑法中的身份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身份不仅对于单独犯罪的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因此,外国刑法中大都有关于共同犯罪与身份的专门规定,在刑法理论中也都有共犯与身份的一席之地。我国刑法对共同犯罪与身份未作一般规定,刑法理论上也缺乏深入研究。本文拟对身份在共同犯罪的定罪量刑中的意义加以阐述,以期深化这一理论问题的研究,并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论共同犯罪人刑罚的从属性与独立性

共同犯罪相对于单独犯罪而言,是一种复杂的犯罪。从形式上说,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犯罪人刑罚的从属性与独立性理论,是从共犯从属说与独立说中化解出来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共犯"。从属说和独立说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共犯的犯罪性问题,即共犯的犯罪性来自自身还是正犯,但事实上,对于回答异质行为是否应该科处刑罚以及如何科处刑罚,才是独立说与从属说之终极体现。可以说,在刑罚领域的独立性与从属性解决的是共同犯罪人的刑罚是否存在"参照"或"依照"其他共同犯罪人刑罚的问题。     

片面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罚

片面共犯在刑法上并无规定。其与实行犯组成的犯罪形式由于不符合共同犯罪条件,可定名为片面共同犯罪。对片面共同犯罪中的实行犯应按刑法一般原则定罪处罚,而对片面共同犯罪中的片面共犯应根据实行犯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遵循一定的原理,决定是追究其刑事责任。     

共同犯罪成立范围与共犯转化犯之共犯认定

中国刑法中没有过失共犯与片面共犯存在空间，对向犯不应作为共同犯罪。只有行为人既有实施任意共犯基本犯的共同故意与行为，又有实施转化犯的共同故意与行为，基本犯的共同犯罪人才同时成立转化犯的共同犯罪；至于作为必要共犯的聚众斗殴转化犯中的共同犯罪认定，只要是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或积极参加者，均应对整个聚众斗殴行为造成的后果负责，故只要聚众斗殴造成了重伤、死亡后果，所有参与聚众斗殴的首要分子与积极参加者均应转化为伤害罪或杀人罪的共同犯罪。     

网络共同犯罪的刑法应对及完善思路

信息网络的虚拟性和无边界性,使网络犯罪所依存的空间从有形转变为无形,增加了网络共同犯罪的认定难度。网络共同犯罪在犯罪地点、犯罪行为以及犯罪主体上都具有特殊性,对其研究应从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的认定上着手。应当在严格、准确适用现有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之上,选择性地运用共犯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模式,以有效打击网络共同犯罪。     

我国刑法共犯与身份犯的立法现状及反思

对我国刑法有关共犯与身份犯极其有限的立法条文的分类列举和简要分析,可知我国刑法领域中的共犯与身份犯问题在刑法理论基础、立法模式、定罪和量刑规则上,均存在明显的有待完善之处.为弥补其不足,可以在刑法总则有关共同犯罪一章中规定如下条款: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的,按照正犯的性质定罪处罚,对有身份者可以依法从重、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