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效力之探讨——从比较法的视角切入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案例依此规定却往往会出现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损害当事人之间公平的情况.因此违反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在私法上的效力就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解读与审思:论合同无效的判定标准——以《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为中心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导致的合同纠纷数量在民商事案件审理当中占据较大部分,认定合同有效与否是解决此类合同纠纷的关键,但由于《合同法》中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比较模糊,也存在不少问题,因而导致实践中出现理解难、认定难、适用难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和开新。首先,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的两个成立要件为视角,对《合同法》中的现有的规定进行深入的解读;其次,对现有的法律规定的优点与不足进行评述;最后,结合现有的问题及相关个人研究,本文提出建立一个以违反公序良俗为核心标准,佐以双重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全新、多元化的判断合同无效的标准。     

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兼评《合同法》第51条之规定

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其债权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无关,应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平衡和维护各方当事人利益及与善意取得、权利瑕疵担保等法律制度的协调等方面来确定其效力.<合同法>第51条将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规定为待定,不利于法律的整体调和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和维护,应予修改.对于无权处分行为,法律应确认其债权合同的效力,而让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行为效力待定.     

VIE模式的法律效力分析——基于合同法第52条

我国尚未明文规定VIE模式的法律效力,实践中关于VIE模式合法性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合同法第52条。适用合同法52条判断VIE模式的法律效力时应深入理解脱法行为理论,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进行限缩性解释;同时VIE模式不会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且VIE模式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风险可控性,区别于股权投资下的股权权益,不会危及国家和社会利益。因此,应承认VIE模式的合法性,给予其更大程度的认可和宽容。     

违反公序良俗合同之效力探讨——基于《合同法》第七条和五十二条第四项的适用辨析

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直接援引公序良俗原则判定合同无效的案例,这些案例增强了公序良俗可适用性,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判案标准。关于如何适用公序良俗认定合同效力应该明确三点,第一,明确《民法通则》第七条、《合同法》第七条和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适用关系;第二,限制法官在该类案件中的自由裁量权;第三,对有关违背公序良俗的合同进行类型化。     

试论我国《合同法》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解释

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我国《合同法》第64条的理解和适用存在着争议。否定说认为该条文没有对第三人利益合同做出规定,第三人不享有直接请求权;宽泛肯定说认为《合同法》第64条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以及债务人依照约定而为交付两种情况;不足肯定说认为该条文实际上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第三人可依据该条的规定享有履行请求权,只是该规定尚不明确,在我国尚未形成第三人利益制度。经过比较分析,宽泛肯定说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论我国代理制度对仲裁条款的影响——以《合同法》第402、403条为切入点

我国合同法第402、403条分别规定了隐名代理、与英美法系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相类似的代理形式,在这两种代理中,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本人与第三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仲裁合意,那么仲裁条款能否约束本人与第三人呢?我国仲裁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做出规定。从理论上分析,在第402条的情况下,仲裁条款可以直接约束本人与第三人。而在第403条的情况下,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直接适用合同法的法条规定。     

浅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为视角

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交叉的情况层出不穷,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据方面衔接出现的障碍,导致实践中大量案件的处理受到阻碍,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在证据方面的衔接,仍存在许多值得注意和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现场询问笔录",实际仅是证人证言或者当事人陈述的一种载体,其实质仍是言词证据,如前所述,则不能在刑事诉讼中直接作为证据使用,应当重新收集。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的适用误区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确立了"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制度,对完善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意义重大.但该条规定在涉外审判实践中的适用存在诸多问题,法官对于第4条的适用条件、适用方式、适用结果等均有不同的看法.基于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涉外审判实践中的适用误区进行分析,厘清强制性规定的适用模式和路径,对真正发挥...     

建设工程优先权及其行使——对《合同法》第286条的解读

对《合同法》第286条的理解与适用，一直是民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通过比较分析，该条所规定权利的性质实为建设工程优先权，并有其构成要件、实行方式、与抵押权竞合及与消费者权利冲突时的处理办法等问题需要研究。     

建设工程优先权及其行使——对《合同法》第286条的解读

对<合同法>第286条的理解与适用,一直是民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通过比较分析,该条所规定权利的性质实为建设工程优先权,并有其构成要件、实行方式、与抵押权竞合及与消费者权利冲突时的处理办法等问题需要研究.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兼析新《合同法》第八条规定

本文对《合同法》第八条之立法缺陷进行了剖析 ,并提出了如何完善这条立法的个人见解。     

缔约责任构成要件探析——兼评我国《合同法》第42条、43条、58条之规定

我国立法对缔约责任构成要件规定的不明确,理论上对此看法并不统一,所以有必要对缔约责任构成要件予以探讨.为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均衡交易安全保护与鼓励交易的立法政策,缔约责任的承担原则上应要求责任人有过错,同时应在特殊场合承认无过错责任.在判断过错时,要在个案中考虑责任人对缔约对方的信赖能否预见.受害人的信赖是缔约责任产生的前提,但缔约责任的发生与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无关.在因果关系上,信赖利益受损与致损缔约行为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间接性.     

我国无权处分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我国《合同法》第51条为考察对象

我国《合同法》第51条所确立的无权处分制度,尽管逻辑严谨,但与民法的其他制度产生了冲突,且严重损害了善意相对人的利益。因此,应在尽量不对民法体系“伤筋动骨”的前提下,兼顾逻辑与公平,重建我国的无权处分制度。     

论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实践性——反思《合同法》第210条

实践合同存在的必要性受到民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挑战。我国《合同法》第210条将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规定为实践合同,此在司法实务似未有疑问,但理论界对其质疑不断。首先,立法未明确说明为何将"提供借款"作为合同生效的要件,而区别于保管合同中的成立要件,此有损于体系的一致性;其次,将"提供借款"作为强制性的生效要件,此为国家意志不正当介入私人领域,似有越俎代庖之嫌;再次,应区分合同之有偿、无偿,并作不同规定,因为在此两种情况下,贷款人之利益状态有明显不同。故有必要对《合同法》第210条进行重新架构。     

试论《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第十一条之不足--兼谈国务院的行政立法权

2002年12月1日开始施行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是国务院在总结1991年4月15日发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的基础上根据非法使用童工的实际状况修订而成.它的修订颁行,必将在保护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建立正常的劳动管理秩序,加强劳动行政执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它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其第十一条所规定的部分内容有探讨、完善之必要.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是证据能力条款还是证据转化提示条款,应结合证据能力理论的基本法理进行讨论．即应将该条文理解为赋予了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证据能力。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并不绝对导致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在区分强制侦查和任意侦查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行政主体应当包含授权行政组织,但不宜涵盖纪检监察部门。对条文中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应作限缩解释,强调其与四类证据具有同质性。对现场笔录的适用,应区分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应证据形式．作分类适用。强化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要注意加强对瑕疵证据的补正和行政执法人员出庭。对瑕疵证据补正可以使用刑事诉讼法54条的规定予以补正;行政执法人员出庭作证可以参考《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的适用其他人员条款。     

以一起担保纠纷为范本论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评新公司法对旧公司法第60条第3款的修改

我国司法机关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适用特殊的法律原则:"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有效的,适用当时的法律,依照合同成立时的法律合同无效,适用现行法律合同有效的,则适用现行法律".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了现行法律溯及力,难免有越权之嫌,这一原则适用的结果加剧了民事关系的不确定性、破坏了法制的稳定,同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身也尚需解释.这一原则的适用带有较大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2012《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予以认可,从理论维度对传统的证据转换说予以否定,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应运而生。较证据转换说而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更符合立法原意,体现刑事法律的体系化,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诉讼效率的价值,对立法完善起着导向作用。有效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离不开司法人员合法、正当司法：明确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性以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