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总拿自行车说事

面对中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号召,一些城市“限制小排量汽车”的土政策,理所当然地成为媒体和社会舆论的批评焦点。与此同时,许多城市对自行车的歧视问题,也成为大众关注的一个话题。人们形象地说,汽车是“铁包肉”,自行车是“肉包铁”,“车权”步步挤占人权,交通堵塞动辄讲“两轮”挡了“四轮”。现在是“百姓交通观”为自行车喊冤的时候了,该说一声:“不要总拿白行车说事!”主张限制自行车者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自行车挤占道路导致交通拥堵”,据说自行车运行时是公交车人均占用面积的七倍。二是认为自行车容易引发道路纠纷和事故,我国…     

聚焦"权力致富"

所谓权力,通常可从两个方面诠释,即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如国家权力等;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如分配上的决定权、业务上的审批权等。在我国,任何权力都是一定范围内的组织和人民赋予的,理当以大公无私为本分,以服务民众为天职。可现实生活里,不少地方和企业的当权者,大搞“权力致富”,制造“权力黑洞”,加剧了分配不公,极大地损伤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权力寻租”引发“官员暴利”近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在对“中国收入差距为何拉大”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中国最富有的人中不仅有私营企业主、外资企业和国际机构的中方高级雇员、非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机构的项目经理、个体工商户、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著名影星等,而且一些长     

“政绩”与“污柒”

“政绩”与“污染”的不正常联姻，已是老生常谈。 长期以来，政绩考核指标和官员晋升机制依然在围绕GDP打转，一些所谓的“明星企业”虽然污染风险重重，却能为地方创造可观的利税，支撑起政绩的“颜面”，这就必然诱发以环境代价换取显性政绩、以牺牲公共利益换取个人仕途的本能冲劝。而一些地方对污染企业大开“绿色通道”，对公众举报充耳不闻，乃至以“企业宁静期”、“挂牌保护”之类“土政策”阻挠环保执法，也就不足为奇。     

“土政策”：基层治理创新中的消极策略？——一项多案例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土政策”的基本类型及生发情境未展开充分探讨,而且多将其解释为政策执行中的负面属性或消极行为。基于基层治理创新的语境范围,可以从“政策模糊性”和“创新绩效吸引力”这两个维度来建立“土政策”属性的分析框架;结合不同案例认识“土政策”,可将其归纳总结为因地制宜型、形式主义型、主动加码型及资源拼凑型四种基本类型。在基层治理创新情境下,探究其中蕴含的内在逻辑和作用机制,发现上级压力、同级竞争及社会环境共同构成了“土政策”的衍生情境。     

敢于“露丑”是官员应有的品质

在7月举行的环保系统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强烈抨击了个别地方制定“土政策”为环境违法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并要求各地一律取消这些由基层政府出台的有悖于环保法律法规的“土政策”。这位局长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党中央、国务院对环保工作的要求没有落到实处，没有落实到各个工作环节。”     

纵论美国外交政策:从孤立主义者到"国际警察"

通过对美国建国至二战重要外交政策的梳理,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在外交政策上经历了孤立主义、门罗主义、门户开放和世界主义(即多边主义)的演变;与此同时,美国也由“孤立主义”者到“西半球警察”,进而演变为“世界警察”。美国成为政治强国的对外政策变化的主轴,是基于美国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力状况,追求以国家利益为主、兼有美国式的理想主义,同时兼顾国内政治格局的结果。     

地方保护 难有赢家

记者最近在各地采访时发现,一些地方仍市场壁垒森严。这种“地方大战”,制约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发育和成熟,妨碍了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这些“土政策”在“入世”的门槛前,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和国家的竞争力。对外开放,首先得对内开放。     

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四种因素

武陟县政协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有四种因素制约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一是优惠政策棚架现象严重。少数地方对国家、省、地、县出台的一系列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市场建设的优惠政策理解不深，研究不透，落实不够，有的甚至断章取义，片面理解，还有的甚至被一些“土政策”所替...     

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行政执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行政执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 ,目前行政执法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 ,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普遍性和公正性 ,恶化了地方发展的建设环境、投资环境和干事创业的环境 ,阻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重视和解决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十分必要。一、表现和危害目前 ,执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尽管表现种种 ,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方面 :一是用“土政策”代替法律。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出于自己行使权力的方便和保护地方经济利益的需要 ,制定一些超越法律规范的区域性政策和规定 ,将违…     

莫将“人民代表大会”当“会议”看

不久前,笔者读到检察日报“学者专栏”刊发的《代表大会不能用小组会议来替代》的文章,该文见地独到,说理严谨。但作为读者总期盼好文章能达到“白玉无瑕”的境地。下面,笔者就该文存在的一处概念混淆谈点看法。该文标题《代表大会不能用小组会议来替代》,出了一个明显的概念错误:要么将“人民代表大会”误认为“会议”了,要么将“代表大会”误认为是“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简称了;从正文中也能看到这一问题同样存在。如该文第一段“一些地方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常常用代表小组会议或代表团会议虚化乃至代替代表大会……”第二段“很多国…     

"怀旧风,阴柔气"--兼评"文学上海"之走向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不仅以快速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它的文学形象的建构也引起广泛的关注。特别是一系列或“真实”或“虚构”的书写“上海历史”的读物连连出版,如素素的《前世今生》,陈丹燕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程乃珊的《上海女人》、《上海lady》、《上海探戈》等等,畅销至今,蔚然成风。在这阵“风”中,我们被告知,一方面,怀旧是为了重新找回上海前进的方向。那个浮华璀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被称作“东方巴黎”的旧上海,它不止是美好的过去,更是光明的未来。另一方面,怀念那个充满情调的…     

换届选举中如何“坚持严格按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办事”

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办事是各项工作的要求,在人大代表选举中也不例外。但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土政策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并不一致。     

“愚蠢的人只晓得一条路”——西方国家国企改革的理性思维漫谈之二

<正> 和“条条大路通罗马”相映成趣,“愚蠢的人只晓得一条路”这句欧洲谚语,从一个侧面更鲜明地体现着西方国家认准目标、多方求索的务实精神。同中国的情况相差不多,西方政府面对国企最头痛的,也是与产权公有相连的“权责不明”和由政府投资导致的“目标冲突”两大国企病。西方至今并未完全解决好这些问题,但步子似乎要快一些;他们解决的过程也曾困难重重,但办法好像多一些。除了经济实力、意识形态的差异外,思维方式上的不同作用有时可能更根本些。比如解决“目标冲突”。由国企性质决定的既要“承担政策义务”又要“追求市场利润”这个二元目标,常使国企处在要么执行政策但增加成本甚至亏损、要么追求利润但违背出资人意志的二难选择之中。把国企完全“推向市场”、让政企完全     

网上生活的本质:"人--机对话"模型探析

自从人类开始使用机械设备从事各种生产活动和实践 ,“人———机”模型 (即人机系统 )就一直存在着。长期以来 ,这种人机系统中人与机器的联系是单方向的 ,即要么是人适应机器的操作程序 ,要么改善机器的操作程序来适应人在操作上的需要。然而 ,伴随科学技术发展到上个世纪中后期 ,特别是后期 ,以计算机和电信技术为依托的网络的出现和普及 ,这种人与机器的单向性特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上网使人们有了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和形式。上网这种“人———机”形式改变了以往那种“人———机”模型的单向性 ,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人机互动模型 ,即双向性的对话形式。说它是一种“对话”模型 ,是因为人们可以在网上工作、学习、沟通、娱乐和交谈等 ,宛如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谈话一般。笔者正是试图从上网这种人机互动性入手 ,从科技史的发展背景下分析网上生活的本质———“人———机对话”模型 (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新的视角和观点 ) ,分析“人———机对话”模型中“对话”的实质 ,以及进一步阐述这种“人———机对话”模型中的知觉系统和虚拟现实等方面内容     

"最后的农民"与政府的乡村策略

如今活跃在乡村田野里的大都是上世纪60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农民,60年代后期及其以后出生的农家子弟很多已脱离农业,他们成了“农民工”。“农民工”是从身份上定义的,即农民出身的工人。既然是工人,就不能把他们归为农民的范畴。因此,可以大胆地说60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农民,也就是35岁以上的农民很可能是中国“最后的农民”,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随着这些人退出农业生产,中国的农村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政府的乡村政策要适应这些变化。一笔者之所以把35岁以上的农民称为中国“最后的农民”,主要基于如下事实:其一,农村外出务工的主体是35…     

小议“刁民”

古语有“信口开河”,意为随口乱说。殊不知一些领导干部常常随口乱订“政策”、“法规”,群众揶榆这种“政策法规出在干部嘴上”的现象,叫“信口开‘法’”。“法”者,法规、政策也。政策和法规本应由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机关或政府的有关部门依法制订并颁布实施,可时下有些领导干部却常常心血采潮, 脱口而出一些政策性的法规,结果给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乃至各项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谓予不信,有例佐证。     

戳穿“梅花鹿炒种”骗局

最近，湖南省一些地方连续出现梅花鹿养殖户到政府上访、静坐事件，引发事件的缘由是：一些打着“科技兴农”旗号的企业，以“零风险、高回报”为诱饵，以高于市场价4至5倍的价格兜售梅花鹿仔，将养殖户数千万元资金圈入囊中后，这些企业就撕毁合同，不少农民被坑害得血本无归，据了解，湖北、福建、贵州等地农村也发生了类似事件。     

"政绩"与"包袱"

据《人民日报》４月１１日１０版报道 :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大举借债办企业、搞开发 ,欠下１亿多元“政绩债”。据镇政府测算 ,豫灵镇目前每年只能挤出近百万元还债 ,还清债务得要１００年。当地的干部群众形象地称之为“一届的政绩 ,几届的包袱”。现实生活中类似豫灵镇欠下巨额“政绩债”而让继任者和当地群众背上沉重债务包袱的县和乡镇有一定的比例。图虚名必然要遭灾祸。凡是欠“政绩债”严重的地方 ,往往是长期拖欠教师工资 ;老干部医药费无法报销 ;国家给的调工资政策不得到位而成为“空调” (进档案不增资 ) ;…     

人大监督“条管”部门于法有据

我国很多部门实行“条”“块”结合 ,以“块”为主的管理体制 ,也有如海关、金融、外汇、税务、工商、电信、邮政、电力等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部门实行垂直领导。这些部门具有非行政区划性、垂直性和相对独立性的特点。为此 ,地方人大能否监督“条管”部门 ,便成了热门话题之一。肯定者说 ,监督“条管”部门是地方人大的法定职责 ;否定者说 ,地方人大监督“条管”部门无法可依、无权可为、无责可究 (主要观点见之 2 0 0 4年 3月 2 0日《人民代表报》 :《地方人大不应监督中央和省级直管部门》 ;2 0 0 3年第 1期《人大研究》 :《试论地方…     

选择审议议题要坚持"四结合"

1 .“条条”与“块块”相结合。地方人大常委会既要坚决服从中央政策、国家法律法规 ,切实保证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在本行政区的正确贯彻实施 ,同时也要从本地实际出发 ,体现地方特色。为此 ,要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围绕中央的重大决策 ,确定审议重点 ,并以此为主线 ,根据地方政权特点 ,着眼于解决本地的特殊矛盾 ,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2 .必要性与现实性相结合。一方面要充分了解“一府两院”的工作重点和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把议题选在其需要加强和改进或正在着手抓的工作上 ;另一方面 ,要从自身实际出发 ,考虑组成人员对拟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