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惯性与公开:基于97个公共危机事件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以委托代理关系框架来定义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问责和惯性为关键解释变量建立理论模型,形成了研究假设,并以2009—2011年97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处于普遍的不公开状况,政府响应程度、危机事件级别、政府层级、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上级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及危机事件类型对其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问责和惯性是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与否的主要激励来源,信息公开相关制度、信息环境变化并未对其产生实质影响。地方政府隐瞒危机事件信息的制度逻辑在于在上下分治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就危机事件问责地方政府构成了中央政府分散执政风险的一种机制。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为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提供理论解释。由于数据的限制,讨论并未涵盖自然灾害事件。     

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中信息管理的困境与对策

新媒体时代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新媒体同传统媒体相比,具有传播快速便捷、信息公开透明度高等特点,政府在新媒体时代的危机信息管理困境包括危机事件发生前的政府信息公开不到位导致政府公信力不高;危机事件处理过程中舆论引导不当导致危机事件的处置不力;危机事件后政府信息缺失错位导致危机事件的警示作用发挥不完全等。主要对策有: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建立危机事件处置的舆论引导预案,注重危机事件恢复期信息管理加强其警示作用等。     

公共舆论危机中的地方政府微博回应与网络沟通——基于深圳“5.26飙车事件”的个案分析

在进入新媒体时代的今天,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信息发布、政治沟通、政治参与和舆论引导的功能.本文试图通过“过程-事件”的研究方法,以深圳“5.26飙车事件”中的政府微博为分析对象,剖析在中国特殊的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微博在面临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机制和表现形式,并对中国地方政府微博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反思.通过案例分析得出: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微博在公共危机中的表现以及最终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态度；地方政府微博公共危机应对的核心在于满足公众的期待,及时有效地发布相关信息；地方政府微博沟通的关键在于向公众呈现谦卑诚恳的姿态.为了有效地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各种危机,地方政府应该强化和规范微博管理,建立有效的舆情收集机制、政府内部联动机制和线上线下协调机制.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及理论解释——基于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案例的混合研究

公共危机事件问责是责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问责事件为例，运用回归分析与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导致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变量。研究发现，责任类型是影响问责强度的核心变量，责任类型、问责职级和政策环境三个变量的组合是影响危机事件问责结果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从责任政治理论的观念、结构、行为三个维度，阐释了公共危机事件问责的发生逻辑。对中国应对公共危机事件背后的问责机制进行分析，有助于深化对问责实践的理论认识。     

公共危机中影响政府信息公开的因素及其消解

在危机管理中,信息的及时、全面、准确、权威的发布对于消除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恐慌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部门是否如实公开信息,要受到公共危机产生的原因、制度的健全程度、官员的认知能力、道德水平、危机信息的性质和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等因素的制约.要消除政府对于公共危机信息的垄断,需要进一步健全危机信息公开的法律和制度、培养领导干部危机处理能力、健全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和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中国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的制度设计缺陷及影响

海南省等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问责制度主要内容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和实现机制。它的特点是问责主体与问责对象行政隶属关系的明晰,构成了典型的等级问责关系;问责内容广泛,涉及等级问责、职业问责、法律问责和政治问责等内容;通过直接界定和参照执行的方式确定了两类问责对象;单一的政府行政负责人启动机制,决定了问责的行政内部垂直领导的实现途径。这一制度设计的缺陷及影响是:由“单一问责主体和启动机制可以实现多类问责内容的问责效果”的假设难以成立,引发问责效果难以实现的问题;由“地方党委书记不过问行政问责”的假设不成立,导致问责执行中可能存在的党政冲突问题;由“‘部门行政首长’和‘政府行政首长’在决策权力与责任方面一致”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对政府行政首长决策责任如何界定及合理问责的问题;由“体制外信息提供者可以充分获取必要的信息和行使相应的权力”的假设不成立,带来的监督者难以到位的问题。     

公共危机:政府信用建设的拐点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容易诱发公共危机事件。近年来日益频繁爆发的公共危机对政府能否有效履行其公共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成为影响政府信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公共危机造成的大量资源损失会破坏政府信用的物质基础；危机治理的不足也将降低公众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信仰、对政府制度政策的公正性、合理性的认可程度，削弱政府信用的意识形态基础；危机处理中信息公开的缺陷还会降低政府信用的资信基础。另一方面，公共危机也会为政府制度向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完善提供外部动力，促进政府制度信用的提高；并推动政府从全能型向有限性、从权力型向责任型转变；改进政府的组织信用；还能通过感官等各种刺激激发行政人的伦理自觉和责任意识，增强行政人信用。     

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路径选择——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

政府信息公开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起着重要作用。汶川地震后,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制化建设在不断发展完善,问责机制也有所发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视角下,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配套政策,建立更加全面的预警机制,加强正确的舆论引导,同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搭建大数据信息平台,从而创建更加透明的服务型政府、数字化政府。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经济学分析

随着危机事件的频频发生，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越来越是人们研究的重点领域。传统研究更多地倾向于用制度主义来解释危机事件管理不善的原因，很少从经济学角度对之进行研究。本文以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提出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三个假说，以三鹿奶粉事件为实证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多角度探讨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长效机制的建设路径。     

公共危机中信息公开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都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浪潮,这愈发凸显出了信息公开以及信息管理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地位。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打造一个阳光政府,首先就要实现政府公共行政透明化。一个有效的信息公开体制可以准确地预测到危机的发生,并帮助政府提前做好防范和解决危机的准备。但是,就我国当前管理和公开公共危机信息的程度来看,无论是在预测危机、处理危机还是在危机后的重建方面都暴露出了诸多问题。将针对我国信息公开制度暴露出来的缺陷展开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以找出问题所在,并给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公共危机事件后政府信任受损及修复机理——基于归因理论的分析和情景实验

信任修复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归因理论构建了政府信任修复的总体框架,试图考察公共危机事件后,公众归因(责任归属、可控性、稳定性)对政府信任受损和修复的影响,以及政府对危机事件四种解释策略(否认、借口、道歉和理由)的修复效果。研究基于中国现实案例,采取情景实验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内部归因、稳定性归因越强,政府信任受损越大;(2)增加公众对危机事件的外部归因和不稳定归因,有利于修复政府信任;(3)否认和借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修复能力信任,但不能修复诚信信任,而道歉和理由对政府信任没有显著修复效果。本研究拓展了政府信任修复领域的文献,研究结论有助于从理论上理解政府信任修复的内在机理,以及指导政府部门更加有效地应对公共危机事件。     

公共冲突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建构

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的大量存在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在公共冲突的多元管理主体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从实践来看,公共冲突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不确定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目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冲突管理过程中冲突意识淡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制度供给不足、问责不到位以及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缺乏,使其对公共冲突管理基本处于"责任悬浮"与"效果浅表"状态。夯实政府公共冲突管理路向责任,需从构建公共冲突管理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健全的制度体系、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以及组织保障机制着手,并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舆论导向、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硬件"建设与"软件"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公共冲突的有效管理。     

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控制能力建设研究

公共危机控制能力是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危机控制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地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效能。本文在对公共危机事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地方政府的公共危机控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共危机控制能力建设的内容和途径。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整体性学习共同体：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的治理策略

公共危机的特征决定了危机学习应当是多方协调的知识整合行动。危机事件打断了组织的正常秩序,迫使组织对内部要素进行分析与重构,但碎片化的危机学习无法有效缩减组织智慧盲区,致使治理知识难以匹配复杂危机情境。为切实推动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增强公共部门组织韧性,需将整体性内核嵌入危机学习行动中,促进多主体知识流动,构建信息长效共享的危机学习网络。本研究以整体性治理为分析框架,从理念、主体、机制、制度、技术等层面对当前公共部门危机学习碎片化现象予以分析,归纳出科层权威下的策略应对思维、组织制度惯性、问责负激励等碎片化诱因并提出形塑危机学习共同体的策略。     

中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在现实运行中出现了诸如:重官意,轻民意、重副职处罚,轻正职问责、重执行不力,轻决策失误、重行政问责,轻民主问责;重有错问责,轻无为问责等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认识存在偏差,问责心理欠佳、法律规定缺位,难以依法问责、体制权责不清,造成问责困难、制度机制不全,影响科学问责、信息公开不够,影响公众知情等。为此,我们要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社会公众众对政府及行政人员责任的追究机制;政府责任划分明确化;完善问责法制和程序;建立责任评估体系;实行信息公开,建立公众投诉体系;加大监督力度,构建立体监督网络;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与提升政府的"信任"社会资本存量;对无为问责制不断进行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     

廉政问责程序中信息公开机制的建构

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避免廉政问责程序运作中极易出现的偏差性、滞后性和形式主义的危机,则问责信息就必须做到科学和有序地公开。廉政问责程序中的信息公开具有法理、制度和现实层面的多重依据。问责主体在廉政问责程序中,应推进有关廉政责任巡查、廉政责任归属、廉政责任追究和廉政问责最终落实等方面信息的全面公开。为确保廉政问责信息的有效公开,当前要通过建构廉政问责程序中的信息审核机     

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对策研究

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在行政实践中汲取公众信任与支持的能力。人民的信任是政府顺利执政的强大支持,拥有人民信任的政府可以无往不胜,失掉人民信任的政府必然举步维艰。政府的民主化程度、依法行政程度、负责程度、服务程度、透明程度、廉洁程度等都关系到政府公信力。总结失信原因,提出全面提升公务人员素质,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正确处理危机事件;提高科学决策水平,保证政策质量;严格问责,建设责任政府;推进信息公开,提高沟通质量;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公众发言权等对策建议。     

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责任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要以人为本,以防为主,果断处置,合理管理。管理应该分阶段进行:危机爆发前,培养危机意识,建立预警系统,加强政研合作;危机发生后,确保信息公开,动员社会力量;危机结束后,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危机后果,总结经验教训,启动政治问责。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这严峻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根据风险的多维度治理思路,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必须从多角度、多方向来考虑,采取多种有效的措施:建立健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重视专家队伍的力量,提高公共危机决策的质量;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建立信息资源库,畅通信息流通渠道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等措施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