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建设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是国务院颁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持续地振兴乡村,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需要大力培育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农村民力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态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计发展社会组织和农村民生发展社会组织等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对推动乡村民力、生态、生计、民生建设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国家应大力孵化这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并通过主体化、结构化、功能化措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组织逻辑与实践机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现代化取得历史性成就,其中的关键在于党对“三农”政策的全面领导。这一举措的具体路径可以被理解为以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整体性发展跃升,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在农村发展层面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建设领域的题中之义。现代文明建构中国路径的组织逻辑和党领导农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组织振兴是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即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队伍体系和机制体系建设。组织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主要机制在于以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为核心,建构具有整合性、能动性和规范性的中国特色现代农村组织形态,从而推进乡村振兴这一历史任务的实现,定型中国特色现代农村形态。     

现代化转型与在地化实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论析

现代化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发展历史性与现代性并存,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解决处于新、旧乡土伦理秩序的更迭之中,农村社会工作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任务。农村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力量参与乡村振兴需要对专业价值理念进行在地转化,以解决服务中不确定性情境与信任嵌入两难、多元角色期待与专业身份实现难题、地方性知识背景与文化解读错位、服务边界模糊与个体时空挤压的价值与伦理困境。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建设主要包括与地方性知识的在地对接、本土化服务的在地调试以及地方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四个面向。以地方性知识和本土化服务在农村社会伦理体系中寻求文化契合,主体性培育和共同体建构更新了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对个体能力肯定、对集体主义观念认可的内涵,在现代化转型中共同推动农村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的在地化发展。     

新时代南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乡村旅游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抓手。南宁市大力支持乡村旅游发展,近年来,乡村旅游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产业链条不断延展,综合带动作用日渐明显,但也存在乡村旅游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质量有待提升;乡村文化特色挖掘不够深入;乡村旅游经营方式粗放,产业增值效益较低;乡村旅游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集聚效应不高;乡村旅游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方面的不足。新时代南宁市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化内涵,推动产业融合,高品质打造品牌,培育乡村旅游产业集群,激活乡村旅游人才活力,不断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乡村组织振兴的基本逻辑及实现路径探讨

乡村组织振兴由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所决定,实施乡村组织振兴战略,可从根本上解决新形势对于农村基层组织化的冲击。当前,人才均等化需求与城乡二元化配置的矛盾、国家治理有效性与基层民主决定性的矛盾、乡村人才要素紧缺与土地要素挤出效应的矛盾、能人经济与群众智慧的矛盾是制约乡村组织振兴的四对基本矛盾,必须有针对性地予以化解。实现乡村组织振兴,就要夯实乡村组织振兴的人才基础,努力协调国家有效治理和乡村基层民主之间的关系,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有序推进。     

青年社会创业助力乡村振兴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青年作为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如何借助青年力量推动乡村振兴进程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社会创业具有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重作用,可以发展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助力剂",实现青年创新创业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双赢。文章通过对滴水恩社会创业教育项目和青年任旭平创办四川旭平兔业的案例分析,聚焦乡村青年社会创业的具体实践,分析青年通过社会创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的两种路径,为乡村青年开展社会创业提供建议,为我国乡村振兴开拓新的思路。     

用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水平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借助社会资本,可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弥补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不足,化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成效。我们可通过优化同质性社会资本、完善制度性社会资本、健全文化性社会资本等方式,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会建设参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参与乡村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性质、发展需要和实力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基本内容;捐资捐物、投资建设、扶贫帮带、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组织化水平、培养和提高负责人及社员的综合素质,借助政府支持、引领的政策外力,提高其乡村社会建设参与能力,规范其参与乡村社会参与的行为,实现其由单纯的"经济人"向"经济——社会人"的转变。     

推动公益类社会组织发展的对策

近段时间,许多省市都加大了对公益类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日照市也自2011年起,对公益类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做了先行探索。从日照市的情况看,公益类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公益组织向更高更远发展。主要问题是：资金来源渠道狭窄,制约公益组织发展壮大;项目开展重叠严重,造成社会公益资源浪费;项目开展缺乏监管,容易引起公众质疑;     

政党统领社会：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演化逻辑

新时代十年,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目标得以实现,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乡村治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新时代乡村治理取得辉煌成就的秘诀在于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领导能力、服务能力、治理能力、统合能力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的政治引领、组织嵌入、利益整合和价值塑造。“政党统领社会”分析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的生动呈现,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传统的总结与提炼,是对乡村治理困境的现实性回应,是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一模式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取得成就的内在机理,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认识。     

乡村振兴中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与共同富裕效应

乡村振兴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在多大程度上振兴,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产生多大影响,要看能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业已形成的城乡过大差距,改变农村的弱势化、边缘化状态,以及提升农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和能力。由于简单的、一般化的“经济—社会政策支持”难以解决那些已经和仍在边缘化的中西部农村的振兴问题,要实现其振兴,必须有韧性地介入,实施有韧性的政策和培植农村的韧力。在此背景下,中西部农村的振兴发展特别需要韧性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因为它是以乡村振兴为本、促进乡村韧性发展的政策,旨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振乡村人气和改善社会生活。它同时还是政策群,包括县域经济的振兴发展,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发展,以及其整合发展,进而促进乡村的共同富裕。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与我国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相适应,我国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经历并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制度创新。这个主要表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背后存在三种不同的战略思路,一为发展型战略,二为控制型战略,三为规范型战略。三大战略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力量,彼此互动和博弈,推进着整个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发展演进,随着法治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这三种力量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消融,共同推动着我国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朝着有利于社会组织积极作用发挥、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的方向发展。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社会组织的功能逻辑

社会民主化的趋势是由"控制的辩证法"决定的。这种趋势要求政府与社会充分地互动,社会管理才能卓有成效,并且可持续运行。良好的社会自组织状态对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昭示着社会组织的重要意义。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协同作用的功能发挥遵循着特定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的适时制定,是基于中国乡村在最近２０多年发展中,与城市发展之间呈现出的不平衡、不充分,导致乡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衰落的实际状况而提出来的。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许多国家都曾经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浪潮下,经历过乡村的衰落,而又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去推进乡村在新起点上的振兴发展,尤以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经验值得学习。我国所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本质,是回归并超越“乡土中国”,是对近代以来充满爱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们乡村建设理想的再实践和再创造,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要手段,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更是实现城乡一体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中国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乡土文化,故而,在进入新时代的浪潮中,如何走出一条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城镇化之路,振兴乡村显得尤为重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均衡发展、充分发展、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走出“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社会组织与社会性别互动发展研究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但需要社会性别的和谐,也需要社会与国家、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治理。文章在分析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性别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作用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女性社会组织能促使男女性别的平等和社会大众的公平意识,在鼓励女性更好地提升自我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乡村治理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检视与建构

乡村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呈正相关关联,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乡村社会资本给乡村治理既带来了积极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改革开放后,处于转型期的乡村社会资本正处于恢复与新生、替代与转型和复生与异化的变化之中.当前要提升乡村治理运作绩效,应积极培育和建构乡村社会资本,以此实现乡村的善治.     

“村超”出圈：乡村文化振兴新力量

让更多基层群众投身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发挥乡村内生动力,启动在地化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贵州榕江“村超”火爆现象表明,基于全球本土化和在地化视野,可以理解并尊重乡村的知识传统和文化传统,发挥基层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找到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因势利导精耕乡村体育土壤,发展乡村在地化体育,有助于推动新时代乡村体育文化长期繁荣,从而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