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产性强制措施

理论界至今尚未正式提出财产性强制措施这一概念。当前。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基本等同。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所采取的暂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各种方法或手段。《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第六章“强制措施”中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5种强制措施。     

我国的减刑制度及司法实务

减刑，是我国刑法条文规定的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在立法中把减刑作为一种经常性的，适用范围较广的刑罚制度加以确立，并使其不断日臻完善，是我国刑法的特色之一。一减刑制度的产生在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里，也有依据犯罪人的身份关系，在量刑时或刑罚执行过程中予以减刑的规定。如：“以八辟的邦法”。①所谓“八辟”即“议亲之辟”、“议故之辟”、“议贤之辟”、“议能之辟”、“议功之辟”、“议遗之辟”、“议勤之辟”、“议宾之辟”。辟，就是法。在酉汉王朝时期既有“赎免”又有“上请”之规定。自曹魏起，我国始有“八议”之说…     

刑事再审程序

刑事再审程序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程序之一，近年来备受法学界所诟病．究其原因，既有具体程序技术性设置方面的不科学，也有司法理念预设的过于理想化．更有司法体制方面的缺陷，同时，法院提起再审程序与“一事不再理”或“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也存在冲突。我们应正式确认“一事不再理”原则，可以在宪法中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原则性规定，也可以在改革措施上规定“我国公民若依刑事程序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享有不得就同一罪名再接受审判或惩罚的权利”。刑事再审的理念追求的应是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二者的平衡，以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     

论我国台湾地区军事审判权的适用范围

所谓军事审判权的适用范围，主要是指“军事审判法”的适用对象。凡“法律”有刑罚规定而台湾地区“陆海空军刑法”也有规定或有类似的规定的，不论台湾地区“刑法”及其“特别法”有无规定，该“法”为“陆海空军刑法”的“特别法”。因此，现役军人犯该罪均归属军事审判。台湾地区所谓的现役军人，是指依其“兵役法”或其它“法律”服现役的军官、士官、士兵。非现役军人也有受到军事审判的可能。     

徇私舞弊型犯罪共性问题研究

徇私舞弊型犯罪的“徇私”是动机性的主观要件 ,而非客观要件 ,其认定应采用司法推定的方法 ;作为徇私舞弊型犯罪前提的前提罪或原案必须事实上确属有罪或应移交的刑事案件 ,其认定以有证据证明为准 ,不以法院的有罪判决为准 ;徇私舞弊型犯罪中所涉及的受贿罪问题 ,应实行数罪并罚 ;刑事立法上应取消把“徇私”作为本类犯罪的主观要件、把“舞弊”作为客观行为要件的规定。     

像杨善洲一样贴近“三农”

杨善洲“一辈子忠诚于党、一辈子为民谋利、一辈子艰苦奋斗、一辈子清正廉洁”。云南省农业系统除了学习他的基本精神外，还要结合行业及自身实际，像他那样情系“三农”、重视“三农”、振兴“三农”，像他那样为政、干事、做人，始终把“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从中外几项法律制度分析我国古代人治社会的形成

中国古代是维护宗法等级的工具，规定各种特权；在刑事司法制度上把“礼”规定在“刑”里，行政司法不分，在诉讼制度上轻诉讼，重伦理；在审理依据上兼顾天理、国法、人情多元化。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五大继承并在新的形势下发展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 ,把依法治国提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载入了宪法 ,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反映了党的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的基本特征 ,属于战略范畴 ,是从全局上、长远上统管一切的 ,正如宪法规定的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映了政府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 ,同样属于战略范畴 ,是…     

关于设置专门行政处罚机关的设想

目前我国的行政处罚领域，多头处罚、重复处罚现象严重，引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为了严肃执法，整顿处罚领域不当处罚现象的继续蔓延，《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是，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这一规定的目的，意在行政处罚领域“鼓励改革，鼓励试验。”①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如何把除公安机关享有的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种类外的其他各类行政处罚权交付给一个行政机关行使，这是一个重大课题，…     

在抓落实中体现先进性

村级党组织“五个基本”（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制度、基本保障）建设，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成功经验。 “五个基本”建设中，阵地是基础，是平台，是依托。为此，我们把抓好村级组织阵地建设作为加强“五个基本”建设的工作切人点和突破口。     

“善其事”与“利其器”

孔子在《论语》中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思是说，一个做手工或工艺的人，要想把工作完成，做得完善，应该先把工具准备好。那么领导干部要想“善其事”，该如何“利其器”呢？重要的是要把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搞对头。     

城乡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的法学思考

我国现行《选举法》中“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规定有待进一步修改。“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城乡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是对宪法确定的公民首项基本权利——“平等权”的实现，它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基本精神，符合我国现在和将来的现实需要。     

论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意义

中共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把公开选拔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方式，这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我国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选择。（一）公开选拔方式有利于坚持和贯彻党管干部原则、改进党管干部方法《干部任用条例》规定了公开选拔的条件和资格。《干部任用条例》明确规定：“报名参加公开选拔、竞争上岗人员的基本条件和资格，应当符合本条例第六条和第七条的规定。”这些规定充分体现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原则，是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原则的具体化。《干部任用条例…     

网上追逃社区服刑人员法律问题研究

公安部《关于实行破案追逃新机制的通知》有关网上追逃程序启动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区矫正工作的新要求。为充分发挥网上追逃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有必要修改上述规定，把人民法院撤销缓刑、假释的裁定或收监执行的决定作为公安机关启动网上追逃程序的法律凭证，与此同时，也应该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来进一步建立健全“网上追逃”侦查机制。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中利益要件之检讨

非法收受型受贿罪构成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是理论争议最大、实践认定最为复杂的事实要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写进刑法后，对该要件的种种性质认定，或在理论上难以自洽，或难以适应实践的要求。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利益要件的规定存在矛盾之处。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来看，没有必要包含“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司法实践中，对某些行为的有罪认定，实际上已突破了利益要件的规定。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是预防和惩治犯罪的需要。取消利益要件，并不会扩大打击面，混淆非罪行为与犯罪行为的界限。     

论“危险状态犯”的犯罪形态问题

论“危险状态犯”的犯罪形态问题郑有荣，唐世涛在中外刑法理论上，作为“危险状态犯”，一般是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某些特定犯罪的总称。根据我国刑法的不同规定和这些犯罪的构成特征，可以把其分为“方法的危险状态犯”和“对象的危险状态犯”两类。从具体条文分布看，就...     

对刑法第20条中“行凶”一词的质疑

修改后的刑法确立了公民“特殊条件下的无限防卫权”，这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但是，刑法将法律意义十分含混的“行凶”也规定为无限防卫权的实施范围，将给其适用带来相当的困难；又由于法律具有指引和评价的效能，对“行凶”实施无限防卫权规定的严重负面导向作用，决不可低估。由此可见，“行凶”规定是刑事立法中的重大疏漏，必须尽快通过立法解释加以弥补，或废除其适用和效力，或限定其内涵和外延。     

重拾四要件犯罪构成：从可取性到核心重申

因为能够处理好自身与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关系，且能够吸纳正当化事由，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应予肯定。而在肯定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可取性之后，我们还应消除因“基本逻辑错误”“基本立场错误”和“基本前提错误”而对犯罪构成所形成的新的疑虑，且应赋予犯罪构成以“司法学顺序性”或“方法论顺序性”。进一步地，当把认定犯罪的方法逻辑和司法效率结合起来，则四要件犯罪构成的“内序”应确定为“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最终，四要件犯罪构成应重申的“核心要件”便是“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而这是由“犯罪主观方面(要件)”与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     

民主与“大民主”

以民主所包舍的四项基本规定来衡量，“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大民主”完全背离了民主，它根本不是民主．而是反民主。     

强基固本抓项目提升功能建体系

按照省市区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以全市“五个基本”建设示范点为契机，把“五个基本”、“七个体系”建设作为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主线，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进，取得初步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