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环境约束下绿色贸易政策转型研究

本文以资源与环境约束为逻辑起点，考察我国环境与资源逆差的情况，并对环境与资源逆差的深刻根源和历史贡献进行综合分析。同时列出经济增长、贸易与环境三者之间的方程关系式，说明我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前半段的阶段。以此构建绿色贸易转型政策体系框架，并对我国绿色贸易政策转型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对海关产品目录进行绿化，使产品按环境分类管理；对进出口企业实行名单绿化制度管理；对行业进行整顿绿化。设计具体的绿色贸易政策：以征收出口环节的环境关税为主导；制定市场准入和市场准出标准；积极促进外商绿色投资，防范外商直接投资西部转移的环境风险；从而调整进出口总量和结构，改善环境与资源。     

构建公平和可持续的上下游河流污染价值补偿机制

该文依据环境经济学物质平衡理论的概念框架，以污染者付费原则的环境经济政策为指导，研究上游河流水污染引发下游污染事件所致经济损失成本和事故技术等级关联系数，进而提出以公平和可持续的价值补偿标准为基础的上下游河流水污染经济补偿模型及其运作机制，并为环境会计的相关计量提供参考依据。     

低碳理念下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行政执法问题与对策

低碳理念赋予了行政以更多的内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为西部地区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链脆弱，同时其又处在产能转移时期，资源能源的紧张以及生存环境恶化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这就需要强化环境行政执法能力，提高环境行政执法效果，但现阶段西部地区环境行政执法存在立法缺乏针对性、执法权限不清、执法手段单一、执法环境有待改善、执法人员素质参差等问题，需要从增加针对性的区域立法、理顺体制、完善执法责任追究制度、提倡多种执法手段的运用、促进公众参与环境执法、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等方面对环境行政执法现状予以改善，同时，需要重视西部民族地区特殊域情，发挥宗教、民族习惯对执法的积极作用。     

中部地区的资源与环境管理制度创新研究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打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烙印，这极大地阻碍了中部崛起的进程。中部地区若要早日实现崛起，必须以“两型社会”建设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突破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的瓶颈，加快其资源与环境管理制度的创新。始终坚持节能环保、生态优先的管理原则；引导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进行清洁生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鼓励发展“两型”产业，并予以相应的政策倾斜；构建以绿色GDP为基础的地方政府考核体系，真正提高政府绩效；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与科学的资源、环境规制政策，进行管理制度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能源安全观及能源安全政策的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能源安全观经历了从“自给自足”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的转变,能源安全政策也呈现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恢复重建能源工业”的保障政策到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通过“走出去”战略实施能源安全“双保障”政策;从“开源”与“节流”并重的综合性保障机制到积极关注“提能增效”“保护生态”的安全保障新策略,再到如今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保障体系,我国能源安全策略始终立足于国内的能源资源禀赋和国内外形势不断调整和完善,为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实现能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做出了重要贡献。     

基于SBM方法的我国区域环境效率测度及空间效应

采用改进的SBM模型测度能源与碳排放约束下的中国省区的环境效率,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考察中国环境效率的空间联系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自1990年以来中国各地区平均环境效率呈下降趋势;总体上看,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水平较低,处于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失衡状态,而东部沿海地区则实现了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环境效率在邻近地域上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粘滞性,体现为一种空间趋同效应。国有(控股)企业比重、资本深化及工业能源结构对环境效率均有负面影响。     

西部小城镇建设中的环境管理政策

保护小城镇环境是当前农村环境保护的主要任务之一。“十五”计划提出了“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中心,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污染综合治理,改善城镇环境”的方针。我国西部地区资源环境状况以及小城镇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要求我们在西部小城镇建设中制定适宜的环境管理政策,以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我国区域能源-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

本文在对协调度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能源—经济—环境“3E”协调度的基本内涵进行了解析,指出“3E”协调度是定量描述特定地区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能源生产、消费与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以及环境承载力、环境保护之间的相互耦合关系,反映的是区域经济社会运行的质量指标,其大小、状态、分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稳态表征”,是能否实现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决定性因素。文章应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我国不同区域能源—经济—环境“3E”协调度进行了评价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从环境代内不公平性看中国的"洋垃圾"问题

环境伦理学中的代内公平性是协调不同国家、地区、民族间利益关系的重要伦理原则 ,它要求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问题上 ,都应以公平性为基础。一些发达国家转移污染的作法 ,是环境代内不公平性的重要体现。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洋垃圾”的分析 ,对我国环境问题提出警示。     

综合能源服务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正>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的新时代能源发展战略,为我国能源和电力行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是能源开发与生产、输送与供应、存储与转换利用等能源企业的新使命。“互联网+智慧能源”开启了我国能源发展的新局面,推动了能源系统的扁平化,再加上多能互补等各种新能源政策的出台实施,有效地促进了能源供应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从而推动了行业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并催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即综合能源服务供应商的出现。     

区域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

文章在借鉴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概念,建立了以"空间维"为核心的区域资源环境的经济承载力理论框架:(1)对影响区域资源环境经济承载力的各类因子及关联程度的分析;(2)对区际联系产生的区域内部自然资源供给、环境阻力的变化,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能力的分析;(3)区域资源环境经济承载力的动态分析模型;(4)区域资源环境经济承载力的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及其应用。     

走出能源“困境”的路径选择

能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去年入夏以来,我国能源供应出现了历史少有的全面紧绷的局面。关乎国民经济运行命脉的基础产业再现“瓶颈”现象,它所传递的经济信号告诉我们:能源资源已经无法承载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走出能源“困境”的出路何在?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选择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多层综合替代”路径。     

江浙缘何对台资企业吸引力大增

近年来,由于长三角与珠三角之间的竞争趋白热化,在成本不断升高及经营环境变化之下,开始出现珠三角外企向长三角转移的迹象,珠三角的北移问题日益严峻。珠三角外企未来将有多少会北移江浙,是当前海内外投资界—尤其是广东省政府十分关注的问题。进入2005年以来,种种迹象表明,台资企业从广东转移江浙似有增强之势,未来珠三角台资企业的区域经营动向,很值得深入研究和评估。珠三角台企仍基本稳定去年,台湾商界最大的行业组织“台湾机电电子同业会”,组织了一次业内的“大陆地区投资环境及风险调查”。该商会现约有5,000个会员企业,其中3,000多…     

区域统筹发展为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研究

本文以分析区域统筹发展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的关联性为切入点,概括描述了以区域统筹发展为导向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具体实施,并着重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区域效应进行分析评价,认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作为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促进地区和谐社会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重要的政策措施在缩小区域间经济发展速度差距、增强区域间经济发展均衡性、有效缓解区域间财政困难程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地区间统筹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和保障机制。     

转移支付对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效果的实证分析

转移支付制度通过对各地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来对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进行调控,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的前提,本文通过对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三大地区之间和三大地区内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缩小三大地区之间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对地区内部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效果不明显。     

促进中部区域创新的四维策略研究

促进中部区域创新,对推动中部崛起、构建新型中部经济具有突出意义.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崛起",鼓励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中部各省也出台了相关政策以促进中部区域创新建设.本文分析了中部区域创新的现状和特点,提出促进中部区域创新的"政策-平台-环境-网络"四维策略模型,为促进中部区域创新提供决策参考.     

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以新疆为例

能源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新疆是一个能源资源丰富的地区。本文主要研究了新疆能源消费结构,新疆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对能源结构的影响问题,并提出了关于新疆能源发展的政策建议。     

区域差距内生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思路

在非均衡力和经济一体化作用下,可流动要素不断向聚集力较大区域聚集,这就形成了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不断吸引可流动要素的良性循环累积过程,以及具有区位劣势地区不断损失可流动要素的恶性循环累积过程。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必须打破这种循环累积机制。而要打破这种不断积累区域差距的机制,则需要中央政府有序地组织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迁移,提高中西部地区参与全国经济大循环的能力;需要中央政府改革现有的转移支付政策,加大提高居民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为主要目标的收入型转移支付;需要在财政政策、金融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资源政策、人力资本政策等方面,实行东西部梯度的、有差异的政策,切不可过度宣扬经济一体化,实行"一刀切"的政策。     

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阶段性检视及未来发展展望——以甘肃省为例

环境司法专门化是我国环境治理体系逐渐精致化、现代化的重要环节。迎向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新态势、新阶段,以甘肃省为例,对过去十年间甘肃省中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阶段性发展状况作一分析梳理,证成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为我国环境法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乃至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中国经验”,业已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且符合中国环境的治理范式。同时,检视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尚存在环境法庭设立法律依据缺失、形式多元的环境法庭之间缺乏衔接规则、有关环境保护政策尚未形成统一体系等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环境司法专门化发展的新阶段应当从立法层面、司法层面出发,以立法形式确立环境法庭的合法地位、统一环境案件审理机构的设置标准、在确保地方环境政策体系化的前提下实现政策法律化,逐步建构更具中国特色的环境司法体制。     

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环境政策执行的创新

环境政策执行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的实现有赖于有效的环境政策执行.我国的环境政策执行还存在问题,如政府和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差、环境政策执行机构权力配置偏弱、执行主体职责不明、执行手段和原则固化硬化以及执行偏差的矫正存在缺陷等.为此,该文提出以生态文明理论为指导,创新我国的环境政策执行,主要包括:强化政府环境责任意识,推行生态经济的“四化模式”,明确中央与地方在环境政策执行方面的责任,增强环境法规的执法力度、提倡柔性执法,以及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拓宽公众参与途径等五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