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目标看“法治中国”的鲜明特色

党中央首次系统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总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制度基础和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本道路和基本途径。     

跨越时空的选择——我们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要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普遍性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带有中国的特性,表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它是本土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内在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四条路径得以实现,这四条路径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言路径、实践路径、解释路径和文化路径。     

中国道路的历史超越和国际解读

面对各种肯定或否定中国道路的思潮和议论,我们需要从本质上揭示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在纵向发展中认识这条道路的生命力,在横向比较中认识这条道路的优越性,以提升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和自信,在国际上促进各国对中国道路的理解和认同,进而击退反华势力炮制的"中国制度威胁论"和"中国前景不确定论"。     

一部公安史,就是一部爱民史

"来自人民、服务人民","立警为公、执法为民",这就是中国公安机关,这就是中国警察。因为如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公安机关和中国警察书写的这部爱民史,还将一直延续下去。     

民主调包计可以休矣

鱼目混珠，调包，原是普通骗局，现在却有人用之于改革开放和民主，这就是要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包。有洋调包，就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调换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西方民主。这似乎不少人已注意到了。还有土调包，就是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调换成胡适牌的改革开放和民主主义。这是新戏法。     

高质量发展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转型

经济学是经济活动经验和经济发展实践的产物。中国经济经过数十年的增长和发展,正在经历着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重大的实践创新。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坚持以马克思基本经济理论为指导,研究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推进和实现中国经济学的创新转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     

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进程及成果的文化哲学底蕴

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学底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文化哲学底蕴的内在根据。在文化哲学视域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进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文化张力的显性化过程,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文化哲学的渗透与追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具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深厚底蕴,它集中体现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点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价值目标。     

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历史语境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解放思想伟大觉醒的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继承和创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不断地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改革开放历史的总结。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大力加强中国软实力建设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加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发展作为发展战略写进党的政治报告,并从根本上揭示了中国软实力的实质内涵和发展中国软实力的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加强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和发展,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战略任务的重要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什么时代中国要讨论“何为中国”?--在云南大学的演讲记录

"何为中国"这一话题,在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成为焦点,分别是北宋、20世纪上半叶以及当下。不过,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关注"何为中国"这一话题,但聚焦点却稍有差异。北宋关注汉族中国文化的正统性;20世纪上半叶关注国家、族群与疆域的统一性;当下则关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内外与认同。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的国家、疆域和族群,应当承认历史中国的内与外不断变化。现代中国国家、族群与疆域的形成,应当看成是一个曲折、复杂和漫长的历史过程。说明这一点,不仅可以回应中国历史学界、中国政治领域和国际学术界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提醒我们,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转型中,中国还面临相当多的问题。一个兼有有限国家形态和天下帝国历史的现代中国,面对棘手的内、外问题如何处理?这既需要史学家寻找问题来源,更需要政治家具有理性和智慧。     

东盟成就机遇 借力加快发展——广西代表团成功出访东盟八国活动综述

2006年是中国-东盟建立对话伙伴关系15周年和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年,是中国-东盟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今年10月,除了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之外,中国-东盟纪念峰会也将同时在广西南宁举行,这是首次在中国举行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中国-东盟友好合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三大国际性盛会即将到来之际,广西代表团成功出访东盟八国,满载而归。     

在扬弃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运用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这一过程，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双向选择和相互融合，必须深刻认识这一进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持久性。相比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经济、政治形态的巨大变革，这一过程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更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历史意义。     

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产物,这一体系的形成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经历了大约八个阶段才得以形成。它的形成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有着巨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尽管这一战略调整有可能在一些问题上需要与中国进行合作或协调,但更多目的和后果则是遏制中国。中国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最大目标。这不仅导致地区形势更趋复杂,将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带来巨大的压力、问题和挑战,更为严重的是,它极大地挤压了中国战略机遇期的时空,给中国造成了许多现实压力和潜在威胁。我们应以危机感为基点,认真看待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给中国带来的问题与挑战,如果在这一点上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过于乐观地看待此问题,其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的后果极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党的领导与中国命运──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

在新世纪开端之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年的伟大日子,这八十年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根本改变中国命运的八十年。八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挽救了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必将全面复兴未来中国。在这一历史时刻、特刊发纪念文章,和广大读者一起庆贺和分享这一光辉节日。     

和平崛起的钥匙

<正>中国第二季度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中国上升至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重要的,这代表着全球经济和政治实力的转移。这对中国政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规律意义的基本经验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实现这一基本原则,关键在于从时代要求和社会实际出发,把实践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坚持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探索客观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源泉;永葆这一活力源泉,关键在于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与建设的基本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强固这一根本保证,关键在于把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和创造精神紧密结合起来。     

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的战略构想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础上,构建“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区”,可以实现这一区域内文化产品的交流、贸易与服务,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保护文化多样性,共同维护这一区域的文化安全,抵御西方文化深层介入。这一合作区域的建立不仅是实施中国文化产业发展“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实践,更有助于中国文化产品和服务在东南亚市场的拓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另样视角解读

只有从多重视角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全面认识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源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而产生的独特的问题域需要独特的解决方案。从适应性、别样性、"伟大斗争"和反贫困成就这四种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解读,既可以使我们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丰富性,又可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从而更好地坚守这条道路。     

过程民主文化思维论略——一种新的中国民主文化思维方式的内涵、框架和依据

过程民主文化思维是把民主文化相关概念用于中国民主文化研究,将中国民主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视为一个包括不同部分在内的特定的具体运动过程而催生的一种新的中国民主文化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的框架是,在把中国民主文化的变化和发展视为一个特定的具体运动过程的基础上,把这个运动过程解释为民主文化的理性化过程、民主文化的生态过程和民主文化的开放过程的统一。确立这一思维方式的理论依据是:其一,这一思维方式是对哲学过程论思想在民主文化研究领域的应用;其二,这一思维方式是在反思底线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其三,这一思维方式是针对中国民主文化的现状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