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以此身护长城(下)

第三个回合:迎着上海刮来的“一月风暴”,竭尽全力保护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不让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稳住阵脚,控制局势。 1967年元旦一过,从上海开始向全国各地卷起的“一月风暴”猛烈地冲击着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和部队。为了配合“造反派”的夺权斗争,林彪等人抛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1月4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1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宣布关锋任总政治部主任。1月10日,江青授意中央文革     

1973年周总理为何挨批

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总理利用“批林整风”运动的机遇，尽力倡导批判极“左”思潮，深得人心。但是，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进行，不可避免地要牵连到江青。“文革”之初，《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曾经为“文革”鸣锣开道，江青更曾因有“林彪同志委托”而得意洋洋。而且，如果要认真深入地批判林彪，这就势必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因此，江青极力阻挠，毛泽东也不能容忍周恩来总理继续批极“左”。     

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与世长辞了。 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     

江青的亲情世界（上）

毛主席送江青五个玉米 2009年6月，我看到《湘潮》上曹英的一篇文章《毛泽东在林彪事件前的关键决策》，该文披露：“姚文元在197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在8月15日中秋节。毛主席送给江青五个玉米，而且指定是五个，江青同志送张春桥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时吃了。一面嚼着清甜而韧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细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觉其味无穷。”     

如何理解恩格斯关于党内斗争的一个论断

1892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曾指出:“看来大国的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这一论断,说明了党内斗争的重要性和意义,是对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在那人妖颠倒的十年动乱时期,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滥用,成了他们鼓吹“斗争哲学”的理论依据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恩格斯把工人政党内的斗争提高到一般发展规律的高度,也     

张闻天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张闻天同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牺牲的老一辈革命家之一。在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张闻天同志同大多数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一样,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在发生林彪反革命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失败之后,身处逆     

试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

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剖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这个理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实践的基本理论。当时称为“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一句话是吹到天上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这个理论完全是错误的,荒谬的。过去,我们揭露和斥责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罪行,但对这两个反革命集团中的康生、陈伯达之流,利用领导思越E的错误,制造和宣扬的这一反革命理论批驳很不够。今天如果不从理论上进一步剖析它的反动本质,就不可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失误,炮制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把几百万、上千万的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其实,“两个估计”只是“一个估计”,即把广大知识分子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云云,不过是这个估计的逻辑引伸罢了。因此,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对于从思想理论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平同志 我们全家怀念您

当我们从电视新闻中惊悉敬爱的邓小平同志逝世的消息,全家极其悲痛,失声痛哭。小平同志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家的今天,我们全家不会忘记他老人家的恩情。 “是邓小平,给我第二次生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不少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政治迫害,     

“文革”中的周恩来(三)

三、“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     

它引起我无限深思

今年我读过不止一遍的书,是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三联书店出版)。如果一定要我交待为什么如此钟爱它,我只好说:它太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了。书中的加尔文简直就是江青一伙的化身:在革命的神圣名义下,罗织酷虐,残害异己,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镇压一切反对者。 试看:“一个人,既手无寸铁又单枪匹马,怎么能指望战胜有成     

经济建设十年发展

今年,是我们党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周年,也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十周年。十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制定了改革、开放、搞活的大政方针,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们正在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向前迈进。     

印度撤军与斯里兰卡局势

科伦坡专电 3月24日,最后一批印度官兵乘船离开斯里兰卡的亭可马里港,从而结束了印度军队在印度洋上这个岛国的968天的“维持和平”使命。 斯里兰卡人民欢呼他们终于把世界上第四大军队“请”出了他们的国土。斯里兰卡东北部的群众更为     

浅析《共产党宣言》中的意识形态思想

《共产党宣言》是一部广大无产阶级行动的纲领与斗争的宣言,在向资产阶级旧世界宣战的同时,描绘了崭新的社会蓝图,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共产党宣言》中的意识形态思想是深刻而又丰富的,在指导思想方面,依托于唯物史观的价值导向指明意识形态受经济基础决定的必然性及其相应的反作用;在理论层面上,立足两大阶级的对立,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伪的“外壳”并架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科学的理论框架;在实践层面上,阐释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使命和方法,表明其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方法论意义。     

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性质嬗变原因论析

60年代初的“文化大批判”是“文革”之前发生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批判斗争。其初衷是通过文化批判的形式来改造知识分子 ,提高其思想觉悟 ,调动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是 ,由于诸多因素的干扰 ,这一批判运动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学术上的讨论演变为政治上的斗争 ,并造成了紧张的政治气氛 ,导致错案的发生。可以说 ,这场斗争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它蕴育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导向。研究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性质及其嬗变的原因 ,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理论战线的复杂性 ,并为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等关系提供…     

“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不同于“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

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讨论中,国内学术界一般都把“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等同起来,作为同一概念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围绕着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两个论断展开了争论。恩格斯的第一个论断是一八四七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时说的:“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10     

“文革”中的周恩来(二)

二、殚精竭虑 保护干部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8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面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革”之初,周恩来就要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被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揪走后,周恩来反复作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革”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     

对当代大学生问题的一些不同看法

前不久,在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一部分同志大论了有关当讨代学生的几个问題,看法不太一致,现介简如下。关于当代大学生的评价问题 1、充分肯定当代大学生,认为他们在痛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赞成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作出的评价、拥护党中央关于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和坚持改革的路线等问題上,认识是一致的。他们的政治热情不是下降,而是在     

我为什么要为江青做辩护律师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进行了公开审判。电视直播时，万人空巷。无数被冤屈、受迫害的人们，都期待着惩办“四人帮”，还历史一个公道。     

试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九年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科学的结论,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几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特别是理论工作者在学习和宣传《决议》的过程中,又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使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深入研究“文革”历史的时候,许多同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为此,本文试就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广大理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