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政府价格管理的重新定位

新时期政府对价格管理的重点是"定规则、当裁判".当前在"定规则、当裁判"上还存在诸多困难,必须采取前瞻性对策加以解决,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浅析"入世"对法官职业素质的要求

“入世”,是不可回避的挑战。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将会遇到许多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并去接受这一严峻的现实考验。试想,一个不懂得蓝球规则的人要去当一个蓝球裁判,面对众多的观众和激烈争夺的双方,眼花僚乱地去判断“三秒”、“带球走路”、“带球撞人”以及犯规等,不难想象,这样的裁判是无法“执业”的。笔者试从简单的比拟,分析“入世”对我国法官职业素质的要求。“入世”决不是一场简单的蓝球比赛,法官也决不仅仅是一个视野只有350平方米的蓝球裁判。正视我国法官的现状和未来,笔者从以下三方面理解“入世”对我国法官素质的要求: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论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规则与技术

在审判活动中，追求案件客观事实一直是各国司法制度和审判实践的共同追求。但由于案件事实的事过境迁、事实探知成本制约、司法有限理性等因素，司法过程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必然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灰色状态。当遇见证据无法还原案件事实真相时，由于历史无法倒流回复。裁判者也无法实现时空穿越，面对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法官如何裁判则成为了司法实务中必须探讨与正视的话题。对于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司法裁判问题，虽然理论界与实务派对此早已开展研究，但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关于事实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仍然存在困惑，仍有I必要对此进行再探讨。本文通过从改良事实认定模式入手、谨慎适用证明责任、认真对待经验法则、考量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入手，构建良性互动的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裁判规则，让司法裁判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公众认同。     

裁判要旨的类型化比较适用

裁判要旨具有归纳、总结裁判规则的价值,是指导性案例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具有说服力的依托,展示了法官处理案件过程中衍生的裁判规则,因此示范了案件的指导性意义.裁判要旨是否存在,决定着指导性案例是否具有指导性.审判实践中,法官通过参照,并类型化比较适用指导性案例及其裁判要旨,向指导性案例学习裁判规则、裁判方法、司法理念、说理论证,达到同案同判.     

后发性后遗症可诉性的理据辩析

就后发性后遗症可诉性的理论依据存在着“诉讼标的不同”说、“部分请求”说、“新的事实”说和“不可预料”说等四种主要学说,经过分析比较可见,“不可预料”说最能反映后发性后遗症诉讼的本质,理论上障碍也是最小。我国应当依据“不可预料”说对相关立法进行完善,调整重复起诉识别标准,明确既判力规则,建立部分请求规则和既判力时间范围的例外规则,以为司法裁判的统一、规范提供制度支撑。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刑事保护视域下“复制”行为的司法认定

在涉计算机软件侵犯著作权罪的司法认定中,“复制”行为的认定一直是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从法教义学分析,涉计算机软件的“复制”意涵理解与界定有其独特性。尽管现行立法没有规定“接触+实质性相似”规则,其却成为认定“复制”行为的普遍遵循。因难以取得直接证据予以证明,司法机关对“接触”的判定多适用推定规则,但应区别于民事案件且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实质性相似”的认定缺乏统一裁判标准。“实质性相似”不限于计算机软件的整体比对,相似的比例应否具有刑事追诉门槛存在争议。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确“接触+实质性相似”的判定标准,统一“复制”行为司法认定的裁判尺度,加强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刑事保护。     

限制处分抵押物约定的法律效果

限制处分抵押物约定适用情形应限缩为“可能损害抵押权”,绝对限制约定无效。不动产登记机构对已登记的相对限制约定具有审查义务,对主观限制约定进行形式审查,对客观限制约定应在职责和能力范围进行实质审查,无法审查时仍应办理转移登记。限制处分约定不受物权法定公示的限制,利益平衡原则也是恶意对抗规则构建的重要因素。裁判机构可将绝对限制约定转换为主观限制约定。动产抵押限制处分约定具有适用可行性。     

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规则——以非法口供排除为例

程序性制裁的实现,有赖于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而程序性裁判的实施,又有赖于相关程序及证明规则的完善。在我国,按照司法裁判的规律,建立和完善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规则,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既是落实我国已有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当务之急,也是建构我国程序性制裁制度的重要任务。     

“借名买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裁判规则再审视

从101份“借名买房”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的裁判文书入手,梳理审判实务的四种审查路径,并全面审视理论的新发展,指出理论对外观主义适用场景和第三人信赖利益保护范围的反思有其合理性,但是忽略了执行异议之诉的逻辑起点。“动态体系论”是一种有益尝试,但是相关标准有待探讨,在设置涉“借名买房”的案外人执行异议实体裁判规则时,应当秉持共识的“明确权利类型——权益对抗比较”的审理路径,明确借名人享有的权益性质为债权,一般不能排除执行,同时引入“生存权”的保护理念设立例外规则,准许借名人在基于“生存权”的特殊权益保护时排除执行,并将“生存权”外化为以满足家庭日常居住需要的构成要件。     

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

第3条主持人中立原则：“主持人”依据规则裁判并执行程序，但不能发表意见，也不能总结别人的发言。主持人要发言必须先授权他人临时主持，直到当前动议表决结束。     

论司法裁判中的自由裁量及其规制

司法裁判是法律适用的核心问题。司法裁判应积极回应立法目的与社会利益,达到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的衡平。司法裁判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需要证成,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解释等法律方法是司法裁判的理性路径,其中司法裁判的有效性证成标准是核心。法官自由裁量权要给予一定规则,对于裁判的正当性而言,社会通行的价值观则更显重要。裁判评价标准在形式证成和实质证成的基础上,还应与社会价值衡量相结合,保证结论的可接受性,以增强司法裁判的社会公信力。     

论数字司法下的民事诉讼规则

数字司法是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于司法领域、提高司法效率的司法新形态。依托于“数字化建设”,数字司法在诉讼理念、诉讼规则、诉讼程序等方面都对传统司法形成重大冲突与挑战。数字司法中的民事诉讼规则主要包括电子送达规则、证据远程审查规则、在线庭审规则、智能裁判规则等。研究数字司法中的民事诉讼规则,有利于把握当前全域数字法院改革的本质,探究诉讼案件的智能化司法模式,更好回应数字时代下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裁判依归：公正性与可接受性之博弈

裁判的目的在于＂定分止争＂,而要达到＂定分止争＂之效,则需依赖于裁判公正性与可接受性二因素的共同作用。裁判公正性乃立足于法律规范之内的标准,是为法律标准,裁判可接受性则为法律规范之外的标准,是为社会标准。裁判公正性与可接受性时而同向相携,时而背道而驰。在规范底线之内协调公正性与可接受性,实为有益之举。     

论裁判文书的“说理“与司法公正

裁判文书是实现“司法公正”这一理念的载体,其“说理”部分最集中、最直观地体现着正义的实现与否,是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灵魂,“说理”部分的规范制作对“司法公正”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就裁判文书“说理”部分的规范制作及其与司法公正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埃利希“活法”概念的理论逻辑

法律规则论者把法律仅视为裁判规则，并把国家法作为法律的垄断者，坚持国家法中心主义。埃利希则以作为科学的理论法律社会学为武器，对法律规则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埃利希指出，规则并非法律的本质，法律实质上是一种秩序。法律诞生自社会共同体的内在秩序。这些生成和维持团体内在秩序的习惯和惯例就构成了所谓的“活法”。     

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中的案件事实相似性判断

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是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核心环节，但是在现有的裁判文书中，指导性案例的援引率较低，相关规定亟待改进。就参照适用的前提条件——案件事实相似性的比较来说，现有规定中“基本案情”的表述过于宽泛，而相关研究成果使用的“实质事实”“关键事实”等表述在一定程度上过于强调案例指导对判例制度的借鉴。作为相似性比较点，指导性案例中的“案件事实”更适合用“重要事实”来表述，其含义是体现创新规则的事实。这种界定更符合案例指导在中国司法语境中的准确定位。作为相似性比较的基本方面，案件事实决定着法律适用，应当成为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时主要考察的对象。这一结论可以从司法运行的一般原理、判例法的历史经验、裁判文书的现状等方面得到支持。具体到案件事实相似性的确定方式而言，在程序方面主要存在着法官主动检索和庭审中回应诉求这两种程序性方式：前者需要以裁判要点和规范目的为指引，并结合裁判理由部分的论述；后者则需要更多地引入英美法系中普通法运行的经验总结。而确定案件事实相似性的实体方式，则需要借助于法律适用方面的相似性进行对比和检验，特别是在考察体现创新规则的重要事实是否相似时，还需要结合方法论的因素。以案件事实相似性的分析为开端，案例指导制度还需要在更多方面继续完善。     

银行卡网络盗刷法律责任的类型化分析——以2017—2021年68份盗刷案例为分析样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晰了银行卡网络盗刷的适用范围、举证责任分配、裁判规则、盗刷资金最大限度受偿原则及发卡行无过错归责原则,为法院审判银行卡盗刷交易纠纷案件提供了重要审判依据。通过梳理全国2017—2021年的68份网络盗刷的裁判文书发现,在审判实践过程中对于同类案件有“类案不同判”的情况;在案件审理中对于网络盗刷如何认定、责任如何划分存在较大分歧;近期频发的免密支付盗刷、“短信嗅探”、手机劫持等案件问题在法院审判中存在诸多难点问题。以类型化思维梳理为分析视角,网络盗刷案件审理中应充分采用证据的全面审查原则,审慎使用“全面告知义务”、平衡举证责任的分配,非银行支付机构在网络盗刷中也需承担应有责任,同时完善“短信嗅探“、手机劫持特殊举证规则,改善电子支付环境。     

疑难裁判中目的解释的效力扩展与规则约制——以“指导案例32号”为切入点

作为基本的法律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在疑难案件裁判中具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体现在"指导案例32号",裁判的焦点问题就主要依靠此种解释方法来完成。其中,法律文本的主、客观目的及刑事政策共同作为解释的依据,并通过对文义解释效力的扩展,实现裁判的合理和可接受。综合分析其他类似案例亦可发现,在此效力扩展的同时,为约束可能出现的法官恣意和实质目的泛滥,目的解释方法还受到特定的适用规则约制。即主要由除弊规则、客观目的论证负担规则和发展性规则等共同构成目的解释规则体系。     

法律推理规则与价值判断依据的基础性构建

“同案不同判”的出现反映出了当前司法改革工作当中司法实务人员法律思维模式僵化、裁判文书欠缺说理性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法律推理规则和法官价值判断依据的应用混乱、基础性构建不完善所致.为推动司法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正视法律说理不完善、逻辑规则应用混乱,通过制度约束达成价值判断依据与道德衡量的再平衡.     

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规范分析——“交付主义”说的质疑

在买卖合同的风险负担规则上,“交付主义”被学界认为具有超出“所有权主义”的诸多优点,是未来合同法的发展趋势.但根据对我国有关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的规范分析,“交付主义”难以涵盖我国立法的总体规则体系,学界对“交付主义”存在盲从和崇拜,具有多处谬误.应当对现行买卖合同风险负担规则进行简练和精准的新界定,即除非合同当事人另有约定,在标的物为不动产时,依“交付主义”;标的物为动产时,依“所有权主义”;当事人存在过错时,依“过错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