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比较制度分析——以中欧和俄罗斯为例

在后社会主义转型进程中，中欧和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在经历了深刻的重构后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趋势。前者形成了一种“民主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高；后者形成了一种“勾结型国家”治理模式，且国家整体的治理质量较低。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来看，上述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可以从政治体制选择、利益集团分化、市民社会发育，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和地缘因素等加以综合解读。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产业结构研究——以经济转型为视角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产业结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发生了自发性调整,出现了第一、二产业结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结构比重上升的趋势。这不能从表象上认为是俄罗斯产业结构优化的表现。产业的某些内部变化依然表现出结构衰退的迹象,如第二产业出现了重轻结构畸形加剧和经济能源化、原材料化趋势加重的迹象,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以低端的商业和餐饮服务业...     

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的演进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俄罗斯于20世纪90年代初启动的制度转型,彻底改变了原苏联高度集权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并促使政府、市场与社会各自内部的制度结构以及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发生了剧烈重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虽然一度对其社会经济发展有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推进其固有的弊端凸现出来。当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解体之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构建就提上议事日程。虽然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长时间的边际性调整,但只有到普京执政以后,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调整才取得显著成效。     

俄罗斯产业结构演变研究

在俄罗斯经济走强的背景下,产业结构的演变成为其经济问题的重点,值得引起特别关注。本文首先对貌似的“结构优化”提出质疑,剖析成因,认为研究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不能采用一般性标准化的分析工具;接下来,概括介绍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辨证地认为,有成绩,但步伐不大,推进缓慢;最后的部分是重点,集中讨论俄罗斯产业结构演变的主攻方向是工业内部结构的重构、升级和现代化,揭示根本变革工业“发展版本”与俄罗斯创新国家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关系。     

俄罗斯产业结构演变研究

在俄罗斯经济走强的背景下,产业结构的演变成为其经济问题的重点,值得引起特别关注。本文首先对貌似的"结构优化"提出质疑,剖析成因,认为研究俄罗斯的产业结构不能采用一般性标准化的分析工具;接下来,概括介绍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辨证地认为,有成绩,但步伐不大,推进缓慢;最后的部分是重点,集中讨论俄罗斯产业结构演变的主攻方向是工业内部结构的重构、升级和现代化,揭示根本变革工业"发展版本"与俄罗斯创新国家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关系。     

俄罗斯产业结构调整现状及前景分析

经济转轨以来，俄产业结构虽有一定的调整，但总体而言并未得到实质性突破。这种产业结构状态在保障俄经济正常运行的同时，也对其未来经济增长形成严重制约。如何加快产业调整与升级，是俄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内谋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     

国家安全中的语言安全化：以俄罗斯为例

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的当今世界,语言安全是关系着许多安全对象和安全领域的重要课题。俄罗斯面临的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尤为典型。俄语安全已被列入《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这促使学界思考,语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如何在国家安全中发挥作用,具有怎样的定位与功能。本文从安全学视角出发,使用Nvivo编码软件,对2002～2020年的俄语政策进行内容分析,进而探讨俄罗斯的语言安全化问题。研究发现,语言安全化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化过程,其本质是国家对语言所发挥的社会功能的安全诉求。俄罗斯的语言安全化包含两个环节,一是语言安全的话语建构过程,将语言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列入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范畴。二是语言安全问题的应对过程,即语言安全主体通过语言政策,应对语言安全威胁的过程。由此,语言政策不仅是塑造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关系的主要手段,也是实现语言安全与国家安全的最重要途径,通过语言政策安全话语得以建构和实施。     

国家利益观维度下的俄罗斯国家观念研究

国家利益维度下的俄罗斯国家观念是一种带有扩张主义的帝国观念,是一种奉行国家至上主义的权威主义国家观念。这种观念不利于政治文化的发展,也不利于多边制衡的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     

经济转轨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评析--以俄罗斯为研究案例

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转轨初期俄罗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构。论述了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与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互动关系: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重建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深化的内在客观必然要求,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绩效有助于该国经济转轨的深化。制约俄罗斯国家创新体系绩效原因:一方面是经济转轨危机削弱了俄罗斯的创新资源;另一方面是俄罗斯的系统配置能力较低,技术市场发育滞后从根本上阻碍了各种知识流动和要素循环。俄罗斯政府在国家创新体系的重构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针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失效,俄罗斯政府采取了积极的应对举措。本文揭示了经济转轨中俄罗斯的国家创新体系的特点:继承性、过渡性、不完整性、低效性、从属性、被动性和滞后性。     

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俄罗斯经济增长

立足于自然资源禀赋优势和比较优势战略，俄罗斯实现了长达7年的经济增长，但产业结构“原料化”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俄罗斯。不过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俄罗斯产业结构还是出现了积极变化，更高科技含量的机器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部门增长速度加快，甚至超越了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速度。“原料化”特征固化主要是缘于最近几年世界市场原材料价格飞涨，而非其他行业发展阻滞造成。关于“荷兰病”的论断并没有得到实际数据的有力支持。     

国家安全治理的内外整合:以打击"东突"恐怖主义为例

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演进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概念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民族国家,并体现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强调外部安全的特征。目前,中国正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家安全风险出现了高度的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等特征,内外界限被模糊。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契合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迈进时代特征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国家安全观。它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结构性和整体性等特征,强调对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整合。作为一个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中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在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呈现新的图景。由于“东突”恐怖主义日益被打上后工业化时代的烙印,中国反恐怖的模式必须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突”恐怖主义日益显现出组织的松散性、风险的流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及思想的激进化、活动的虚拟化和联系的全球化,对既有的反恐模式提出了挑战。中国应在统筹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内外整合型的治理模式,实现对恐怖主义的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良性互动。     

俄罗斯企业形态及其治理模式研究

俄罗斯在经济转轨之后形成了多样化的企业形态，作为企业形态重要组成部分的股份公司、独资企业、职工持股公司分别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治理模式。各类企业的治理模式表明，尽管俄罗斯企业在治理结构的建设上远未进入成熟阶段，但是相对于私有化初期已在企业经营的规范化和法制化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试析俄罗斯与金砖国家的关系

金砖国家是发展经贸合作的伙伴,其合作主要集中在经贸和金融领域。金砖国家虽国情各异,却共同面临着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的艰巨任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它们各具优势,经济互补性很强,既有开展广泛合作的坚实基础,也有促进共同发展的现实和战略需求。随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逐渐形成,作为全球新兴经济体代表的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俄罗斯与其他四国的关系日益密切,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及现实意义。     

新世纪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探析

苏东剧变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先一度紧张,后有所改善。此后,中东欧国家先后加入了北约和欧盟。在此过程中和过程结束后,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相互敌视,它们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些矛盾,但是,如较少考虑外部因素的影响,仅从相互关系现实的各个方面来看,双方的关系正不断地加强。这既体现出俄罗斯外交越来越务实的特点,也折射出俄罗斯对外交战略层次的考虑。     

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研究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国家安全治理活动的灵魂和纲领。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求,特别是国家安全法治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组织的内涵和国家安全事务的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前者特指由国家安全职能部门转化为囊括国家安全领导机关、国家安全职能机关和国家安全责任机关的整个安全组织体系;后者由传统安全事务范围扩大到非传统安全事务范围。与此同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排斥转变到对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接纳和融合。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治理模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转变、强制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行政治理向法治治理转变以及封闭治理向开放治理转变。国家安全治理模式转型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转变安全观念,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强化安全治理主体意识;梳理安全职责,为中央国家机关履职奠定基础。     

执政党认知、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以中国共产党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为例

在各国相互依存更加密切但全球治理能力显著不足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变革已成为当今世界广受关注的重大议题。政党特别是执政党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其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系尚未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讨论,作为执政党开展内外行动基础的认知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系尤为如此。本文认为,执政党特别是主要大国的执政党对某一社会实践领域认知的形成与转化,在对本国的国家治理产生直接而重大影响的同时,也会通过国家的对外行为在相关领域直接甚至显著地引发全球治理机制的变化。本文选取中国共产党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认知变迁对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影响的案例进行检验,发现执政党的学习过程及所在国家的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府过程等因素,对执政党认知变迁、执政党认知上升为国家意志和转化为国家战略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主要大国的执政党领导本国政府实施的积极外交行为,则会引发全球治理机制多方面、多层次的重要变化。     

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分化及福利政策——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为主线

20世纪70年代以后,俄罗斯进入了从传统的高度集权政治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转轨的社会转型期。私有化、市场化以及民主化造成了俄罗斯贫富差距悬殊、新兴的中间阶层出现和边缘人群泛滥等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危机。针对转型中的诸多社会问题,普京时代俄罗斯社会福利政策的改革策略是强调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正和博弈。俄罗斯强国家—强社会的新的治理模式对于同样处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创新无疑是有借鉴意义的。     

政治领袖与当代俄罗斯国家形象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形象符号,对于当今俄罗斯而言,领袖形象已成为国家形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俄罗斯的权威主义政治体系中,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系于某一权威人物,国家的政治管理形式因此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形成了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人格化特征。普京的政治理念与举措操纵着俄罗斯的政治发展,使外界形成了"普京=俄罗斯"的印象。把权力集中于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是俄罗斯的一种文化传统,但是整个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命运仅系于一人之身而不是依赖制度,正是俄罗斯现代化道路上的阻碍因素之一。普京及其继任者能否正确地使用权威、权力,防止权力、权威的滥用和腐败,进而推动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关系到俄罗斯的发展和命运。     

战后东北亚国家人口产业结构转换比较研究

战后东北亚国家的人口产业结构转换发展很不平衡 ,并分别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人口产业结构。其中日本起步最早、转换最快 ,并已形成典型的现代型结构 ;韩国起点虽低 ,但速度很快 ,结构转换最为成功 ,并形成了准现代型结构 ;中国起步虽晚 ,但后期转换加快 ,结构变化最为深刻 ,并已形成典型的发展型结构 ;俄罗斯的结构转换则是“以工为主”,迄今仍是准现代型的人口产业结构 ;朝鲜与蒙古起点虽低 ,但起步较早 ,也形成了“非农业化”的发展型人口产业结构。战后东北亚各国人口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 ,都生动地表现出各自的历史特点与强点 ,并反映着人口产业结构转换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