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行政的社会性与社会化——行政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行政所推行和执掌的政务与政事,不仅限于国家的政治性事务,也不仅是政府的事。行政同人类社会与生俱来,并作用于人类社会。行政可分为前国家行政、国家行政、后国家行政等历史类型。国家行政主要侧重于政治域的立法行政、司法行政、政府行政及政党行政等。应基于自然与社会,行政与社会、政治与社会,政治与国家、行政与国家、政治与行政,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治、政党与行政,现代性与现代化、社会性与社会化等相互关系,从时间与空间交织理念的维度,分析论证行政社会化与行政现代化的辩证关系问题,以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社会化的时空穿越,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社会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权力神秘化的批判及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颠覆从理论上完成了对国家权力神秘化的除魅。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传统政治思维影响、国家的虚幻共同体形式、唯心主义阐释与国家权力垄断是国家权力神秘化的几个原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权力回归社会、民主与监督是消除国家权力神秘化的前提与保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消除国家权力神秘化仍然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任务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权力神秘化的批判理论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内在契合性探析

统一战线是重要的法宝。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内在契合性,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基于长期目标、阶段目标、当前目标,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一致的愿景追求。基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多主体的合作参与,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共同的实践主体。基于以制度化为基础需求、以系统化为关键希求、以成效化为核心诉求,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一样的实践要求。基于统一战线优化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巩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协同的实践路径。基于科学思维方法、务实调研方法、互动学用方法等,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有同样的实践方法。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演变及公民权生长

从纵向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划分四种历时型模型,即传统社会中的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虚实双线关系,集体化时期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双边二元关系,改革以来国家与农民是一种四位一体、强弱双线关系,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前景可能会演变成为一种三位一体、合作互动关系。在国家与农民这四种关系模型中,农民公民权的生长和演变有着不同的特点。     

国家追诉与法律监督关系新论

通过国家追诉与法律监督的概念、内容、特性的阐述,国家追诉和法律监督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国家追诉权与法律监督权必须由国家追诉机关兼行.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当今每个国家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全球化与民族国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仅要认识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驾驭本国经济发展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国家安全的力量、主导本国文化发展的技巧等方面提出的严峻挑战,也要认识到全球化为民族国家的产生与发展提供的机遇,全球化不仅孕育和产生了民族国家,还为民族国家发展经济提供物质条件和技术基础,加强了民族国家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只有充分利用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民族国家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国家监察理论的经典之作——简评《国家监察学原理》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反腐败治理方式与方法的深刻变革,急需基础理论作支撑。《国家监察学原理》一书可谓该方面的一部经典之作,它立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从国家监察学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做起,通过剖析历史、论述当代、面向未来,构建出了一个系统化、专业性的国家监察学科体系,体现出了继承性与民族性、体系性与专业性、原创性与时代性的特征。     

论积极权利领域国家与社会义务

积极权利对应的主要是国家与社会的积极作为义务,义务履行方式主要有提供、救助、养护、保障等。国家与社会在义务属性、内容、存在领域等方面存在差异。厘清国家与社会的义务分工,能防止推诿义务,确保权利实现。先进的法律制度体系应科学合理地配置国家与政府的义务,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努力构建“国家为主、社会为辅”的义务配置模式。     

国家政权建设与居委会行政化的历史变迁——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的考察

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权的科层化与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在破除国家整体论，迈向多层级、具体化国家基础上的对社会渗透与引领不断强化的过程。研究通过对建国以来居委会产生、发展、曲折与扭曲、改革与完善过程“知识系谱”的历史检视，发现居委会行政化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是“同频共振”的。在居民委员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通过政权建设的逻辑、革命的逻辑以及改革的逻辑实现了对居委会的不断渗透与控制，呈现出强国家与弱社会下基层的政治动员与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策略，国家统合社会中革命的传统与基层治理的失序运行，以及国家渗透与社会成长中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与变迁。本质上是国家政权建设逻辑在基层社区中的展演与映射。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价值探析

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框架由三大要素即国家、社会和政党构成,因此,政党政治活动是在国家、社会与政党三者之间展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在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国家三重关系方面有着独特的政治价值。     

联合国的改革

对联合国进行改革,这是国际社会达成的普遍共识。其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安理会的改革,以及维和行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联合国的民主化等诸多方面。本文还对如何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提出了建议。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联合国公务员制度的改革

联合国公务员制度的理念是指导联合国公务员制度的制定与执行的基本原则,也是联合国公务员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与效果.联合国公务员制度受到多方面的侵蚀,现实与理念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联合国近年来一直在对其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革,但改革并未触及最核心的问题.要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联合国公务员制度,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     

试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书,首次在国际一级建立了反腐败五大法律机制: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司法合作与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履约监督机制,对形成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和健全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及对外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和深远影响。     

Improving First Nations water security through governance

Many First Nations communities lack access to safe drinking water.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an under-appreciated tool for improving First Nations water security – governance – and develop a framework for guiding the design and analysis of First Nations water governance models. In particular, we argue that three key ideas from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terature – financial resources, regulation, and formalization –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Indigenous insights and philosophies that are specific to each First Nations community. We illustrate how this might work by focusing on the insights, traditions, and philosophies of an Anishinaabek community in southern Ontario.     

联合国下的国际人权机制

联合国通过一系列的条约和制度建构,在宏观层面上,已经搭建起一个相当完备的国际人权保障机制;在基本的战争外部环境上,阻止对人权的大范围侵犯;在制度建设上,促成大量人权条约的签订并辅之以落实机关;在指导原则上,在坚持传统的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之上适度引进人道主义干涉;在应对恐怖主义挑战上,于危机中探索前进。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事程序问题评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的主要要求有: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切实保障举报人的安全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对举报人的保护不力,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等。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发展优势产业 振兴民族地区经济

我市少数民族聚居的马边、峨边两个彝族自治县是全省除三州以外的唯一民族自治地方,享有民族地区政策待遇的还有金口河区的共安、和平两个彝族乡。 我市民族地区幅员面积5367平方公里,占全市幅员面积的41.9％。至2002年,有人口37.6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85％,国内生产总值14.72亿元,占全市的8.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874元,比全市平均水平低1313元。就是说,我市民族地区拥有全市41.91％的土地,只有全市10.85％的人口,仅创造全市8.2％的财富,这说明民族地区具有发展的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     

人道主义干涉与民族自决的辩证关系

人道主义干涉与民族自决虽然在涵义、特征上各有不同,但二者在理论上都与“人权”、“主权”和“武力”有着不解之缘,在实践上也经常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民族自决可以为人道主义干涉提供重要契机,人道主义干涉可以给民族自决带来不同程度的正负面影响。辩证处理二者关系,民族自决要尽量避免人道主义干涉,反对依赖人道主义干涉盲目自决;坚持人道主义干涉的必要性和适度性,反对利用民族自决随意进行干涉、制造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