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发展:草根组织成长与农村发展的路径选择——岳东实验观察

本文参照当前被国内外社区发展项目广泛借鉴的理论成果———参与式发展理论,从“后税改时代”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命题出发,通过对“参与式农村社区综合发展实验”中一系列项目的实地观察,提出参与式发展是促进农村草根组织发育和成长、从而推动和实现农村社区稳定而持续的内源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草根组织的生长与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

本文提出三条假说:(1)草根组织的生长推动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2)地方政府转型推动了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3)社区治理结构的演化是自组织演化的过程。本文以门栋自治为案例,提供上述三个假说的经验支持。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治理网络的发展

政府封闭、排外式的传统管理模式使其在生态公共物品——森林资源管理中的弊端日益显露。本文秉承治理理论的精神内核,论析了社区村民、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三大主体在参与式社区共管机制中的角色规范,提出应构建多元参与、互动合作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实现保护区治理网络的发展。     

草根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长效发展探析——以陕西青年与环境互助网络为例

草根大学生志愿服务组织作为我国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长效可持续发展却受到诸多挑战,如：缺乏志愿者来源、难以得到政府支持、组织分工混乱等都会使这些组织面临尴尬。本文以陕西青年与环境互助网络为例,从组织结构、核心管理团队、服务项目等方面分析了该组织持续发展十余年的原因,给同类组织以借鉴和参考。     

参与式发展的迷思——云南省三个少数民族社区项目的个案研究

参与式是发展理论中新近被承认的正统理论,通过对云南三个少数民族社区项目的个案研究,揭示参与式概念泛化所导致的参与式发展的重重迷思,文章认为不应把参与式发展与国家干预对立起来,外部环境的改善为社区参与式发展提供有力保证。     

当前农村社区的实验模式及组织定位——对湖北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调查与思考

本文从湖北试点经验出发,侧重于从实践的角度尝试回答和解读"什么是农村社区、怎样建设农村社区",认为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是国家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以及推进经济政治社会一体化进程的重大步骤,它标志着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新一轮重大变革的开始,其最终目标在于构建城乡一体的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     

草根青年组织的个案研究——对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调查与思考

打工青年艺术团以"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为宗旨,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形成了组织结构扁平化、纵深联合能力增强、整合社会资源意识和能力提升、服务功能日益泛社会化的特征,并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家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的载体、增强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知方面凸显了广泛的社会功能.同时,打工青年艺术团面临着发展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草根青年组织发展的共同难题.     

社区自治背景下的城市社区：管理模式及发展路径

城市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是社区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终极目标。应认真分析国外社区管理模式，提出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径：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构建科学的社区管理体制；注重社区参与，强化自治意识，提升居民社区归属感；培育和扶持民间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建设，促进社区工作的规范化；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素质，促进社区管理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社会转型期城市社区组织管理改革的路径选择

李璐在《理论导刊》2011年第3期撰文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域市社区管理体制采用“议行合一”的模式,议事权、决策权和执行权都集中于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但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城市居民委员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化管理的现象,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程度一直不高,因此,社区建设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就在于让社区的主体组织——社区居委会功能复位。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草根精英”的生成、组织与动员机制

农村“草根精英”是指群体性事件过程中产生于农村地区的组织者、指挥者、领导者,其基本特征是:与参与者和乡民一般处于平等关系,产生方式公开、直接,影响力多为“单一型”,素质超越同侪.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 “草根精英”的主要功能有:招募、整合参与者,提炼、发布核心信息,筹集、管理资源,策划、决策事件进程. “草根精英”的生成机制体现在个体与环境结构,前者包括个性特征、道德勇气、资源优势三个方面;后者体现为上访制度、法律政策、现代化动力、权力失灵与腐败和暴力压制等体制性支持因素.“草根精英”的组织动员机制可分为情感动员的宣传鼓动机制、共同体建设的招募组织机制、事件爆发的决策指挥机制和事态平息的谈判善后机制.     

农村社区组织的功能与建设

农村社区组织是现行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农村极为重要的治理主体,其在社区治理和基层民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能力建设中,应重视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合理确定农村社区组织的治理空间和功能,充分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社区志愿组织发展

社区志愿组织作为网络治理的重要主体,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在新形势下将网络治理与社区志愿组织的发展有效融合．是公共管理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现实性问题。针对网络治理中社区志愿组织发展存在的主体地位倒置、资金不足、整合程度较低以及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等问题,应从政府、企业、社区志愿组织以及社区四个维度来推进社区志愿组织发展。     

综合农协：乡村治理的创新范式——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自组织模式调查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而且以“农民合作社”替代“农民专业合作社”,以支持这个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从2003年开始,就组织课题组在实践中探索有效的农民合作组织形式,逐渐明确了走综合农协之路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在课题组的帮助下,永济蒲州镇农民协会（后称蒲韩乡村社区）等7个农民合作组织于2005年建立了农禾之家网络联盟,课题组的学者群体又于2011年组建了支持这个联盟的非营利组织——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以帮助全国所有愿意走综合农协道路的农民合作组织践行“农民共富、集体发声”的理念,推动具有中国意涵的新农村人才建设、组织建设、科技建设和大农业建设。     

社区层面非营利组织的产生、运行及其发展——以中加两个社区非营利组织为例研究

随着政府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结构的三大支柱,非营利组织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必不可少的组织机制。本文选择了加拿大基洛纳市和我国北京市两个非营利组织的典型个案作为研究对象,从非营利组织的生存环境、法制环境、组织架构、资源利用方式、与政府关系、具体运作机制等进行对比研究。     

推进中国协商民主完善的新路径:社区组织发展

协商民主的产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新模式,也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新进程。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中,中国日渐发达的社区组织对协商民主的发展形成了有力的契合与推动,它不仅能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构建协商民主的多元主体;孕育参与民主型的政治文化,提供协商民主发展的智识性动力;扩大社会资本存量,增强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还能制约并监督政治国家的权力,优化协商民主的制度条件。如何推进社区组织与协商民主的共同发展,成为中国社区建设与政治民主化的共同主题。     

农村人才资源开发与新时期农村社区发展

农村人才资源是农村社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农村人才资源开发是新时期农村社区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新时期农村社区发展应注重更新人才观念,大力开展激活型人才开发,构建乡土人才的开发体系;用教育主导农村人才资源开发,逐步将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化为农村人才资源优势;改革传统的人事制度,取消各种身份限制,为农村人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提供制度保障;以个人发展为突破口,创建人才交流信息平台,积极引进人才。     

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的对策

我国社区自治建设刚起步,在培育发展中面临许多问题,只有解决影响制约社区自治组织培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才能尽快建立健全社区自治组织体系并增强其活力。为此,特提出培育发展社区自治组织的对策如下：     

资源相互依赖理论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以广州为例

社区社会组织是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力量,广州市在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着社区社会组织非法人化现象突出、遭遇资源瓶颈、作用发挥有限等问题。采取资源相互依赖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广州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滞后的原因,提出社区社会组织资源供应能力短缺,导致自身无法从环境中获得充足的资源支持,因而制度资源、志愿资源、行政支持性资源呈现明显不足的状况。分析认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需要获得环境中各组成要素的资源赋予;社区社会组织的资源获取要更多地依赖于政府,最后提出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相关对策。     

街道办事处改革与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发挥着准政府的职能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区建设的深化,这种体制越来越显示出诸多弊端。因此,街道办事处改革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