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萨维尼的“民族精神”与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一些思考

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把“民族精神”引入了法学领域，认为法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民族精神”的自我演进过程。建设中国的法治社会也需要立足自身的民族特性，考虑本土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这是当前中国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     

法治的边睡

本文对影片<马背上的法庭>进行了解读.影片所叙述的故事展示了基层法官的智慧与敬业精神,但更重要的是指出了送法下乡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政治使命,以及现代法治意识形态与中国基层司法实践之间的冲突和征服,这种冲突与征服根本上来自于客观的社会变迁.影片揭示了法治意识形态存在的问题,但同时其本身也是法治意识形态取得胜利的一个体现.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始终应当重视中国国情与实践.     

试论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习惯与生态文明的冲突

西部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的习惯更是各不相同,在生态文明的视野下,这些习惯有的与之相融合,有的则与之相冲突。与生态文明相融合的部分和与生态文明相冲突的部分相比,少数民族习惯与生态文明的冲突的解决是生态文明法治进程中的重要问题。这部分冲突解决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着生态文明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法治进程。本文仅就与生态文明相冲突的文明进行讨论,从其冲突的表现、原因和协调平衡的办法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     

浅析我国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契合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都会形成具有强制力的民族习惯法.另一方面,我国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权.如此,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存在国家制定法和习惯法的规制,处理好二者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对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有借鉴意义,而且关系整个国家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本文以研究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冲突为切入点,提出在立法活动中达到民族习惯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契合的设想.     

论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冲突

我国法治进程中的话语冲突主要是法学家群体与官员群体、社会大众的话语冲突,冲突的结果导致法学家群体社会地位的下降,并影响法治的进程.我国时下的话语冲突主要原因在于历史承继和现代工具建构主义.要消解冲突的负面效应,必须在法律信仰和沟通体系两方面下功夫.     

乡村治理中的民间法视角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二元对立,是中国乡村社会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乡村层面的社会治理更是呈现出多元法律规制的特点。在当代中国政府主导型法治进程中,民间法仍然在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应该在坚持国家法价值导向的前提下,反思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峙与冲突对现代化法治进程的影响,并从学理上探究二者互动融合的可能性和路径选择。     

礼治法治以及对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读《乡土中国》有感

本文在《乡土中国》中对礼治分析的基础上,窥探中国基层社会中礼治与法治的冲突,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进而对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农村法治秩序做些思考。     

还原萨维尼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兼谈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本文以萨维尼《历史法学派的基本思想》一书阐述的历史法学派的基本主张为切入点,评判该学派其中主要的思想,研究其中对于我国法治建设有借鉴意义的主张和方法论.     

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辩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

法的普遍性、确定性、合理性辩析——兼论当代中国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葛洪义陈年冰一、问题的提出１８１４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萨维尼的《论当代立法和法理学的使命》发表。在这部对整个十九世纪法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小册子中，萨维尼提出了法律应与民族精神相一致这一...     

法治信念的危机与法治论者的姿态——法治进入方法论时代的背景考察

中国的法治建设,在起步阶段就遇到一系列理论冲突与现实矛盾,这属于法治进程中正常现象。面对冲突的理论和复杂的社会现实,法律人对法治的信念不能丢失。信念的丢失而引发法治的危机说法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但是,从面死而生的角度看,这会使人们更加理性和正确地看待法治的进程。也许只有在法治论者的苦苦挣扎中,我们才能够深入理解法治的真谛。坚守法治信念是法律人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法治理论和法治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萨维尼的法哲学思想与法学实践评析

萨维尼(1779-1861),关于“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的法哲学思想是他经过30多年的法学实践后,其法学思想所发生变化的产物。萨维尼强调法律的民族性具有合理性因素。萨维尼的法学实践和他对国际私法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卓越的。呼吁国际私学学界的广大同仁们通过不懈的探索与实践,不断完善国际私学这一重要法律部门,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论中国检察制度对证人保护的理论根源

中国检察制度对证人的保护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中国的民族性格.然而,西方建构主义文化理论和法治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影响了中国检察制度对证人保护的具体规定.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思考关于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中国自身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保留,突破二元文化论和西方法治霸权.     

习惯法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地位——从一个模型的建构说起

习惯法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同制定法处于同等地位,在社会控制系统中,分别形成了"道德——国家制定法"和"禁忌——习惯法"两个相对封闭又相对开放的法律体系,两个体系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共同在社会控制系统中起着维系民族文化、规范社会秩序和引导法治方向的作用。在法治至上的现代社会,通过对习惯法主体地位以及其他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来构建中国语境下以善为主导的法治社会,使中国传统的"礼治"文化渗透进现代法治建设的进程,这对于民族记忆的保存和国家法治的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施爱与管教——浅析教育中的惩戒权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国家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管教与施爱的冲突也与日俱增,与此同时,无论是教育界还是法学界对于教育中是否存在惩戒权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但争论之后,教育中的矛盾与冲突好像并未真正得以化解;惩戒权的是是非非也好像依然悬而未决,那么,如何让法与理为这场关乎我国教育与法治进程的重要讨论画上圆满的句号,就显得极具理论和现实意义了。     

浅析权利冲突的特征和权利冲突的解决方式

伴随着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社会上各种利益的矛盾出现碰撞,权利冲突不断涌现。本文从权利冲突的概念、特征,权利冲突的解决方式分析了我国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权利冲突。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公众参与

当代中国法治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历程,1986年开始的旨在"将法律交给广大人民群众"的"普法"运动,使公民的权利意识普遍得到加强,并转化为公民自觉的维权行动和公民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积极参与,成为推动法律发展和国家法治进步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然而,在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中,"受伤"的总是私权,因此不可高估公众参与对于法治进程的作用。     

法律与情理:法治进程的情法矛盾与伦理选择

权大于法的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源自于情大于法的伦理信念。"情法矛盾"构成了中国法治进程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矛盾。作为改革目标的专职主义法治理念,要求的是"法大于情",必须以法律取代情理作为权力行使的最高准则,才能确保权力行使的法律垄断。但是,取缔了情理的外在约束,反而可能释放出更为专制的暴力和更为顽固的腐败。由于法律与情理的矛盾冲突始终没能得到大多数改革者和学术界的认真对待,我们越来越看不懂中国人自己一直坚守的那些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关于中国法治的研究和改革,应当"认真对待情理"。     

权利冲突:一个应该重视的法律现象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法律现象,并广泛地存在于法制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司法审判、行政执法和日常生活中。本文运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对有关权利冲突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案例涉及到范围广泛的权利之间的冲突。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所存在着的一些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以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寻求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和途径。     

与社会和解:中国法治模式的伦理文化之维

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依法治国不仅成为政治精英治国方略的不二选择,也逐步成为绝大多数民众的共识。但是,选择什么样的法治模式,中国可能实现什么样的法治模式,却是一个不能在短期内达成共识的复杂问题。分析中国法治选择与道德、伦理的潜在冲突,通过合理调节法律与民族伦理以及民众道德观念的关系,实现法律与社会的和解,是中国法治模式的基本维度。     

对"法治"与"德治"的思考

法治建设与道德规范的建设是紧密相关的,通过立法程序所设立的法律并不表示能在人们的现实生活的交往与冲突中得到完全实施,德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和补足法治建设进程中的这一不足,对法治建设起到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