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潜在发展红利与战略机遇期的机会与选择

我们要准确判断把握当前重要战略机遏期,进一步创造条件,充分发掘与发挥潜在的五种潜在发展红利,即:地区发展红利、人口发展红利、城市化发展红利、高新技术创新与发展红利和制度体制与机制变革发展红利,推动经济健康发展.     

挖掘增长潜力与稳定宏观经济

针对把长期经济增长问题与宏观经济周期问题相混淆的经济学传统与现实,必须从理论和实际上对两个问题进行区分,揭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有助于认识以往的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格局,抓住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矛盾,寻找正确的政策手段。由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潜力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构成了长期增长的供给方面因素,而在出口、投资和消费能力方面产生的周期性冲击,构成了宏观经济需求方面因素。中国经济面临的减速是潜在增长率下降造成的,不能指望需求方面的刺激政策可以解决。因此,旨在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一系列改革,可以带来显著的改革红利。而旨在平衡需求结构的相应改革,则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也可以带来改革红利。     

我国经济增长“红利”的演变与再造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人口、资源、环境、出口、改革、制度等诸多“红利”叠加的结果。随着传统红利的弱化或枯竭，我国经济增长减速明显，从一系列宏观经济先行指标（BDI、PMI、PPI、ICS等）疲软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窘困。因此，研究我国红利要素构成、演变特点和释放规律，应对经济下行风险，意义重大。     

论中国“经济增长红利”转型——基于大学生农民工群体视角

在新一轮＂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成为大学生农民工,他们在提高了农民工队伍整体素质的同时也冲击了传统的国家盈利模式,使＂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红利＂转型的趋势不断加强。从大学生农民工群体特征出发,把握大学生农民工在消费、投资需求和劳动力升级方面的刺激作用,通过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加速＂经济增长红利＂转型,是社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趋势。     

浅论“改革是最大红利”的实现途径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坚持"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促进其他各方面改革,推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是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努力实现强国梦的重要保障。     

中国人口红利理论的源流与演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人口因素功不可没。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这个红利能否持续下去,能持续多久,是将要消失还是长期存在,这些都是我们迫切想要弄清楚的问题。人口红利的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就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大量的研究。本文致力于对国内学术文献中有关于人口红利的概念、理论内涵、实现机制等研究成果做一个梳理,以期读者通过本文能对"人口红利理论"的基本概念、相关理论以及其在国内的发展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     

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

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本文所建立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学模型,以及以其定量地计算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表明:人口红利对1978—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由阻碍作用转变成为促进因素,对GDP的贡献量与贡献率均呈持续增长的趋势,进入21世纪后,中国每年实现的GDP中人口红利的贡献份额已超过10%。然而,人口红利的一次性、人口迁移与人口红利的区域间转移、人口红利为谁所得和人口负债由谁承担等问题,都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效率与公平：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模式选择

始于 1 998年的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 ,经过一段时间的轰轰烈烈 ,便归于沉寂。实际上 ,这一改革并没有停步 ,而是以一种悄然的方式进行着修正、完善乃至孕育着新一轮的变革。时下 ,冷静地审视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思路、框架、过程与效应 ,对进一步深化这一改革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一、效率问题 :高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逻辑起点　　 2 0世纪 90年代以后 ,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与计划经济不同的经济体制 ,经过世界许多国家的长期实行 ,被证明较之计划经济…     

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是我国未来城镇化长期发展必须应对的新环境。充分考虑这个新发展阶段变化的背景下,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互动、科学布局、绿色低碳、传承文化、体制创新的道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速度与质量、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加强顶层设计与鼓励地方探索的等若干重大关系,释放新型城镇化的红利。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要性、方向与路径

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一项课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经济体制改革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和社会矛盾,反过来倒逼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现代化的转型不只需要经济体制的改革,更是要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下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一条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推动,又要有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实践的改革路径。     

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分红权的保护

作为当今世界最为主要的商主体——公司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赢利性,而公司赢利性的背后却隐藏着其出资人——股东的赢利性,股东从公司获取赢利是其投资创办公司的原动力,积极推行股东的分红权也就成了《公司法》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在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小股东分红权的保护现状非常令人担忧,在市场机制不完善、诚信缺失的当下,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恶意侵害小股东分红权的现象非常普遍.而《公司法》第75条的规定并不能称之为公司不对小股东分红的救济途径,因为这样的规定是让股东从原本赢利的公司彻底撤出,从本质上说就是彻底幻灭了股东的赢利性.     

我国“强县扩权”改革研究综述

“强县扩权”是指在暂时不涉及行政区划层级调整的情况下，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市），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从1992年浙江省第一个试水并取得一定成效后，“强县扩权”便在我国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改革趋势，实践中，我国多数省份逐步踏入改革浪潮，理论界、学者们也纷纷投入精力，从不同的视角对强县扩权改革进行研究。文章选取了近年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部分文献作为参考，对“强县扩权”改革做简单文献综述。     

政府主导与政府“瘦身”——兼论重塑国资委和国家资源委员会

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必须由政府主导，但政府主导有一定界限，它不应主导全部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应该从经营性竞争性行业和领域中退出的是政府，而不是国有企业。应在各级“人大”领导下重塑国资委和建立国家资源委员会，实现政府“瘦身”计划。将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和作为经济实体的国家分开，彻底贯彻“政企分开”，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市场所必需的“微观经济基础”，实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跟市场经济相结合，建成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深水区”改革的多维思考

中国改革的历史巨轮已经驶入了＂深水区＂,改革的深度、广度和难度都在不断增加。要推进新一轮的改革,必须捍卫原则,坚持改革方向的正确性;围绕主体,坚持改革导向的人本性;集中民智,坚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注重统筹,坚持改革措施的协调性;维护公平,坚持改革成果的普惠性。     

我国改革的困境：面对诸多矛盾的思考

改革开放是一次新的伟大革命，是我党的关键选择，是中国走向复兴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的改革进入了攻坚时期，在改革过程中仍存在诸多矛盾，主要体现在价值和制度、“放”和“控”、权力和权利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我国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内在障碍。只有正确处理好这些矛盾，我国改革才能走出困境，才能进一步推进、深化。面对困境，我国改革的难点在政治体制改革，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法律，突破点在于打破权力和利益勾结的格局，建立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未来发展

2012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新《民事诉讼法》。新法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制度对民事诉讼及纠纷解决机制做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这是近年来我国民事司法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现代化转向的一次努力。此次修法顺应了诉权保障宪法化和国际化的趋势,是“接近正义”理念在司法改革过程中的具体体现。为更有效地保障民众“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今后的民事司法改革应更加注重设计的整体性与统筹性,从而实现司法各要素全方位的变革。将“诉权保障”确立为民事诉讼法的最高目标,不但是完善立法的必备基础,也是公正司法的当务之急。     

推行“财产性收入”大众化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核心问题是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推进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财产性收入＂大众化。就是拥有财产性收入不再只是少数有钱人能享用的专利,而是广大劳动者都可以参与分享。主要方式有：推行＂职工持股计划＂,让广大小额股份持有者有股权的红利收益和股份升值收益;鼓励企业发行小额股票;让社保基金积极稳妥地进入资本市场,让全国城乡居民都能共享社保基金提供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应积极探索用＂土地使用权入股＂获取＂财产性收入＂的补偿办法,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让农民、农民工、拆迁户也能享有一份＂财产性收入＂。     

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改革的现实意义及其未来走向——以2014年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为视角

将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是我国司法领域改革一直致力于打破的藩篱,是遏制司法行政化的必要一环。深圳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只是为法官职业化改革点起了"一束光",并需要进一步细化,接下来的法官职业改革至少应该在理顺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完善法官职业选任条件和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     

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皆基于对问题及其根源的准确判断

＂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是十八大报告中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但是,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深化改革,都必须从具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出发,对问题本身及其根源作出准确的判断。问题的根源必须到现实的经济关系中去寻找,重点寻找那些从我国特殊过渡体制产生出来的特殊原因。我国当前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不能单纯归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形式本身,而主要是国有经济和政府机构职能定位及其行为的不合理造成的。这些不合理不仅来自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而且来自先前＂市场化改革＂中的偏差和失误。问题及其根源找准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也就寓于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