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与乡村债务清偿

1999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 ,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年内对 1998年年底以前乡村两级的各种债务、债权和担保形成的各种债务进行一次彻底清查。其结果虽然没有公布 ,但是据农业部有关部门推算 :中国的乡镇将近 5万个 ,平均每个乡镇负债 40 0余万元 ,共计 2 2 0 0亿元左右。如果将村级组织的债务一并考虑 ,债务总额肯定要翻一番。农村税费改革前 ,乡村可以通过节支、收欠、增收来偿还债务 ,税费改革期间 ,各地利用改革契机 ,还采取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方法消赤减债 ,如通过资产资源拍卖、压息换据、债务置换等方式偿还了一部分债…     

成功的实践 深刻的启示——安徽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践与启示

安徽省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率先在全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已经整整10年了。10年来,安徽的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全国农村的税费改革发挥了示范效应。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推动,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即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自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包括国家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日益异化为控制社会的力量;从最终意义上说,国家终将回归社会,实现与社会的统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为研究我国新时期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分析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建议.     

乡镇改革与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体制的构建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我国乡村治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农村治理朝着多元治理、间接治理和依据法律/契约治理方向发展。“县政、乡派、村治”是符合后税费时代乡村治理需要的一种较好的制度选择。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农村基层政府无论如何改革,最关键和最核心的是转变政府职能,主动适应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为农民和农村发展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发展、演进中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方式变革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创新,对于改善乡村的社会治理状况和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是一道绕不过的坎

正通过对发达农区和城郊村庄的调研,我越来越感到:在经济发达的村庄,如果不实现治理结构的现代化转型,它们在一段时期的繁荣后,将陷入"越发展、越麻烦"的困境。为此,必须在以下几方面深化改革,实现发达地区农村的社会和谐与长治久安。第一,深化集体所有制改革。中国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但是,由此也留下集体成员权被不断强化的制度遗产,这一点在     

城乡一体化地区乡村治理逻辑的转换——对沿海农村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的反思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沿海农村展开了新一轮村级治理的行政化改革,其基本取向是在乡村一级建立公共行政体系。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深刻改变了沿海农村的社会基础条件,同时也引发了乡村社会结构的现代化与治理事务性质的变革。这既导致维系村民自治制度良性运转的基础条件趋于弱化,也为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契机。新时期的村级行政体系具有突出的公共属性,通过村级权力规范、基层组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公共行政构筑了更加制度化的基层治理体系,强化了乡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塑造了村级组织的公共服务者角色。在此过程中,国家意志的贯彻能力得到强化,并以公共服务为纽带与农民建立起更稳固的公共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使基层治理迈向了现代化。     

如何破解我国乡村道路供给中的“奥尔森困境”——一个自治案例的启示

众所周知，如今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扩大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实践中，中央政府沿用了以往的两条路径，一是“多予”，加大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便是这种政策导向的反映，其中的突破口就是落实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二是“少取”，继2002年在全国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之后，2005年年底又取消了农业税。仅就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而言，“多予少取”的思路是想通过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其生活条件，同时拉动农村的消费，提高其在公共品供给方面参与的积极性。     

西柏坡时期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迁

正西柏坡时期土地改革运动对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巨大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土地改革本身所要实现的变革农村生产关系的范畴。并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深远地影响以后乡村社会几十年的面貌。一、研究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土地改革运动的历史作用,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有自己独特的特定环境和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德国地方治理对中国改革的启示

德国是一个地方自治传统成熟的发达国家．其地方政府以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促进地方的和谐发展而著称于世。     

审批权腐败与治理——深圳市政府审批制度改革的启示

审批权是政府行政权力中的一项核心权力,它表现在政府通过审批来调控市场、资源等管理功能上。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权力结构的调整,原有审批的积极影响减弱,其负面作用,如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审批权腐败问题却日益突出。审批权何以导致腐败?     

农村治理困惑与乡村基层组织的建构变革——对S市王港村的实证调查与研究

本文通过对王港村的实证调查,从村委会选举中村民的投票取向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这一视角,指出我国农村基层出现的"政府企业化"及"行政赢利化"倾向,是现有乡村组织建构已不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表现;<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的村委会的职能在现实中仍表现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式",当前农村改革问题本质上应是农村社会的重构问题--乡村管理体系的组织重构和职能重构.只有转变乡村组织的职能设置、改革组织建构,才能整合农村社会的利益关系,推进村民自治.     

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及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学术界开始使用治理(Governance)以取代统治(Government)来描述政治体制的延续与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持.国内学界对这一概念表达转变的源起与意义则莫衷一是,时下一种流行于诸学科的解释是"治理"凸现了社会治理的主体由原来的政府变为政府 社会中介组织(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 基层自治.我们认为,这种解释并未真正深入问题的实质,并混淆了理论的源起与理论发展的关系.追溯这一概念表达转变的源起与发展,势必要涉及行政学的产生与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哲学基础的演进.     

论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目标与手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很明显,这里已经内含了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那么,为了达到这一国家治理目标,我们需要采取哪些措施呢？这就涉及到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手段问题。只有从国家治理的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才能更系统而深刻地理解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的国家治理问题。     

浅析规则实施与制度变迁绩效对我国经济改革的启示

诺思模型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西方经济发展进行的描述 ,其偏重于效率的考虑 ,没有重点阐释制度框架下规则的实施与贯彻。而制度变迁与规则实施的交互作用共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阐述 ,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国企改革对农村土地改革的启示与镜鉴——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风险分析报告

本文基于对国企改革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业已在部分地方探索试验、以"确权"和"市场化"为主要目的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需要防范四大风险:一是产权改革过程中偏离产权主体利益的风险;二是改革过程中出现两极分化和农村社会阶层对立的风险;三是产权改革成本难以分解的风险;四是集体资产监管缺位的风险.由此提出防范风险的建议:改革必须坚持以诱致式制度变迁为主,保持制度变迁趋向与参与主体利益取向的一致性;必须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制度,促进农民以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土地产权交易;必须努力构建农村制度变迁中的成本分解机制;必须实行行政与经济职能分离.建立有效的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机制;必须坚持因时因地制宜原则.     

论乡政府的角色冲突——兼论对乡级政府机构改革的认识与思考

乡级政府机构改革是以对乡政府的治理角色认知为基础的,对乡政府角色的片面认知导致了“约束”型的行政改革导向。在压力型体制与村民自治背景下,乡政府扮演了两个互相冲突的角色,结果造成了乡村治理的二难困境。因此,     

我国农村社会泛女性化与乡村治理——新农村建设视野下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理性路径寻绎

性别与发展问题是世纪之交全球的中心议题之一,它对传统的发展理论和模式构成了直接挑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存在"去精英化"现象的同时,亦随之导致农村社会的泛女性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有效开展,成为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隐忧.针对这一现状.文章认为应对"留守妇女"这一群体进行研究,强调农村妇女主体地位的发展,这无论从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角度,还是从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角度,都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