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概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国近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行程。建国之初的废除“六法全书”、司法改革运动和“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基础。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司法制度进入了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乃是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的过程，是一个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过程。     

崇山峻岭中的中国法治——从电影《马背上的法庭》透视

以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为素材,本文力求从法律人/政治家的视角来思考影片展现的当代中国社会,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的问题、难题和意义;特别是分析了包括法官职业化在内的一系列司法改革与当代中国法治实践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指出必须从当代中国的政治视角来深刻理解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     

司法政治研究范式的检视与重塑——以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分析为视点

司法政治是以司法的政治维度及其运转逻辑为考察对象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范式在司法政治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方法论意义。以国内学界在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检视，可以看出国内司法政治研究的范式大体分化出“泛意识形态”的嵌入型范式、“去意识形态”的自治型范式、“辩证关系”的互动型范式三种主要类型。整体上看，国内司法政治研究范式意识自发而不甚自觉、范式分化不足且精细化不够。梳理当代中国政法理论发展与政法实践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国内既有范式之间呈现出一种演变转换态势：嵌入型范式因时过境迁而日渐式微，自治型范式虽可圈可点但矫枉过正，互动型范式稍显粗泛但日趋主流。面向当代中国、植根政法实践、借鉴域外经验，交互型范式是一种更富前景也更为妥当的优化方案。     

付子堂：用法治思维稳步有序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更好地彰显中国特色司法制度的优越性，必须把司法体制改革放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意义上去考量。     

司法改革要走整体推进之路

王超在上海《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上撰文《中国司法改革的整体推进之路》指出，我国司法改革不能搞孤立的单兵突进，要在国家整体改革的大系统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和路径。1．现行司法改革的病灶：整体性的缺失。笔者针对上述弊端，主张重塑新世纪中国司法改革的路径，走整体推进之路。司法改革整体推进是指司法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珍视司法改革的政治认同

《中国的司法改革》体现着中国对于司法改革的政治认同,展现了司法改革所享受的优厚的"政治待遇"。10月9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发布司法改革纲要的目的是规划和部署未来的改革,发布司法改革白皮书的目的则是总结和展示既有的改革成果。对某项工作的总结、展示固然重要,而对未来的规划、部署会更令人兴奋不已。不过在我看来,《中国的司法改革》白皮书的发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司法改革的规划更加重要,因为它第     

中国司法的“政法模式”与“法政模式”

政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人类追求良善社会的永恒话题.从本体论层面来看,各国司法都具有政治和法治双重属性.司法的政治性及其制度表达决定于“政治国情”,而司法的运行则诠释与实践其政治性所承载的各种政治价值与需求.由于当代中国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党政体制及其政权组织结构,我国司法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同时,由于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我国司法在实践中又表现为向法治性回归的演进趋势.因此,当代中国司法的政治与法治关系表现为体制上的“政法模式”和司法运行中的“法政模式”并存的鲜明特征.     

从政治合法性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成立后，立即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从政治合法性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实现了政治合法性的规范主义和绩效主义的有机统一。本文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内涵、群众路线的历史源流以及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建设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司法权威的中国语境与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处在转型发展时期，司法承担着调节权益、解决冲突、实现治理正当化的功能。由于司法在中国制度框架中的特殊地位，原本仅具有裁判功能的司法，在中国制度实践中都具有政治意义。因而，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原本属于司法裁判意义上的纠纷，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化成影响社会安定的公共事件。司法功能异化严重威胁着司法权威，其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司法无用文化、政党与司法关系。为此，在司法权威构建中应坚持法律至上的理念，并再造司法权威的基本制度。     

论传统政治文化对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影响

当代中国司法制度传承和发展了我国优秀的思想政治文化传统。本文从传统“人治”到现代“法治”的转型为切入点，着重论述了当代以人为本承继传统民本主义思想，当代中国司法制度日益关注民生和保障人权；传统“无讼是求、调处争息”思想对当代中国司法制度重视以和谐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对接联动，有着深远影响。     

当代中国的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基于中国司法国情的初步分析

在当代中国，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是中国司法国情状况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鲜明的自主品格与中国特色。自主型司法改革是社会主体从本国国情条件出发对司法改革方案、进程、目标和路径的自主选择，体现了司法改革的“中国中心主义”。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实际上就是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经验，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只有正确认识固有的司法国情条件，才能科学选择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司法与政治改革互为依存

转型期的中国司法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呈现的是互为依存的关系，但司法改革的路径则应是去政治化。从现在中国的实际来看，解决公众意见与职业主义司法之间的隔阂其路径就是新程序主义，即通过商谈程序架构起公众与司法之间意见交流的通道。     

市民社会的建构与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实现

中国的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的发展模式，走的是一种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由浅入深的发展道路。当今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要求政治体制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实现政治现代化。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具体表现为政府权威合法性的削弱、“软政权化”，以及社会公众在政治参与上的政治冷漠感。实现我国政治现代化，构建发达、健全的市民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与王安石较量的法官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不过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在改革进行的同时，王安石也曾企图利用一些司法案件来达到政治目的，而他的企图却被一个默默无闻的法官所抵制。     

中国能动司法理论的宪政逻辑

法律职业化理论和司法能动理论是对中国司法发展道路的不同探索理论。中国能动司法理论的可能宪政逻辑是:民族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司法社会主义特色的塑造、司法服务于政治、转型时期需要司法快速做出回应等。能动司法理论宪政逻辑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是从中国国情、中国民众的社会需求出发而不是西方的现行司法理论出发去论证自己的合理性。但中国能动司法理论始终面临着司法规律的普适性、政治统摄司法抑或司法控制政治、法律是统治工具抑或法律具有自身价值等理论追问。中国能动司法宪政逻辑面临的困境是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相对分立而引发的社会结构性危机。通过论争来寻求更多的政治共识,对中国司法发展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能动司法的社会正义取向

在中国法治语境下,能动司法强调在依法司法的前提下,司法审判活动要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个案公正与普遍公正的统一,依法裁判与案结事了的统一,因而体现了坚持服务大局与依法司法的统一,坚持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坚持回应关切与综合考量的统一,坚持开放引导与协同司法的统一,坚持规范司法与制度建设的统一。能动司法蕴含着促进和实现社会正义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社会正义问题,思想家们众说纷纭,各具见解。实际上,讨论社会正义问题,必须密切联系社会主体赖以生活及其发展的社会条件。从本体论意义上讲,社会正义乃是社会主体权利要求的制度化实现,是人类意识的载体形式。由此,社会正义拟可区分为制度正义、程序正义和行为正义三种类型。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必须始终高度关注和重视解决社会正义问题。维护社会正义,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能动司法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内在要求。促进和实现社会正义,不仅构成了司法权的本质属性,而且已经成为能动司法的价值目标。在当代中国司法审判活动中,必须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和实施社会正义的能动作用,深入推进能动司法制度与机制建设,从而更加有力地维护社会正义。     

论新时代司法工作现代化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发展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司法领域发生一系列重大变革，司法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司法工作更加坚定地迈向现代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工作现代化的理论指南和根本遵循。党的领导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司法工作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是其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强劲的政治动力。以人民为中心是司法工作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司法工作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与动力源泉。推进司法工作现代化，在方法论原则上，要注重把握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正确处理改革和法治的辩证关系，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加强顶层设计和鼓励基层探索相结合;在路径选择上，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的统一。     

司法改革：积跬步，至千里 访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卫彦明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关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裁度的发展和完善，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新的一年，如何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本刊特此采访了最高法院司改办主任，并请著名学者对重要的改革措施作简要点评。     

历史与启示：论我国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

建国初期我国于1952年至1953年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司法改革，这次司法改革运动对国民党政权下旧的司法体制、思想与人员进行了彻底改造，在司法原则、司法制度乃至司法机构的设置与运行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董必武是这次司法改革运动的主导者之一，他因此也成为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先驱。     

法律现实主义与检察管理模式嬗变的契合促动

我国司法改革正处于转型期,与此同时检察改革将面临新的挑战。借鉴法律现实主义之目的是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检察制度改革提供些许方法论及思路,尤其是法律现实主义对于规范司法行为方面,可以拓宽检察管理模式的视野。在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语境下,引入法律现实主义,理性对待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更能体现检察管理模式中的客观性,达到实现社会正义之目的性,将有助于构建合理衔接检察制度改革的检察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