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是指行政行为的可受司法审查性,是行政诉讼法学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受特别权利关系理论和我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内部行政行为在我国是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的,公务员对行政机关的人事处理行为不服,只能通过申诉或控告等非正式途径来寻求救济,这不仅不利于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与法治社会的基调相违背,在行政机关中出现了行政权力私有化、贪图私利更导致滋生腐败的问题。由此,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的批复、指令等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的问题是当前比较前沿的行政诉讼问题。     

论行政机关内部人事管理行为的可诉性——兼评《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三款之规定

随着行政权在现代社会的日益膨胀,公务员权利义务理论的变化,以及法治、人权保障理念的深入人心,内部行政行为不再像过去一样被绝对排斥在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在许多国家,内部行政行为已经进入了诉讼领域。这为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在我国变为可能。在近阶段,公务员的开除,辞退,工资福利,退休金发放等内部人事管理行为经过行政前置程序后可以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浅析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现状及完善措施

长期以来,行政处分行为一直以"内部行政行为"的身份被排除在司法审查的门外,对处分不服的公务员只能通过行政救济维护自身权利。单一的行政渠道已经愈来愈不能满足公务员对救济的需要,也不契合法治社会和人权社会的精神。本文希望借对这一论题的研究,提出改进措施,使我国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更加完善。     

对行政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若干思考

行政公务员在受到内部行政行为侵害时,有其特殊的救济制度,这不同于一般公民的权利救济。本文结合各国对行政公务员权利救济的规定,对我国公务员申诉控告权进行了思考,论述了公务员复议权的构建,并探讨了权利的司法救济,试图扩大公务员的权利救济途径,完善公务员制度。     

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理论探讨

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因而内部行政行为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有重大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法将其列为不可诉行为之一。本文建议我国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该首先借鉴外国成功经验，明确理论及现实依据，统一立法认识，然后确定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标准，并确定法院审查的方法，由此提出了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构想。     

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构想

公务员权利救济是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受特别权利关系理论的影响,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局限于内部行政救济,排斥司法救济,无法适应法制行政与人权保障的时代要求。本文通过梳理特别权利关系,提出完善公务员权利救济制度的一些建议。     

中日公务员行政惩戒法律救济制度的比较

公务员惩戒制度是通过惩罚公务员的失职行为而对该公务员及其他公务员予以警戒的制度。该制度对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防止公务员滥用权力和违法乱纪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如果惩戒不当,对公务员合法权益将造成莫大的损害。“有损害就有救济”,纵观世界各国的公务员权益救济制度,大体上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行政救济与司法救济“并轨”的救济模式,如美国、日本等;另一种是以行政救济作为单一的救济模式,如我国现在所实行的公务员申诉与控告的行政救济制度。本文通过比较中日两国的公务员行政惩戒救济制度,以“扬弃”的移植理念,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行政惩戒救济制度。     

略论内部行政救济

公务员的行政救济属内部行政救济。公务员无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获得救济，势必影响公务员救济的公平、公正性。因此，有必要从三个方面提高对公务员救济的实效，即进一步严格内部行政救济的程序和责任；将一部分行政机关内部权益纠纷纳入行政复议范围；对涉及公务员重大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纠纷实行司法审查。     

论行政公务行为的界定

一、界定行政公务行为的必要性 “行政公务行为”这一概念在法律条款中并没有体现，它只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存在。而学术界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就在于对公务员的行为进行区分，确定公务员不同行为的法律效力、法律后果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公务员的行为是否界定为公务行为关系到行为本身的效力，关系到相对人对公务员的行为的认识和接受程度。由于公务行为是公务员以‘代理人”的身份代理行政主体运作行政权的行为，所以它具有特殊的法律效力，法律后果也应由行政主体来承担。对于相对人来说，当他认识到公务员的行为是行政公务行为时，…     

论公务员在服务型政府中不适行为的重构

构建服务型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选择,而目前公务员的思想行为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因此对目前公务员与服务行政的种种不符行为进行深层的分析是一项必须的任务。为了改变公务员的不适行为,重塑行政理念、提高行政能力、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机制以及与社会利益一致的激励机制将会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产生积极的作用。     

论内部人事行政行为之司法救济

内部具体行政行为一直以来被认为属于内部管理行为,不行政诉讼范围之内。对此,本文提出严重影响公务员权益的内部人事行政行为应该纳入行政诉讼,并围绕这一观点,从内部行政行为不应司法救济之驳斥、内部人事行政行为司法救济之必要、内部人事行政行为司法救济之法理分析和意义等方面进行论述。     

公务员投诉规范的设立与完善——相对人发起追究公务员责任的路径探析

通过行为规范的形式优化公务员治理结构、增强公务员服务属性,是当前行政法治环境下改善公务员执法状况的重要环节,也是内部行政法的关键问题之一。在公务员行为规范体系中,投诉规范是指由相对人对公务员的违法或不当行为进行投诉,并由公务员所在机关进行处理的一种责任机制。投诉规范开启了由相对人发起追究公务员责任的民主路径,在公务员文明执法的树立、行政风气的改善以及违规责任的追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在现行立法与实践状况的基础上,对投诉途径、程序和实效性等事项进行综合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则能对其条款设置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进步与不足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使我国的行政纪律惩戒规范变得更加完整和系统化。在内容上突出了从严治纪;在程序上对行政处分作了详细的规定,这必将推进行政处分工作的法治化。《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疏漏之处主要有:没有规定国家对行政机关公务员违法违纪行为的追究时效;没有明确是否适用于行政机关内的聘任制公务员;行政机关以外的公务员处分工作是否参照其执行也未予明确。     

浅论内部行政行为的监督

在理论上区分内部与外部行政行为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从事前、事中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以预防不当内部行政行为的危害、补救由此造成的损失、实现公民的宪法权利。为此,要通过严格内部行政行为的程序、强化专门监督和人大的监督、扩大受案的范围和渠道来强化对其的监督。     

公务员行政责任的实现路径分析

公务员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往往会面临着多重困境,这些困境主要来自于权力、角色与利益方面的冲突。当公务员无法正确解决这些冲突或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冲突时,就容易出现行政行为失范现象。本文在分析我国公务员责任冲突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责任的实现路径：制定公务员伦理法规;培育公务员的伦理自主性;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系统,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完善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应注意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国家公务员是政府管理活动的重要组织者和执行者。政府各方而职能,要通过国家公务员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的具体行为去完成。因此,为保证国家行政工作有秩序进行,全面维护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国家公务员自身合法权益免遭侵害,增强社会各界参与和监督意识,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     

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

行政领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民主和法治。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我国行政领域连续进行了几项重大变革，在民主和法治的道路上迈出了较大的步伐：通过（行政诉讼法）建立了“民告官”，司法权监督和制约行政权的司法审查制度；通过（行政复议条例）建立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服行政行为可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由行政机关内有相对独立性的复议机构进行审查和向相对人依法提供救济的行政内部监控制度；通过（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建立了以竞争考试、择优录用、职位分类、功绩晋升制等为原则的现代公务员制度；通过（国家赔偿法）建立了政府…     

我国公务员是否、应否具有揭露权？

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对我国公务员权利与义务的梳理,发现我国公务员法规中"揭露权"的缺失,由此引出了我国公务员是否应当具有此权利的问题.第二部分主要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论证了公务员"揭露"行为的正当性,确认公务员"揭露权"的重要性,并分析了揭露权保障的必要性.     

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探析

长期以来,内部行政行为是我国行政诉讼中的真空地带,这种状况既不利于对广大公务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行政机关职能的有效发挥.本文从能动司法理念出发,结合行政诉讼法实施二十年来的现实情况,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内部状况进行了深入探析,同时从理论依据、现实需要等多方面对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作了分析,以期完善行政诉讼制度.     

基于行政评价的行政权规范研究

行政评价是源自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活动作出的自我评价，通过行政评价可以衡量行政行为的好坏。行政评价的结果伴随着奖励与惩罚，以此来激发行政主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意识，实现行政主体的自我纠错和自我提高。行政评价作为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是在行政自制的框架下构建行政系统内部的评价体系，通过在源头上遏制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有效地对行政权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