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进行的两次大的政治制度改革以及后来断断续续进行的仍处于其延长线上的制度改革,在促进日本政治体制转型与政治生态环境变化的同时,也推动了自民党的中央集权化。自民党内以派阀为代表的非正式组织功能弱化,以总裁为中心的执行部的重要性增强,权力向以总裁为核心的执行部集中。在实际的政治运行过程中,政治制度改革的两大制度性效应即内阁首相权力的扩大与自民党总裁权力的集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出现"首相支配"现象。"安倍一强"的出现,是自民党中央集权化趋于成熟的象征。强大的首相(总裁)权力仍然存在不能有效控制的空间——参议院。与众议院选举制度不同、议员任期不同以及宪法赋予它的法律权限等制度性安排,使参议院具有高度独立性,同时,自民党只要不能单独控制参议院过半数议席,与公明党在参议院的联合便不可或缺。首相则有必要在参议院与联合公明党共同通过法案的参议院自民党合作。参议院成为自民党的"软肋"。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因、进展与路径选择

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开放高水平推进,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对深化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突出政府职能转变的主线,稳步推进大部门体制,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加快。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新部署,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要在价值取向、组织结构、职责体系、运行过程、技术支持、法治保障等层面进行全方位系统性深入改革。     

欧盟行政决策权分配的“名实分离”:模式、成因与影响

一体化的深入推动着"欧盟政府"的架构日渐成形,但欧盟层面行政决策权的行使机构仍然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委员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和欧洲理事会"确定政治方向"的规定非但没有给出答案,反而使其更为扑朔迷离。事实上,在欧盟层面的机构运作中已形成了欧委会和欧洲理事会以共享政策动议权为基础的行政决策模式:欧洲理事会行使着欧盟的行政决策权力,欧委会则逐渐演变为欧洲理事会的秘书处和执行机构。由于欧盟内部民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主要来自成员国,这种不同于条约文本规定的行政决策模式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合理性,但其结果是行政权在欧盟和成员国两个层面都得到实质性扩大,对行政权的民主控制和监督也被弱化。此外,该模式更进一步产生了欧委会的角色异化和小成员国被边缘化却无法得到制度救济的问题,从而对欧洲一体化的深化形成障碍。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名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成员国对一体化的承诺与对一体化深度的接受度之间形成张力的结果。     

英国脱欧与欧盟理事会权力的再分配——基于跟踪问卷调查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

2016年,英国脱欧成为全球政治的"黑天鹅事件",被认为是冲击当前欧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影响到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8年的"欧盟理事会合作和协商数据",通过建立欧盟理事会权力网络,来分析英国脱欧可能导致的各成员国在重要政策领域内决策权力的变化,以及欧盟理事会权力分布的结构性迁移,以阐释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的国际政治影响,并且从方法论意义上,为研究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分配和变化提供新的思路。     

试论日本政党体制的转型

日本政党的"55年体制"于1993年崩溃后,现处在转型过程中.本文认为,促使转型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原有体制的"制度疲劳"和自民党统合能力的下降.在选举制度的影响下,日本政党体制已出现新"一党优位"体制的端倪:政党同质化导致政界总保守化;自民党作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性质日益明显;自民党与民主党相比,正表现出较强的自我革新能力和政策方向.     

澳门特区行政授权制度改革探讨

行政授权制度在澳门由来已久,其承袭自澳葡政府,而来源于葡萄牙行政制度。澳门特区的行政授权制度内容包括授权原则及条件、授权主体及资格、授权内容及程序等方面。虽然行政授权制度有利于行政主导制的实施以及政府权力的集中统一与平稳运作,却也导致权力的集中化与人格化、行政程序缓慢以及官员问责困难等问题。而行政授权制度的改革需要确立以法定职权取代授权的原则,并制定统一法律规范司、局级机构据位人管理性权力,重整现有授权法律制度,从而形成统一的行政权力配置法律制度。     

俄国历史的东方节律

人类生命中的七代更替与自然界生命的变化相吻合。将俄罗斯的历史从蒙古入侵开始按七代周期划分,结果反映的是一个自组织系统的演进过程。这同时表明,与正统基督教传统融合的东方遗产,对俄罗斯而言才更具决定性。俄罗斯大规模基督教化的进程正是发生在14-15世纪蒙古鞑靼统治时期,因此,东方对俄罗斯历史节律产生过有利的影响。更关键的是,伊凡三世将"权力—财产"原则引入了俄罗斯的生活实践。从此,权力(占有)等同于财产,而财产变成了权力(占有)功能;所有者没有任何特权和保障,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在某些历史阶段,俄民众相信权力—财产是社会的自然状态,而另一些阶段则怀疑其自然性。这两种情形的高潮期都非常准确地"切入"从蒙古入侵算起的七代更替周期率中。后苏联时代的事实表明,正在发生的不是权力—财产系统的原则性突变,而是内部调整,目的是使监管机构现代化并以此使该系统得到加强。这种趋势得到民众的支持,而权力和财产分离的西方模式则被俄民众无意识地否定。     

东盟秘书处的改革

东南亚国家联盟实行以首脑会议和常务委员会为主导的决策机制和"全体一致"的决策原则.与之相适应,作为执行机构的东盟秘书处一直处于一种非核心的状态.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和地区合作的持续发展,东盟不断强化秘书处的执行功能.近年来,东盟秘书处的功能和权力得到加强,正朝着完整、独立和高效的行政机构的方向发展.这些变化对东盟成员的进一步合作将是有益的.     

日本政府危机管理的演变

阪神大地震前,日本政府的危机管理在其整个行政管理体制的影响下,法律规章制度相对成熟,但欠缺快速反应机制和统一协调机制,管理系统建设滞后,导致日本政府在阪神大地震中未能及时地发挥主导作用而受到公众舆论的指责.以此为教训和改革的契机,日本政府调整了危机管理中的权力配置关系,突破纵向行政结构的局限性,加大了危机管理系统建设的力度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单一行政官”理论与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

"单一行政官"理论是在对美国宪法有关总统权力条款的解读过程中产生的理论,其核心含义是,任何对总统掌控行政部门进行限制的企图都被视为违宪。"单一行政官"的概念形成于200多年前的制宪会议。后来,"单一行政官"理论不断地发展演变,为美国总统不断扩展其行政权力提供了理论依据。"单一行政官"理论通过证明总统扩张权力的正当性,对美国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构成了威胁。要厘清总统权力的边界,必须参照宪法的文本和结构,同时也要考虑到现代社会对行政部门提出的新要求。     

俄罗斯加速推进新一轮行政改革

俄罗斯经济转型初见成效,政治转型远未结束,行政转型任重道远。普京针对叶利钦时代遗留的有始无终的行政改革,逐步采取措施重建中央和地方关系,推进执行权力机构职能转变,开始推行新的公务员制度,俄罗斯新一轮行政改革加速进行。但由于种种因素制约,俄此轮行政改革困难重重。     

成败之间:战后苏联新卢布改革与中国金圆券改革比较研究

二战后,中苏两国在经济背景上都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在政治和军事背景上则不同:苏联已经获得良好的国内和平环境,而国民党政府先是"备战",之后又"养战",并由此导致财政状况的恶化和经济政策的混乱。苏联1947年的新卢布改革与中国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相同,区别之处是金圆券改革的某些具体措施更为激烈。新卢布改革对金圆券改革的决策和具体实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新卢布改革与金圆券改革的比较,可见后者的失败在于在"天时"与"人和"上均犯了大错。     

试论日本政局的变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一、日本政局的变化对日本对内外政策的影响 日本政局自90年代初即进入了新旧体制转换时期。1993年8月,日本七党一派联合取代自民党,成立非自民党系的联合执政党内阁以来,日本政局接连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进入1994年以后,各派政治势力进一步分化改组,政局出现了持续动荡。 首先,1994年一年内日本内阁首相三度易人。由七党一派细川内阁到羽田内阁,再到自民党、社会党、新党魁党三党联合村山富市内阁,内阁走马灯似的换了三届,执政党两度更替,这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实属罕见。更富有喜剧性的是,二战后在日本政界长期对立、相互攻讦的自民党和社会党在这次分化改组中居然短时期内尽弃前嫌,携手     

权力分享与美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政策选择

权力分享视角有助于揭示霸权国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接受新兴国家的权力增长要求。认同、扶持和退让是权力分享的基本模式。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便是一种国际权力分享行为。安理会的决策程序和理事国的双重地位为美国实施权力分享提供了动机。支持与之具有相近投票倾向的国家进入安理会,被美国视为提高决策能力的手段。同时,面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压力,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选择扶持和退让,也成为美国构建均势、维护霸权的可能的政策选择。     

后“9·11”时代德国反恐法律制度之改革

后"9.11"时代,德国反恐法律制度改革的驱动力来源于其作为成员国应当履行的《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以及欧盟《打击恐怖主义的框架决定》所规定的反恐义务。德国独特的宪法制度对其反恐法律制度改革的路途选择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即通过修改本国的刑事和行政法律制度来应对恐怖分子的威胁。德国反恐法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涉及对《刑法典》的修改、增强情报部门之间的合作、扩大情报部门的权力、扩大披露德国公民生物特征信息和外国人信息的范围、增加航空当局保卫机场等敏感地区的权力等七个方面。实践表明,德国的反恐法律改革取得了成功。     

"东盟方式"与东盟地区一体化

东盟自成立以来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组织和决策方式,即"东盟方式"."东盟方式"有利于东盟国家的政治合作,是东盟一体化初期阶段的重要基础.但是在"东盟方式"的制约下,东盟难以建立超国家权力机构,缺乏集体行动能力,因此不利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使东盟难以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进行危机管理.认识到这一点,东盟正在尝试采取有限的改革措施.     

佐科政权与印尼政党政治的发展——以处理美国自由港公司问题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进一步加强,而政党政治则堪称两者之间的"枢轴"。双层博弈理论认为,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而对外政策也会影响一国政党间的互动与博弈。印尼和美国之间的自由港公司问题是印尼多年来面临的一个棘手而重大的对外政策议题,佐科及其政党联盟则借重自由港公司问题,利用政党政治的运作和影响,将"朝小野大"扭转成"朝大野小",最终顺利实现连任。在第二个任期内,如何维护政府权力以落实重大改革措施,又不至于让权力过于集中,威胁印尼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是佐科及其执政联盟必须高度重视并谨慎处理的难题。     

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的起源、发展及作用——基于国家权力结构变迁视角

叶利钦执政早期,国务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协调整合行政权力的功能,使俄国家权力结构避免了宪制改革后的严重混乱失衡.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颁布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趋于多元化,国务委员会既无法解决中央层面的总统与立法机关的结构矛盾,又无法解决源自地方分裂主义的"央地"权力结构松散,因而归于沉寂.2000年普京开始执政后重设国务委员会.尤其在2004年"别斯兰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再度集中,系统性压力激增,国务委员会的作用不断被强化,国务委员会的事务性工作人员得到扩充,工作机制和议事规则得到进一步规范.2008—2012年,国务委员会成为紧密联系"央地"的关键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发展.2012年,在普京第三任期,其成功地协调了因"统一俄罗斯"党崛起而引起的联邦中央权力结构张力,缓解了央地行政层面的权力结构矛盾.2020年修宪后,国务委员会的作用向协助总统整合"全联邦"国家权力的方向转变.同时,"国务委员会"获得宪法地位,成为宪法性权力机关.     

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及其变迁

印度"东进"是一个战略系统,其要素由南亚地区战略、 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印太战略"等构成.南亚地区战略构成了印度"东进"的基础,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体现了印度在"东进"上的心态与行为变化,"印太战略"则更加明确了印度"东进"的战略形态与内容.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由一般性战略逻辑和特殊性战略逻辑构成,这两种逻辑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下,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发生了显著变迁,呈现出从普遍排他性到特定排他性、从经济为主到安全建构、从非结盟到结盟行为体、从地区权力到全球权力等方面的变化.印度"东进"对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其逻辑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互信程度将长期保持很低,甚至是赤字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也给中国造成一定的压力.     

政府间纵向关系改革的法国经验及其启示

单一制国家的政府间纵向关系体制可以分为集权型和分权型两种类型。1982年至2003年,法国在20余年的时间内,将其政府间纵向关系体制由原来的集权型转变为集权型与分权型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双轨制"。这场改革的成功经验及其对推进中国政府间纵向关系改革的启示是:改革前提是从理论上厘清政府权力的各个层面;改革目标是实现政府权力行使权在政府间的合理化配置;改革路径是经由权力下放实现制度性分权;改革保障是把握好改革内容的系统性和进程的策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