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女“越界”、声望竞赛与明清江南社会运行

明清江南社会出现了才女群体与男性士人交游的社会性别空间"越界"现象。与男性士人"越界"交往的才女群体得到了江南社会的容忍和鼓励。明清江南社会的声望竞赛是才女群体"越界"交往这一历史现象得以出现的关键。才女群体的个体才华,可以使得自身加入江南社会的文化网络,为家庭和男性士人赢得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从而提升自身家庭与男性士人在江南社会中的声望,而通过才女群体婚后对社会性别空间秩序的遵守,才女"越界"交往仅被定义为生命周期中的阶段性事件,从而又保证了江南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     

湖南书院与湖湘文化的发展

在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中 ,以岳麓书院为代表的湖南书院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 ,书院士人的学术研究与创新提升了湖湘文化的理论思维的高度 ,使湖湘文化能够与时俱进 ,不断立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沿 ;另一方面 ,书院的普及以及文化传播活动 ,促使主流文化向边远地区不断推进及向下层民众传播 ,拓展了湖湘文化分布的广度 ;同时 ,书院的藏书、刻书事业推进了湖湘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书院的教学活动又培养造就了大量人才 ,为湖湘文化的繁荣发展奠定基础。一、古代湖南书院的发展概况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它肇始于唐…     

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社会网络探论——基于祖籍、居住地与安葬地的分析

文章以祖籍、居住地、安葬地的变迁为主线,探讨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的社会网络,指出了宋代两湖地区士人在全国士人社会中处于边缘和依附地位,成功的士人大多来自于发达地区,或者迁居于发达地区。同时,文章比较了湖北与湖南士人社会的差异,揭示了湖北士人社会对外,尤其对北方的依附性更强,本土士人社会建设更差,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湖南士人对南方士人社会依附性较强,本土士人社会则稳步兴起,加之大量流寓士人的本土化,使得南宋湖南士人社会呈现出相当繁荣的局面。     

湖南绅士与近代书院文化

湖南绅士与近代书院存在着密切的共生关系,一方面,绅士通过倡办、支持、资助书院而促进了书院的建设,绅士是书院得以形成、发展、繁荣的推动力量。绅士垄断着书院文化的传播大权,成为书院文化的历史传承者和积极推进者,是书院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书院又以它特有的社会教育功能,不断地培养着拥有文化知识的绅士。绅士与书院的这种共生关系,熔铸了书院独特的文化特色,形成了书院自由开放的教学模式,因时而进,培养对社会有用人才的价值追求。湖南近代书院盛行的经世致用学风和尊礼重道的理学思想,造就了近代湖南保守和激进,落后与先进交相辉映的历史局面。     

家族力量对书院发展的推动及其动机

家族力量是推动书院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书院兴 起之初,家族书院就在书院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某些 时代、某些地区,家族书院甚至成为书院的基本类型和主要 内容。家族书院的创设主体、教育对象及书院规模、档次、 影响均各有不同。家族力量致力于书院教育,其动机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敦亲睦族;第二,提高族人文化素质, 培养本族知识精英,通过科举入仕,提高家族地位;第三,扩 大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提升、树立家族形象。     

元代云南驿传的特点及作用试探

元朝在全国广置驿传,云南亦不例外。元在云南推行的驿传制度,与内地基本一致,而又有其特点。研究云南的驿传,对全面了解元朝的驿传制度和元代云南社会的情况,是有裨益的。     

宋代士人群体如何参与地方治理

伴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南北朝隋唐"士族社会"瓦解,两宋之间在地方上逐渐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士人,并逐渐形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士人阶层的身份认同意识逐渐趋同,他们在文化上具有优势地位,自觉以"治天下"为己任,以蒙学、家训开展"训俗"教育,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和识字率;以恢复改革宗族制度,推动宗族礼制的庶民化;倡导乡约制度,参与乡村治理。宋代士人借助文化的力量融入地方社会,进而形成以士人阶层为中心的"士人社会"。     

关于中国古代书院制度的几点思考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教育机构,书院制度具有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学规,书院制度不断创新,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及办学经验,使书院良好运行,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历代教育家视其为我国古代教育制度中的典范。     

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及其贡献

清代书院的职业学者主要是指以教书和撰述为职责的山长,同时也包括以学术训练为主要任务的生徒。书院的养士制度,为职业学者的产生提供了经济保障。作为职业学者的山长,引领读书风气,推动学术考课,维系了举业型书院的学术品格。对于学术型书院的生徒而言,书院职业学者的经历,是他们学术生涯和社会生活的起点。     

论东汉末流寓士人的政治抉择与社会教化

东汉末宦官专权、黄巾起义、董卓移都等原因,士人们举族流寓,形成辽东、河东、荆州、益州、交州等集中地。流寓士人"择明主"以保身,出现了士人反复流徙的现象。流寓士人的分化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人才的大体均势,为三国鼎立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此外,东汉末流寓士人在流动社会里实行教化和管理,充当了流寓社会临时管理者的职能。东汉末流寓士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三国历史的走向,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的教育活动及其影响

明清时期,孔氏南宗秉承深厚的家族传统,积极开展各种教育活动.南孔士人出任各地学官,创办和主持书院,革新族学,效果显著.不仅推动了浙西南尊师重教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兴盛,而且在发展文化和传播儒学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南孔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不仅是浙西南地区区域文化思想的载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地区的发展演变.     

坚守与背离: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政治心态

唐末五代是我国士人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这特殊的转型时代和特定的社会地域文化双重背景中,唐末五代南方士人群体的政治心态极为复杂,他们既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坚守,也有顺时趋势的一面。     

蒙元时期非汉民族内迁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元朝是由漠北南下的蒙古族所建立,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封建王朝。在其统治的百余年间,大量非汉民族迁居内地。因此,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移民众多,不同民族杂居相处,不同文化交相辉映,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南朝俳谐文学繁盛的文化考察

俳谐文学在南朝日益繁荣的现象,尚未有专门论述。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以南朝士人人格的日益萎缩和人性的全面解放为背景的。既符合其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特定的社会文化风习和文化心理促成的,更是其时士人自觉与不自觉行为的必然结果。     

台湾的书院（上）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有别于一般学校（官学）。最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江西庐山自鹿洞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府书院和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书院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延绵1000余年，起到社会教化（“正人心，存天理”）、知识传播（“虞山会讲，来者不拒”），学术传承（“求道问学，非书院不可”）的作用，对文化教育，学术思想的发展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     

蒙元时期非汉民族内迁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元朝是由漠北南下的蒙古族所建立,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为广阔的封建王朝.在其统治的百余年间,大量非汉民族迁居内地.因此,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移民众多,不同民族杂居相处,不同文化交相辉映,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京书院往事

正北京古代书院教育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其管理、教学等对当今学校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书院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主要活动是讲学,兼作藏书和祭祀场所。中国古代的书院萌芽于唐朝,本义是把院子用院墙围起来用以藏书,所谓"院者,取名周垣也",最初的书院即是藏书之所。随着书院的发展,其功能和种类越来越多,按照功能来划分我国古代书院的种类,有用于读书的,有用于藏书的,有用于著述的,有用于讲学的,有用于会讲的,有用于科举应试的,有用于军事教育的,名目繁多。按照级别划分,书院有家族的、有乡村的、有县级的、有州级的、有府级的、有道级的、有省级的。书院     

古时乡贤的推举方式与作用的发挥

中国有着悠久的基层社会治理传统,常以年岁、德行及能力为标准推举乡贤,优化基层社会治理。乡贤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历代王朝在基层体制设置的三老、父老等,另一类是选官制度中的文教与德行标准所引导形成的士人群体。从东汉世家大族到魏晋门阀士族,再到明清士绅,士人都在地方社会中承载着文化传承的使命,指导着社会生活,并充当着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     

清朝至民国时期江南乡村自治补证

从基层管理的角度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是认识传统社会的一个切入点。根据费孝通的研究和对他亲身经历记述可知,传统的江南社会的农村实行乡民自治。江苏溧阳史氏族谱、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契约,可以作为清朝至民国时期的江南农村是乡村自治的补充证据。在传统的中国江南社会,由于国权不下县,掌握着伦理规范与价值判断的宗族长老与乡绅,在乡村自治中起主导作用。     

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与文化

明清时期的江南,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颇具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明清时期江南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变迁,能够有力地观照出社会的变动和王朝统治的因应等内容,反映出江南的地方文化、政治文化、精英文化、生活文化与家庭文化等的多样化特质。包容性、创新性、引领性与时代性可以代表江南及其社会文化的核心表现与精神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