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网络社团合作模式创新研究

充分发挥网络社团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要构建支撑体系,为网络社团发展和参与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环境;网络社团自身要注重完善体制机制,提高社会治理质量与效率。同时,政府与网络社团应积极协作共治,创新合作模式,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上海政府公共网络管理与完善研究

首先界定了电子政府和政府公共网络管理的内涵。分析了当前上海政府公共网络建设亟待完善之处:政务信息质量缺乏明确的评价与管理制度;公共网络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缺少质量监督和控制;采用网络办公后政府业务流程整合进展不大;政府公共网络管理缺乏合理的治理机制。提出了完善上海政府公共网络管理的建议:加强政务信息质量管理;完善公共网络技术设施质量控制;强化网络办公后的流程重组;建立公共网络管理的治理机制;加强政府公共网络管理的法治建设。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动力机制及其路径选择研究

"十二五"期间,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它的经济治理、政府规制、政府政策以及其他政府行为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中的培育与扶持作用依然十分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为此,政府应从五个方面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通过FDI效应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完善自主创新机制;不断完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财政政策;进一步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政府要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市场。     

教育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教师网络法治思维培养探究

教育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的子环节,教育治理现代化包含着网络法治的要求。教育治理现代化中的网络法治要求突出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树立与维护,强化教育法制法规的网络宣传和建设,因此应从教师养成要素意识、学校健全教师网络考评机制、学生网络思想动态关注等角度探究教师网络法治思维培养模式。     

多元联动: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康问题的网络化治理研究

进城务工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严重,其跨界性和独特性呼唤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对该问题的治理。从网络化治理视角审视进城务工女性心理问题的治理现状,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存在着治理不足和孤岛化治理的困境,应从倡导公共价值目标,明确各主体责任分工,加强网络沟通协商,健全监督机制四个方面构建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联动的进城务工女性心理健康治理网络。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转型轨迹、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网络强国”背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网络信息内容政府治理在宏观层面呈现出由直接介入的“强监管”到单向控制的“线性监管”,再到多向协同的“结构式监管”的实然转向,但囿于治理理念、风险决策、组织体系、治理方式等方面的实践困境,亟待提出与之相匹配的理论予以关照。通过对“反思法”“元治理”理论的汲取,在厘清了网络信息内容反思型政府治理的框架内容及其实质内涵的基础上,提出可以从主体、规范、程序、场景四个层面,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理性沟通和组织协作的治理结构及运行机制,以期促进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     

网络社会治理中的政府能力重塑

网络社会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新领域,是一种新的社会治理实践。网络社会信息传播失真、网络犯罪频发、立法监督不完善、政府引导作用未完全发挥等问题导致了当今网络社会治理的困境。在网络社会治理中,重塑政府能力应当积极推进线上政府建设、完善网络立法进程、强化政府领导体制,引导各方共同参与治理,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网络社会治理体系。     

跨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府际合作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区海河治理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生态环境治理效益具有强外溢性,必然求地方政府打破"行政区行政"及"部门利益梗阻",达成政府间合作.对海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有助于研究跨域生态环境治理中府际合作的推进动因、运行机制与合作效果.研究发现,海河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网络已基本形成;在体制内行政力量和体制外利益机制的推动下,合作行动目标明确,激励...     

社会资本理论视野下的我国和谐社会构建

我国社会资本的现状具有存量结构不合理,增量发展尚待优化的特点。应从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整合机制,培育现代公民意识;扬弃传统社会资本;调整政府—市场—社会间关系,构建新型的关系网络等方面,积累现代社会资本,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由“堵”到“疏”的政策学习:政府应对网络参与的行动变迁

阐述了近年来兴起的网络参与对中国政府公共管理和网络治理的双刃剑效应——既对公共管理构成挑战,也对政府管理发挥积极作用;梳理了政府初期应对网络参与所采取的一系列管制与监控手段及其正负面效应;探讨了政府应对网络参与策略的调整和转变,认为政府通过建立网络政民沟通平台、公开征集网络民意、建立网络舆情迅速应对机制等对网络参与积极回应和合理引导的策略促进了政民良性互动;最后总结了政府应对网络参与由"堵"到"疏"的行动变迁所体现的政策学习过程及其重大涵义。     

合作治理进程中执政党价值探析

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在中国治理语境中,执政党具有高度的政党权威,推动政府树立合作理念并推进公共治理改革,为推进合作治理进程提供动力支持;执政党嵌入性特征,可以发挥执政党组织的聚合与协调作用,构成一种包含执政党在场的促进性治理,是实现合作治理的孵化机制;基于"构成主义"的建构路径,执政党融入到政策网络中,可以提升政策网络的治理水平,充分发挥政策的变革功能。     

社会治理视角下涉警网络舆情的治理研究

网络虚拟空间的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当前涉警网络舆情分布空间广泛,舆情传播偏态化增强,舆情的内蕴风险性因素复杂。涉警网络舆情的治理面临多重困境,网络话语环境进入了浮躁、失序的新状态,警察队伍执法规范化问题继续存在,现有治理机制发挥作用有限。为促进有效治理,警方需要转变观念,提高网络治理意识和网络风险意识;需要注重发挥法治功能,构建动态化的涉警网络舆情治理机制;需要积极主动,合作协商,努力形成涉警舆情治理的多重合力。     

网络谣言的特征、成因与治理

阐述了网络谣言的内涵,并从谣言和网络两个方面描述了网络谣言的内涵特征;分析了产生网络谣言的多种因素——事件自身因素、传播载体因素、传播主体因素、网络"粉丝"文化因素和社会情境因素;提出了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的若干建议,即应从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建立网络谣言预警机制等方面综合处置。     

从强制性供给推动到自发性需求导向:“互联网+”代表工作的演进逻辑

<正>应设计出一套涵盖协调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评估机制、补偿机制等在内的涉及全过程的运行机制,以实现"互联网+"代表工作的理想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政府的理念不断冲击着传统治理模式,致使现代政府治理模式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张力逐渐拉大。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抗疫“中国经验”的一大亮点 疫情防控社区治理机制的探索、反思与优化

联防联控的社区治理机制,成为抗疫"中国经验"中的一大亮点,包括党领导下的"全政府"社区治理机制;以全民抗疫为主线形成了"全社会"社区治理机制;以社区"微服务"为特色形成了联防联控主战场等经验。反思疫情中联防联控社区治理机制实践中暴露的短板,应采取打造社区治理"弹性共同体"、构建社区"综合韧性治理平台"、形成社区"信息直达机制"、优化社区治理"应急反应流程"等对策。     

从运动式清网到常态化治理下的网民政治参与

互联网发展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途径,促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对网络的监管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过去对网络进行运动式的反低俗内容、打击网络犯罪活动,到现在网络生态治理,政府对互联网监管工作的方式也发生了从个案管理向体系治理的转移。随着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成立与发展,现阶段逐渐形成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地方垂直治理体系。在此治理体系下,我国网络治理主要发生了这三种变化:从运动式管理到常态化治理,从各自为政、松散化管理到统筹协调组织化治理,从全力堵控网络参与到有序疏导网络参与。     

电子政务发展中的“双刃剑”效应:博弈政府公信力

阐述了电子政务发展对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双刃剑"效应:电子政务发展一方面助推外向型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成为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持续提升的推动力量;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府的质疑有增无减,提升政府公信力面临更大的挑战。分析并指出,电子政务缘起于重整政府公信力,提升政府公信力是深化电子政务发展的价值追求。提出了加强政府治理能力以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对策,即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提高政府公信力的网络基础建设;不断完善电子政务背景下以公民为中心的合作治理结构与机制;加强能力重构,提升政府网络治理能力。     

加强网络治理四策

互联网在为社会公众提供高效便捷服务之余,也催生了网络侵权、网络犯罪、网络战争等新问题。作为现代政府,应从构建网络空间主权理论体系、厘清网络表达法律边界、构建网络平台监管体系、重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体系四个方面入手,提升网络治理能力,改善网络生态环境。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模式选择、现实挑战与构建路径北大核心SSCI

公共危机的跨界属性具有复杂的形成机理,是风险关联性、要素流动性、系统复杂性、区域关联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跨界公共危机属于典型的“棘手问题”,科层制模式对其治理存在失灵现象,而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制之间的组织间网络模式成为与之相适应的理想选择。然而,组织间网络具有独特优势和可能缺陷并存的二重属性,中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冷静思考。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在科层制组织结构惯性影响、网络成员目标不一致、网络成员间协同、信息共享、社会主体能力等方面面临多重挑战。基于此,构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应从风险认知、结构优化、过程控制、制度发展四个维度,采取树立整体性治理理念、调适以应急管理部为核心的综合性体制、形成均衡的全过程机制、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等系统化措施。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我国贫困治理的一项特有制度安排。东西部协作制度源自对口支援政治制度的建立,在财政体制和人才交流、技术转移机制的形成中不断演进,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制度特征:从最初的政府主导演化为脱贫攻坚期的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形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责任制和激励约束机制、东西部地方政府间的援助协作机制、政府与市场主体间的政企协作机制、地方政府与社会间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在坚持东西部协作强政府、强市场和强社会治理结构的基础上,治理目标应由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转向缩小区域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考核评价应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向实现共同富裕的东西部经济协调协同、要素有序流动、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生态环境治理;协作机制应强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倡导“企业共同富裕价值投资”,同时加强三次分配,鼓励公益创投和数字化公益平台创新,动员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参与东西部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