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的机制化与战略转型

美日同盟起源于美国对日本的战后改造安排,其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不断确立同盟共识,并基于同盟共识来确立战略目标,建立同盟合作规则和机制的进程。自1960年修订同盟条约之后,美日制定和升级了三个《防卫合作指针》以推动同盟的机制化。作为美国控制日本的长期战略框架,美日同盟建立在美日之间的安全和经济的战略大交易基础之上。美国利用双边的同盟结构,采取所谓"高压政治"的手段来掌控日本和美日同盟,这使得它的"同盟困境"呈现出"单向度"的特征。美日同盟的机制化进程与经济关系的失衡是相互加剧的关系,并隐含着推动日本军事化的内在要求。本文认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实质上就是美日军事一体化,常设同盟协调机制(ACM)的提出标志着建立固定的、实体性的军事结构的开始。当前美日同盟的机制化或军事一体化以应对"中国崛起和朝核问题"为新的同盟共识。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小泉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及其动因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代表了21世纪初期日本对外战略的发展方向,事关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可以概括为:加强日美同盟,背靠美国,"借船出海";酝酿修改和平宪法,摆脱战后束缚,向"普通国家"过渡;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更为强硬;兼顾亚洲,谋求建立日本-东盟关系新模式,争夺亚太事务主导权.小泉外交的主要影响因素有:日本长期以来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战略考量;美国布什政府对日政策调整的牵动;日本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现状的制约;中国经济增长对日本的刺激.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三次调整

在克林顿、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内,美日同盟经历了三次调整。1996、1997年接连出台了《美日联合安全宣言》和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对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安保体制从"专守防卫"扩大到了"应对周边事态"。布什政府任内同盟被定义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日本自卫队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美军提供了后勤支持。加强美日同盟是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中之重,美国强化了在中日钓鱼岛争议中支持日本的立场。2015年出台的新《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强调美日间安全与防卫合作的全球属性,扩大了合作的范围,要求同盟从平时到战时都实现"无缝、强力、灵活、高效"的协调和反应。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三次调整的核心内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被架空。同盟的调整既表现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政策的高度一致性,也显示了美日两国利益的高度契合。中国因素是同盟调整的一个重要考量,美日在制衡中国上有共同需求。同盟的调整给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俄罗斯的"世界新秩序"论与外交选择

俄罗斯对世界新秩序的构想是同俄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大国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俄国内对于当今世界和世界新秩序有四种观点,其中"多极世界"论和"美国单极世界"论对俄外交影响最大。独立以来俄在如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方面,外交政策选择存在三种取向上的论争,并在事实上构成了俄外交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普京外交的实用主义即"利用对手的力量为我所用",这同普京的国家利益观相关联,也是俄罗斯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转变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这决定了它的两重性和矛盾性。对"多极世界"构想的预期是多方面的,但叶利钦时期的多极化外交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反应均被更多地赋予了对抗性和制衡性,普京执政后开始将其转向理性而务实,更加注重大国协调和多边合作。     

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述评——兼论普京新任期俄罗斯外交走势

2013年2月12日,普京签署的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系统地阐述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目标、原则和优先方向;表明了俄罗斯对世界发展的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判断,明确地传达了新时期俄罗斯外交的优先方向。与新世纪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政府出台的两版《构想》相比,新《构想》既有继承与延续,又有发展和创新。从新版《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有关俄罗斯外交优先方向的阐述,以及普京归位一年多来俄罗斯外交实践来看,普京新任期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用力方向主要是:发展与后苏联空间国家关系为第一战略优先,全力构建"欧亚联盟",在重点发展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致力于全面深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21世纪初日本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探析

21世纪初期,日本在坚持“普通国家化”既定战略目标的基础上,从国家战略原则、战略重点及国家利益出发,围绕日美同盟、联合国外交、亚洲外交、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战略重点,力求以“全方位外交”实现日本国家对外目标及外交战略意图。     

美日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

冷战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谋求面临各种直接或间接因素的制约,而美日同盟关系的持续存在则是其中一个关键的结构性变量.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对日本来说实际上具有双重性质,它在为日本安全提供"保护伞"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日本的行动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讲,美日同盟作为一种结构性制约因素内在地限制了日本作用的发挥,使日本基本上没有机会实现在朝鲜半岛事务中谋取更大发言权和影响力的企图.     

小/弱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与菲律宾的中美“再平衡”

与大国相比,小/弱国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行为主体,其外交政策要与自身的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相一致。面对两个存在一定竞争或对抗关系的大国,小/弱国通常采取"大国平衡"外交,而这种外交具有不同于大国视角的内在机理。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之后,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截然不同,也迥异于上届政府,似乎呈现一种"亲中疏美"的趋势。实际上,杜特尔特政府不过是试图从上一届政府的对美"选边"倾向向"大国平衡"回调,其主要原因在于菲律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中美地区影响力的消长和杜特尔特的鲜明个性,基本目标是维护外交自主、谋求中国的经济帮助和维持大国平衡状态。在可预见的未来,在这种"大国平衡"外交框架下,美菲同盟仍将继续得到维持,但两国互信可能有所降低,菲律宾将减少对美国的防务依赖。     

体系与依附：独立运动时期李承晚的依附外交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时值东方朝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冲突的风口浪尖,日本在多次挑战朝贡体系中心（唐、明）失败之后,于清末时期借助殖民体系的理念再次向朝贡体系发起进攻,最终打败清政府将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不仅彻底摧毁了朝贡体系,还试图在东亚建立以它为轴心的殖民体系。在此背景下,李承晚及其领导的政府组织依赖美国,希望通过亲美外交来争取美国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对抗日本和给予半岛独立。李承晚寄生于他国且通过外交而非武装斗争来呼求他国赐予国家独立的外交模式和独立思想属于依附外交与外交独立论的范畴。所谓依附外交即弱小国家在使用通信、说服、交涉、谈判甚至战争等多种方式对外行使主权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时,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或意志自主地维护国家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而不得不靠依附于他国和部分地让渡国家利益来处理国家关系的一种外交模式。由于这一外交主体的非独立性或寄生性,其外交政策及其体现出的外交思想染有鲜明的依附性色彩,因此,本文将之界定为依附外交,该概念的理论基础来自依附论中对依附的界定。而李承晚的依附外交主要体现出依附与独立的关系,是一种政治依附,后果则是韩国通过依附式独立方式走向独立式依附。     

日美同盟的历史演变及其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日美同盟在二战后大致经历了"威权同盟"、"互助同盟"和"伙伴同盟"三个阶段,这一同盟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究其原因,是双方在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有不断交迭和发展变化的共同战略利益.同盟中的美日两国既相互倚重,又彼此制约,同盟性质也随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发生着嬗变.21世纪,随着美国亚太战略的不断调整和日本的日益强大,日美同盟将对亚太格局的形成与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美日同盟的新一轮强化:内容、动因及前景

2015年4月底,美国和日本签署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这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一个标志性节点。美日不仅更新了同盟的主要目标,更显著拓展了两国安全合作的范围和层次。美日战略目标和政策方针高度契合是美日同盟强化的主要原因。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与安倍政权鼓吹的"积极和平主义"需要两国相互配合与支持,这使新形势下强化美日同盟具有必然性和稳定性。然而,美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和政策导向也在一些关键领域存在分歧。     

东亚版本的韩国现代文学

一东亚论的文理“东亚论”视韩半岛为重要一环,其出发点是把东亚作为一个分析单位或者一个思维单位。①为什么要把传统的一国的单位扩大为一个区域呢?这是为了和平解决韩半岛的问题,谋求这个区域的长久安宁。韩国战争(1950～1953)以后,美国以日本为中心把南韩、台湾、南越连接起来构筑了东亚反共包围网。韩半岛的南北分界线也是这个网的一个结合点。以此线为界,北方三角同盟(朝、中、苏)和南方三角同盟(韩、美、日)形成势不两立的对立局势。但随着越南的统一(1975)、美国与中国的和解(1979),东亚的意识形态同盟关系开始进入解体阶段。苏联最…     

鸠山"友爱"思想的形成及其对日本新亚洲政策的影响

受家族、西方和同僚的影响,鸠山形成了以"友爱"思想为内核的政治哲学.出任首相后,鸠山基于"友爱"外交思想,推出了以积极的历史观和"东亚共同体"新构想为主要内容的新亚洲政策.这些政策无疑在营造与亚洲邻国的政治互信方面起着正面作用.但是,由于日本内部政治因素、日美关系的变化以及中日地区利益着眼点的不同,鸠山政府的"东亚共同体"新构想前景不容乐观.     

日本民主党时代的对俄关系及战略性展望

2009年8月,民主党取代了长期垄断日本政坛的自民党,为国内的政治改革送来一缕清新之风。鸠山政权试图摆脱美国对日本的政治束缚,外交政策上强调与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合作关系,并暂时缓和了因领土争端而陷入僵局的日俄紧张关系。但是,随着鸠山政权的倒台,以及此后的民主党政权逐渐回归"向美一边倒"的保守主义政治态势,致使日俄领土争端急速升级,双边关系的维系也仅停留于经济窗口的沟通。     

日本外交发生变化:志在“回归亚洲”

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战略;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提出“脱亚入美”的口号,极力摆脱自己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形象以“入欧美”为荣。在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下,日本无外交可言,一切由美国来包办。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虽获得“独立”,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但由于受日美安全条约的制约,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可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外交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由过去的追随美国,向美一边倒,转向“重视亚洲”主张“自主独立”。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更加重视亚洲价值,全力“构筑亚洲新秩序”。     

90年代的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

90年代以来,日本为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依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不断调整其外交政策。本文拟就日本外交调整的背景、内容、着眼点及中日关系作粗浅分析。 一、日本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内容 冷战体制下,日本的外交政策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这种外交政策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1989年以后,美苏关系从紧张的军事对峙走向和解,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东西德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以美苏两极冷战体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崩溃。世界进入了旧秩序崩溃,新旧国际秩序交替的过渡期。由于冷战体制的崩溃,世界的主流由军事竞争转向经济竞争。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趋势在全球蔓延,形成了几个有重大影响的区域经济集团。如     

从对俄政策调整看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境

日俄关系在日本的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彰显外交的自主性,改善周边外交状况,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首先,日本建议绕开领土问题,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彻底改善,也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奠定基础。其次,提出日俄在争议领土从事"共同经济活动"的建议,旨在与俄罗斯在争议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获得俄罗斯默认日本对争议领土具有主权权利,以便打开日俄关系的大门。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改善周边关系,维护日本在周边外交中的有利地位。但是,日本的对俄政策依然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俄罗斯不会轻易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本国内舆论也不可能支持政府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俄之间也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很难脱离政治环境而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俄合作具有局限性,日本的周边外交仍然陷于困境之中。     

战后日本修宪的态势及其背后的美国因素

本文以二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为切入点,主要分析日本国内关于修宪与护宪的争议及其历史原因,并揭示日本修宪的态势及其背后的重要外因--美国因素所起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根据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考量以及日美同盟的特殊关系来论证日本存在着不可遏制的修宪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