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后外交新模式的摸索与构建——日本天皇外交“访美范式”

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重大变化,作为政治一环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在战前,天皇从未踏出国门参与外交活动。然而,在1975年昭和天皇访美之后,"天皇外交"成为了日本战后外交体系的重要环节,带动了政、官、财、民的全方位对外交流,逐渐形成有规律性的"范式",在改善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后"天皇外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必须予以警惕的。     

从幕末改革到明治维新:连续性与变异性的互动

1854年-1867年,日本幕府接连推行安政、文久、庆应等三次改革。改革的基本内容为协调幕府与天皇朝廷、诸藩大名之间的关系,建立近代陆海军、引进和制造欧美式的枪炮舰船、开办欧式军事学校、培养欧美式外交和军事人才,力图摆脱落后,走向世界。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武力推翻幕府,建立中央集权体制,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近代化改革,日本决定性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难看出,明治维新近代化基本国策,源自开港后的幕末改革,反映了历史进程中的连续性。但是,在改革总纲、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和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方面,明治维新又不同于幕末改革,体现了历史进程的变异性。其原因,在于倒幕运动与维新运动存在着国际背景、近代化进程和人脉机缘上的历史逻辑。     

日本象征天皇制中天皇、政府与国民关系探究

2019年日本明仁天皇退位,平成时代落下帷幕。围绕明仁天皇退位问题,天皇本人、安倍政府和日本国民均面临不同困境,政府表面上尊重天皇和民意,实际上不得不在天皇、保守势力和民意之间做出妥协;国民尊重天皇但又回避讨论象征天皇制问题;明仁天皇强调尊重战后宪法和皇室传统,同时又不断做出有违背宪法和皇室传统嫌疑的行为。各方重视的都是所谓的"民意",却有意回避了日本国民支持的是天皇个人还是象征天皇制这个根本问题。民意应该被尊重,但不应该被有选择地利用。象征天皇制作为战前日本国体的延续,不仅关系到象征天皇制的未来,也关系到日本的未来,是天皇、政府和全体国民三方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精神的渊源和特点——从毛奇时代到施里芬时代

参谋本部是军队的"大脑",是影响整个军队的重要力量.德国陆军参谋本部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经过历任参谋总长的努力,其逐渐成为德军的精神策源地,也成为各国军队模仿的范本和两次世界大战后被严格限制的核心部门.研究早期的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独特的精神,仍有现实的启示作用.     

析明仁天皇意欲“生前退位”的原因

明仁天皇希望"生前退位"的意向,给日本社会带来极大的震动。明仁成长于战争年代,是战后和平宪法下即位的第一位天皇。明仁天皇即位以来,一直坚持维护和平宪法,履行象征职能,发挥了日本天皇和皇室的特殊作用。明仁天皇希望"生前退位"主要是由于高龄化导致的健康原因等。虽然"生前退位"在法律和程序上都非常复杂,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明仁天皇希望可以借此建立更为符合现代的象征天皇制,保持皇室的稳定。     

日本天皇慰灵外交范式探析

在战后宪法体制下,日本天皇以象征身份依照国会决议处理一系列国家事务,其中以"国际亲善"为名的外交活动是其诸多国家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慰灵外交则是在日本天皇诸多外交活动中所出现的一种新范式。这种外交范式不仅与日本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更体现着日本对外战略走向及国内政治生态风向。探讨天皇的慰灵外交范式的历史源流、目的、对象国选择以及和右翼势力关系等问题,可为进一步理解象征天皇制、日本对侵略战争态度及对外战略意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吉田松阴对孟子君臣观及人性论的诠释

吉田松阴是幕末著名的阳明学家,他分别中日国体不同,把孟子君臣观限制在中国,倡导"皇国史观"的国体论,但他依然吸收了孟子君臣观的思想因素。在面对藩主、将军和天皇三个效忠对象时,松阴强调对藩主和天皇的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而对将军的忠,更多的是出于民生和维持国内安定的考虑,假若幕府无法行使自己的责任,孟子所说的"汤武放伐"即可发挥理论作用。而且松阴认为所谓"性善"即"得五伦五常而不失于外",将忠孝仁义统归于"忠",以"忠"来解释"性善",赋予"忠"以普遍性和绝对性,改变了孟子性善论的内核,为其君臣观打下了人性论的理论根基。     

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的有贺长雄理论探析

有贺长雄是明治时代第一批宪法学者,他率先撰文质疑权威学者穗积八束的绝对主义君权说理论,两人关于明治宪法阐释的一场笔战被视为"天皇机关说"首次论争。为此,有贺长雄作为早期理论贡献者本应具备资格纳入"天皇机关说"学派,但通过深入考察两人的观点分歧和制宪主张,却发现其理论还是更接近"天皇主权说"学派。而且,有贺长雄在华担任所谓宪法顾问期间,不仅在中国受到民权派的指责,还被日本学界"天皇机关说"代表学者副岛义一撰文批驳,由此表明其理论与"天皇机关说"学派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另一方面又难以归入"天皇主权说"理论阵营,因此,在近代日本宪法学派视域下,其理论堪称别树一帜。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研究

田中智学的日莲主义国体论是在大正初期社会危机的背景下,以日莲的佛教思想为纽带,将日本建国神话与《法华经》相结合,鼓吹尊皇主义与日本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日莲主义国体论围绕天皇、日本两个主题,形成了扶持天皇绝对权威、美化对外侵略战争的思想逻辑。这一体系在满足了近代日本膨胀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又在昭和时期被超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利用,成为了对外侵略思想的罪恶基石。     

天皇制立宪主义——传统的发明、断裂与延续

明治维新过程中,天皇亲政与公议成为新的政治原则,二者集约在明治宪法之中,立宪主义、万世一系政治神学与君民一体政治理想相辅相成,天皇制被"再发明",可称天皇制立宪主义,天皇在集大权于一身的同时,其亲政的主动性也受到限制。如大正期所示,天皇个人意志可能"被无视",天皇制与民众政治亦有深度融合之可能。经过摄政期政治练习的昭和天皇,在有着充分权威自觉的同时,又对宪法表示尊重,但随着政党政治的结束与战争开始,日本走向大政翼赞体制。二战后,日本确立国民主权与象征天皇制,天皇与国民情感间依然有很强连带感。     

明治初年日本教育改革初探

德川幕府自1603年建立起,较为稳固地统治了日本二百多年。但在进入19世纪的时候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在国外,船坚炮利的欧美资本主义大国急于敲开日本锁国的大门;在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则造就了以商人资本家、下级武士和农民为骨干的幕府反对派。在这种情况之下,德川幕府所采取的一些改良和补求措施已无济于事,终于在1868年1月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以天皇亲政为旗号的明治政府。 一般认为,1872年8月,颁布的《学制》令是明治政府进行教育改革的开始,也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教育改革的开端。众多的研究者对于这一法令给予了充分的评价,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1872年8月颁布《学制》已经是明治政府成立的五年多以后(即明治5年),那么,在此之前的明治时代的最初几年中,日本教育的情况如何?当时的情况与1872 年制定《学制》令、建立近代日本国家教育制度有何联系?这类问题至今没有给予充分的注意,显然不利于进一步深入地理解《学制》令的出现,也不利地对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研究。本文试图对《学制》颁布之前的明治初年的教育做出简单的分析评介,以求教于史界同仁。     

近代日本宪法学中的国体论流变

近代日本的国体论包括神国思想、尊皇思想和伦理道德,与宪法解释密切相关。在明治、大正、昭和3个时期的主流宪法解释中,国体论发生流变,从纯粹法理上的天皇主权到日本独有的皇室尊严、忠君爱国等国民性,政治神学与伦理道德持续侵入世俗性权力体系,天皇拥有与日本民族永久同在、无可变更的统治权,而国民主体性则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消解掉了。国体论在与宪法解释的互动变化中,最终也成为了法西斯统治的关键道具。     

特约主持人语

正继日本NHK电视台7月13日披露明仁天皇意欲退位这一爆炸性消息在日本朝野引起轩然大波后,8月8日,明仁天皇极其罕见地以"不具体涉及现行皇室制度,仅表达个人心情"的形式,通过电视讲话,向民众委婉传递退位意愿。明仁天皇讲话发表之后,舆论对此做出各种猜测与评论,如明仁天皇"护宪"     

江户时代武士阶层身份认同感的灌输——从仪式到教育

江户时代是日本历史上身份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的时代,武士阶层与其他阶层被有意识地加以区分。然而,阶层认同感并非与生俱来的,为了培养与强化武家子女的阶层意识,江户幕府利用幼年时期的"成长仪式"和少年时期的"教育",无孔不入地展开灌输阶层意识的洗脑工作。武士阶层是江户幕府统治的基础,统治者凭借高明的手段,培养出了大批有着根深蒂固身份意识、自觉维护统治秩序的武士,使得日本在其统治下迎来了二百余年的和平稳定。     

明治维新与日本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

日本近代外交体制是在幕末改革和明治维新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在与西方的接触、交涉、学习中建立起来的。它既有西方外交体制的形式,又有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的传承。日本外交的近代化不是在明治维新中一蹴而就的,幕末近代外交意识的形成,外交机构的初建,外交经验的积累,以及外交人才的培养,都为明治政府的外交近代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明治政府的重视和强力推动,使得日本近代外交体制在很短时间内得以形成。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美依存外交"、70年代的"桥梁外交"、80年代的"积极自主外交"、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和进入21世纪后的"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外交。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日本"桥梁外交"的失败;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积极自主外交"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没有实现目标;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因与"对美依存外交"发生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有效推进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将出现两种趋势:"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但两者都摆脱不了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对美依存与独立自主的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     

创社科经典 出传世文献

正民俗学中的死亡文化日本人的生死观与丧葬礼仪[日]山折哲雄/著熊淑娥/译2015年2月/33.00元日语"死生观"的表述将死用在生的前面,言外之意是"接受死亡即是向生,生即是对死的觉悟。"日本人自古以来是如何认识"死亡"的?本书追溯日本人遗骨崇拜的源流,通过对死亡与丧葬礼仪的结构进行分析——其中不乏天皇的事例,揭示了日本人生死观的特色。此外,作者对天皇生理性死亡与社会性死亡差异的考察也为王权及其继承的视角增添了新意。     

从对俄政策调整看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境

日俄关系在日本的周边外交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彰显外交的自主性,改善周边外交状况,推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措施。首先,日本建议绕开领土问题,扩大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为两国关系的彻底改善,也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奠定基础。其次,提出日俄在争议领土从事"共同经济活动"的建议,旨在与俄罗斯在争议领土进行"共同"开发,获得俄罗斯默认日本对争议领土具有主权权利,以便打开日俄关系的大门。第三,日本试图通过调整对俄政策改善周边关系,维护日本在周边外交中的有利地位。但是,日本的对俄政策依然受到内外因素限制,俄罗斯不会轻易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本国内舆论也不可能支持政府在领土问题上让步,日俄之间也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共识,日俄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很难脱离政治环境而有所扩大,特别是在日美同盟的框架下,日俄合作具有局限性,日本的周边外交仍然陷于困境之中。     

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与政策实践

基于争做"一流国家"的对外战略目标,安倍政府领导下的日本对印太地缘政治反应积极。对"印太"地缘战略理念的追随,不仅体现在日本领导人对外战略思想和政策思路中,也体现在日本的外交实践中。日本的"印太"战略理念通过三个途径加以实施:安全保障、经济合作以及文化和人文社会交流。日本"印太"地缘外交的实质是谋求"政治大国"地位、获取经济利益及拉动长期低迷的日本经济发展、针对中国的较量与博弈。可以预见,随着印太地区利益格局的变化,中国外交战略的拓展、中国的崛起难以逆转,美国战略的不确定性,未来日美印太战略前景黯淡,以日本为主推动印太战略则更没有现实基础。     

体系与依附：独立运动时期李承晚的依附外交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时值东方朝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冲突的风口浪尖,日本在多次挑战朝贡体系中心（唐、明）失败之后,于清末时期借助殖民体系的理念再次向朝贡体系发起进攻,最终打败清政府将朝鲜变成它的殖民地,此后日本不仅彻底摧毁了朝贡体系,还试图在东亚建立以它为轴心的殖民体系。在此背景下,李承晚及其领导的政府组织依赖美国,希望通过亲美外交来争取美国承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对抗日本和给予半岛独立。李承晚寄生于他国且通过外交而非武装斗争来呼求他国赐予国家独立的外交模式和独立思想属于依附外交与外交独立论的范畴。所谓依附外交即弱小国家在使用通信、说服、交涉、谈判甚至战争等多种方式对外行使主权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时,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或意志自主地维护国家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而不得不靠依附于他国和部分地让渡国家利益来处理国家关系的一种外交模式。由于这一外交主体的非独立性或寄生性,其外交政策及其体现出的外交思想染有鲜明的依附性色彩,因此,本文将之界定为依附外交,该概念的理论基础来自依附论中对依附的界定。而李承晚的依附外交主要体现出依附与独立的关系,是一种政治依附,后果则是韩国通过依附式独立方式走向独立式依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