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契约法秩序探析——以土地契约为例

中国古代的契约存在并运行了长达数千年,其内容几乎涵盖了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构成了规范中国古代民间交往独特的契约法秩序。国家法以税赋的手段和解决纠纷的方式与此相联系,认可并尊重民间契约的合法性与拘束力,形成以中国古代礼法秩序为基础,与中国宗族制度与土地制度相适应的契约法秩序。     

关系社会与清代土地绝卖契约中的中人功能

清代社会是个发达的“契约”社会，社会中几乎一切重要交易都通过立契进行，而中人作为重要参与人的土地绝卖契约又是“契约”社会的重中之重。清代社会又是一个关系社会，人是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存在”。中人在土地绝卖契约中发挥的说合、见证、保证和调处功能源于关系社会下国家法与民间法的断裂与协调。依靠关系社会特有的调控机制，中人在土地绝卖关系中实现了角色保全，保证了交易安全，维系了传统民间法秩序的稳定。     

唐代契约的动态考察——以《赵江阴政事》和《李娃传》为中心

《赵江阴政事》中东邻与西邻订立的“契书”、《李娃传》中东凶肆与西凶肆邀立的“符契”,再现了唐代特定契约的完整过程。订立契约的前提是当事人的现实需求,当事双方就契约的细节进行谈判是订立契约的第一步,把谈判结果文字化并核实无误、当事双方及保人或见人签押,契约便正式具有了法律效力。如果契约能够顺利履行,官府一般不会过问;而一旦出现违法、违约行为,官府要依据双方订立的契约和国家法令进行处理,对违法行为以惩治为主,对违约行为则以调解为主。契约在唐代民间经济活动中已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唐代商人具有较为普遍的契约意识。     

劳动关系的现代契约特性分析

现代社会中,劳动法对劳动关系的强制干预和对劳动关系双方身份的区别对待,使得劳动关系突破了古典契约所坚持的绝对自由和形式平等观念。现代劳动关系更重视有限自由、契约自由与国家干预的平衡、实质平等等目标。劳动关系在突破古典契约观念的同时,也包含了自由选择、交换、相互依赖等契约因素。劳动关系是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而形成的关系契约,本质上仍然符合契约的基本属性。     

民间法的社会权力、效力基础及其动力机制

民间法以社会权力为基础，社会权力是指以特定范围内的社会主体的同意为基础、以契约为表现形式，并受到一定程度程序控制的社会强制力，具有“同意性”、“契约性”和“多元性”特点。社会权力视角的民间法具有权利与权力的双重属性，具有“冷暴力”、“文化性”和“族性”特征。社会权力的变迁必然引发民间法发展路径和范式的变化，社会权力是民间法效力的重要基础。应构建民间法与国家法沟通的理雌平台。     

村民自治语境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制度性契合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有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必然性。村规民约作为乡土社会最常见的地域性民间自治规范之一,经历了传统中国社会的繁荣、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的沉寂后,20世纪80年代,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而很快复苏,正式获得国家法的认同。村民自治为民间法提供了生存空间,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在社会转型期的制度性契合保障。     

略论农村民间金融法律秩序之构建

当下的农村民间金融法律秩序昭示着社会秩序的高级形态和基本走向,旨在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延续,保障农村民间金融的正常运行。我国农村民间金融存在制度缺位、风险防范机制缺乏、价值取向滞后等问题。构建理性的农村民间金融法律秩序十分必要,具体路径包括:国家法对农村民间金融的认可与规制;农村民间金融与"软法"之天然契合;农村民间金融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之健全;农村民间金融市场之培育。     

梨园屯教案之产权纠纷及其法律文化透视

晚清梨园屯教案中,民教双方为争夺玉皇庙地基产权,先后进行了五次诉讼。产权纠纷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中西法律文化内容。西方强调当事人之"权利",清政府重视国家之"权力";教会强调少数人的权利自由,中国民间主张多数人的意志至上,教会法与中国民间法呈现出"理性"与"情感"之冲突。中国民间社会的法律心理具有"集团本位"色彩;在梨园屯,这种法律心理的形成与民间的神祇信仰密切相关。     

“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开始流行。该观念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过程,传统的"天下"观念在中国近代遭到西方国家侵略之后逐步解体。为应对外来危机,"中华民族"观念开始生成,推进了中华民族的族体整合。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历史事实从制度和观念层面推进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     

法社会学的方法论思考

法社会学是研究社会法律现象的理论武器,而"国家—社会"二元论在方法论上无法满足现实的研究需要,因此在承认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的前提下,引入"国家—国家与社会互动(司法实践)—社会"或者"国家法—习俗、乡规民约—民间法"的"三元模式"可谓是一个创新。     

观念·结构·制度——关于民族国家起源的三种解释

民族国家是当今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政治行动者。民族国家从何而来?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解释角度:契约论、结构论和制度论。三种解释角度分别反映了民族国家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初创阶段、普遍化阶段和裂变阶段。契约论形成于民族国家的初创阶段,主要从自然状态、权利、平等、契约等角度解释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因和方式。结构论形成于民族国家的普遍化阶段,主要从社会结构角度解释民族国家主权、公民权利、民族主义等要素产生的方式。制度论出现于民族国家的裂变阶段,它把制度设计和国家结构看作是冷战后民族国家创建的决定性因素。三种解释视角为理解民族国家的建构方式提供了全景式的图景。     

传统法文化的断裂与现代法治的缺失--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建构路径选择的社区个案研究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金平苗族瑶族自治县十里村乡所辖的平安寨,是一个"红头瑶"世居的村落.历史上的平安寨主要依靠其以寨老制度为核心的村落社会控制系统维持社会秩序.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平安寨的传统法文化出现了断裂,社会控制系统功能衰弱,而国家法的实施又不尽如人意.国家法与习惯法不能良性互动,致使该地区社会秩序和治安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因此,需从公权力机关合理性基础的建立、民间权威的整合、国家法建设的完善三个方面来解决平安寨的问题.这是一种从民间、国家两方面努力建构少数民族农村法治秩序的路径.     

腐败诱因与从政生态治理

<正>"权力崇拜"与"为民用权"中国传统社会是一种"权力崇拜"的社会。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深入到民间社会,从观念意识到宗族、结社都受到国家权力控制。政治权力掌握大量资源,拥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宗法制度还是郡县制度,国家权     

比较视域下诚信价值观的现代意蕴

中国传统的诚信观念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强调个体自律的道德价值,其缠绕着浓重宗法关系的"人格诚信"因缺乏公共性而无法明显衍生出规则意识和法治精神。西方诚信以契约原则为核心,理性主义的"契约诚信"成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基本价值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诚信层面汲取中国传统诚信追求人格完善与道德规范的自律价值,吸纳西方诚信对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契约信守意义,立足于现代社会更多依赖于理性和法治的运行机制,利用制度力量传递诚信价值导向,赋予诚信现代文明内涵。     

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闽台区域社会研究》之一节

本文从福建(包括台湾)的地方文献取证设论,描述和论述明清乡约制度与闽台乡土社会之种种关系"老人之役"、耆老之设与乡约的自治性质和自愿原则,乡民受约、自约和互约与乡土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和共同进步的理想,乡约与地方行政制度、里甲(保甲)制度的关系,约所的设置与乡约的推行,神明的威慑与乡约的社会控制效能,"里老(耆老)听讼"的实体、程序和判例法原则,"国家制礼,达乎庶人"与闽台民间俗例即闽台民间习惯法的礼和非礼的双重取向,以及闽台乡土社会"礼法兼施"的传统.     

国家权威、自治与公共理性——一种当代中国行政法学思想观念的叙事

行政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其背后支配性观念的影响。面对制度变迁与社会争议,本文希望通过解读西方公法思想中的两个关键词：国家权威观念与自治观念来反观与分析中国艰难制度转型的行政法观念的内在张力,并通过引入公共理性这一概念装置来调和此种张力,并探讨社会公平与法治国家的实现平台与操作程序。     

论民间法域下的法治化模式及我国进路

其缘起于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法治状态的担忧和对中国法治道路的反思,民间法研究引起了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肇启于西方的法治究竟有没有统一的模式,西方已走出的法治之路能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究竟该如何"中国化"?本文的研究旨在寻求一个合适的突破口以试图阐释中国现代化法治进程中的诸多疑虑,并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化指明路向。当下中国法治建设之问题是业已形成的国家法未能充分吸纳中国文化传统而使得国家法与民间法处于一种紧张状态之中。因此,展开民间法视域下法治研究亟需破解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对峙张力,这是寻求西方法治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契合方式。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

出自国家的具有普适性的清晰的能够具体操作的规范是国家法,相反出自社会的自发形成的具有地方性和模糊性的内控性规范则是民间法。民间法的产生和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原因。在中国渐进性的法治建设过程中,由于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消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与冲突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

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国家制定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孕育和根植于乡土社会的民间规范还有很大市场。国家法和民间法存在着对立和互动的关系,两者既有相冲突的一面,又有相协调的一面。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要实现两者的协调与互动,关键在于国家正式制度要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良性对接提供互动渠道和对话空间,这就要求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法以更良好的品格出现在民间法面前。国家法应当具有宽厚、博大、权威的品格。     

九尾狐从祥瑞到妖异转变的思想内涵——以汉唐为中心的考察

九尾狐作为承载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重要载体,其在先秦两汉时依托"长生"、"谶纬"等思想成为祥瑞的高级代表,以此宣扬统治者道德品行及政治行为合乎天意;从唐代开始,九尾狐逐渐沦为民间崇拜中的"妖神",唐代之后进一步退化为受人贬损的"妖物"。九尾狐走下神坛,其地位发生根本改变,既是中国古代祥瑞思想变化的缩影,又可在某种程度上视为民间信仰与世俗文化发展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