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需要科学和理性的翅膀——对义和团运动的反思

八 国联军侵入北京一直是中国人民一百年来的心痛。由于这场灾难而签定的《辛丑条约》 ,既是最丧权辱国的条约 ,也是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最深重的条约。然而一百多年来 ,对这场灾难的原因和《辛丑条约》对中国近代史的深重影响 ,我国史学界却一直缺乏全面的认识。义和团兴起的重要原因 ,是1898年黄河在山东决口泛滥 ,同时北方其他省份旱灾严重 ,水旱交替产生了大饥荒 ,大批饥民流离失所 ,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 ,工业化列强大量工业产品的输入 ,使国内大量的手工业者失业 ,修建铁路也造成了货运工人和运河船夫的失业。天灾和人祸交织就在社会上…     

从共同理性看科学与人文融通的意义

从历史起源上看,科学与人文原本一家。科学与人文在以下方面有共同的基因：从经验出发,不迷信权威,勇于创造;以理性为依据;对想象力的依赖;对审美的追求;受伦理的制约;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的发展。科学与人文的再度融合,有利于克服狭隘的专业意识,促进科学和人文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克服人的信仰缺失,促进人的自我健全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有利于作出人类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决策。     

城市传统文化的空间变迁——从天津相声说起

相声是天津的城市名片,其演出空间的变迁,折射出了城市传统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路径与潜力。在市场经营、政府保护、艺术发展、学术研究等多元合力中,更好地对城市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创新和发展,既有助于增强城市的文化自信,也有利于提高民族文化的整合力,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路径。     

文化的理性与自由的失落——立足于法权理性的文化评价

法权文化和其他文化形态一样,也有其特定的精神在体者和价值承担者。当法权理性作为法权文化特殊的审美对象和固有的价值内容时,能否认识法权理性的承担者内在的价值倾向和审美冲突,是我们判断法权制度的设定合理与否的标志。本文正是立足于此,从文化审美的角度,展开了对法权文化的价值评析。     

论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分析

反贫困工作是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贫困问题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全面小康乃至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伴随着贫困治理的始终,具有逻辑上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的迫切性,是中国政府做好反贫困工作的必要工具和重要抓手,科学有效的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提高贫困治理效率和贫困治理质量,能够体现共享发展的价值理性及工具理性。现阶段的贫困治理绩效评价存在评价主体不多元、评价指标体系不科学等问题。贫困治理绩效评价的改进应该在共享发展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发展政府内部加外部第三方主体在内的多元评价主体、完善评价内容和指标体系,同时绩效评价也应该随着贫困治理成效的提升而不断进行调整。     

从木桶效应说起——对加强机关和谐文化建设的体会

用人，是领导科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组织人事工作的重要范畴之一。人才只有使用好了，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才能实现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的转化。     

从极端到理性的回归——中国社会保障理念的嬗变及其道路选择

社会保障围绕权利与责任、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之间孰轻孰重形成了不同的理念,中国社会保障演进中出现了平均主义、效率主义、公正主义,它们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保障的道路选择。社会保障的道路轨迹体现出：理念是开启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钥匙;社会保障的理念与实践都经历了从极端到理性的回归;尊重本国国情基础上正确借鉴国际经验。     

论社会主义的价值合理性——从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说起

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运动到制度的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今天社会主义价值合理性受到质疑的形势下,为什么要坚守社会主义理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需要从社会主义产生的历史渊源和时代价值中去寻找原因.落实在中国时空语境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它有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是中国人民在历史与现实探索中的正确选择.所以,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于我们树立自信,坚定信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可持续发展文化——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文化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凸现，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是必然选择，这既是理论发展的趋势又是现实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文化融合了科学与人文的内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营造了“科技人性化”发展的氛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科学与人文必将伴随着可持续发展文化的发展而不断融合。     

民主社会何以需要“荣誉”——从托克维尔警示的公民之病说起

作为民主最早的病理学家,托克维尔预言了民主社会中长期潜在的公民之病:尤其表现在公民的衰弱和个人主义的盛行。这些反映在当今美国政治现实中的病症吸引学者们围绕制度和德性层面提出种种对治方案。本文将从比较政治角度综合地阐释托克维尔所揭示的民主公民之病的各面向,即:民主暴政的潜在威胁、对身份等级固化与荣誉身份的失察和狭隘的个人主义,并依据当代政治哲学家莎伦·克劳斯结合当代自由主义特性,塑造特定结构的荣誉观念激发公民能动性的解决方案,拟介绍一种值得重视的治理之道。     

虚拟社会的秩序与管理——从微博谣言说起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尤其当微博成为公众的舆论场之后,一些失实的表达往往误导网民情绪,使虚拟社会变得更加复杂.而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如影随形,密切相关,虚拟网络反映出的问题一般都是现实状况和民众的情绪.虚拟社会的即时、多变与鱼龙混杂又对传统社会管理的理念、方式、技术等提出严峻挑战.任何无视微博传播新语境,漠视网络舆论的政府行为,都有增加自我边缘化和公信力丧失的风险.     

精神空虚与政治蜕化——从丛福奎的蜕化说起

近几年来,在我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发生在党政高级干部身上的恶性案件特别引人注目,令人深思。针对这样的案件,许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些高级干部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深渊的呢？成克杰、胡长清的案件,已经给了我们思考的空间;最近,丛福奎的案件,又给了我们新的启发,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更深入一步：这就是精神状态与政治腐败形成的关系问题。今年５月,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处了原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严重违法违纪案件。中央纪委、监察部的通报中在指出丛福奎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大肆索…     

从科学与文化的历史性矛盾看理想信念的确立

在我国,一提起科学,人们自然都会升起一股敬意,然而自本世纪初期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对于科学所起的作用却早有微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今的西方哲学中盛行着两股正相反对的思潮,一股被称作科学主义,另一股被称作人本主义。当然,科学主义仍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经济学、社会学、以至法学和政治学越来越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加以改造,数学和计算技术成了唯一有效的作用工具。在西方,随着对现代化的追求,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到来了,现代化变成了高度技术化的代名词。可是,正当人们为科学的胜利而欢呼雀跃的时候,有人却惊呼人类…     

从任务目标到过程目标：商品房社区建设的理性回归——基于社会工作视角

社区建设的任务目标是为居民营造良好的居住景观及健全的生活服务体系,过程目标是建构社区发展的公共意志,培养自治能力,提高参与意识,增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和认同,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是相辅相成的。目前商品房社区建设的任务目标和过程目标发生了失调现象,出现了＂文化堕距＂,影响了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偏离了社区建设的目标。为能实现社区建设目标的理性回归,助人自助的社会工作理应从间接路径和直接路径介入社区的建设,构建商品房社区建设的方法体系,推动社区建设的又好又快发展,实现社会和谐。     

文化与文学的双重探索——评张伯存《文化症候与文学精神》

20世纪90年代后期文化研究在国内兴起以后,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成型的学科逐渐为人所接受。对于年轻一代研究者而言,不少人认为文化研究是与文学研究平行的学科,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这显然是开创文化研究的先辈们所不愿看到的。张伯存先生虽属于新生代学人,但他所著的《文化症候与文学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一书却十分明确地表明他并没有拘囿于单一领域,而力图完整地把握二者的精髓所在,以期走出由于视域局限所带来的对文化对文学的片面认识。     

近三十年行政改革的回顾与反思——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

行政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机构精简、职能转变到高效行政、责任行政、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我国行政改革已经走过了近三十个春秋。回顾与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历程,贯穿行政改革全过程的一条主线就是政府公共性的不断回归。政府公共性的理性回归必将加快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构建服务型政府有重要的意义。     

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反思——思维方式突破与研究内容回归

中国政治学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知识生产方式与生产能力上存在较大问题,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此外,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文件和政策的宣传与事后论证。缺乏学术自主性是影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致命伤,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研究内容上,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其理论导向功能。     

对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反思——思维方式突破与研究内容回归

中国政治学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知识生产方式与生产能力上存在较大问题,呈现出整体研究空洞化和微观研究碎片化的特点。此外,大量的研究滞后于现实,成为文件和政策的宣传与事后论证。缺乏学术自主性是影响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致命伤,为了提升研究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思维方式上,需要打破知识的地域界限,搁置西化与本土化的虚假争议：在研究内容上,回归政治体制研究,通过独立于现实的自主研究而发挥其理论导向功能。     

新媒体与两岸关系发展——从新媒体在台湾社会的运用说起

<正>新媒体(New Media)在台湾政治场域起大规模的作用,可以追溯到2012年"反媒体垄断运动",其后在2013年因"洪仲丘事件"而起的"白衫军运动"发挥关键的动员作用。新媒体对于台湾青年所发挥的政治动员效果,最为明显的是2014年3月18日"太阳花学运"及当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此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由于这几场运动与选举结果都涉及两岸关系发展,因此新媒体对于两岸关系的影响开始受到重视。     

项目制贫困治理失灵及其路径重构 ——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双重分析

项目制作为我国贫困治理的主要制度工具,已成为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然而,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纵深推进,运用项目制进行贫困治理的失灵现象逐渐凸显。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扶贫资源的项目化运作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垂直化、精准化、高效化,精准扶贫的地方性实践背离了项目制的初衷。结合我国项目制贫困治理具体实践,构建基于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分析框架对其失灵现象进行解析可以发现,项目制贫困治理失灵现象主要源于协同机制缺失、管理结构交叉、精细化管理不足、专项化特征局限等四重因素。同样,我们可以从部门协同与上下级联动、区域协同与整体性治理、精细化治理与多元参与、信息网络与奖惩结合等四个维度着手重构项目制贫困治理新路径,提升项目制运作能力与贫困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