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个父亲

我的另一个父亲，与我并没有血缘关系，却有着一种特殊的亲情。他是我先生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公公，生活在河南新县最偏僻的小山村，靠种植茶叶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在他年近60岁时，还要在地里劳作以供儿子上大学。当时村子里很多人都劝他放弃供儿子继续读书，但朴实憨厚的父亲始终坚信“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坚持供儿子读完大学。     

廖曜中：民间的“反腐英雄”都是逼出来的

“很多人把我当作官场上的另类，但其实我是善类。我连辞职都希望保持好的姿态。”44岁的廖曜中显得苍老憔悴，他开始谢顶，两鬓也已经有了白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身不由己。”     

爱的交换

那往事于我是毕生的，而我却未曾对父亲提起过。 那是个深秋的季节，满地落叶。那一年我16岁。父亲刚刚从“牛棚”放出来，而我在一所中学里等待分配。我们这一届在1970年毕业的时候，居然有可能留在城里工作而摆脱上山下乡的命运。这是所有16岁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所梦寐以求的。刚刚获得有限自由的父亲更这样期待着，他不愿在好不容易的团聚之后又面临家人分离。     

虎将风范昭日月——忆父亲郑维山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享有“虎将”称誉的我的父亲郑维山，在 85岁高龄时，经过与病魔的顽强搏斗后，走完了他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奋斗不息的传奇人生。虽然到今年 5月 9日，父亲已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但他那坚强的意志、果敢的品格、朴实的作风、忘我的精神，却永远留在我们晚辈的记忆中，时时在鼓舞着我，鞭策着我，教育着我。 　　父亲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他出生在富有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区一个革命之家。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年仅 12岁的父亲，面对蒋介石举起的“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的屠刀，不但没被吓倒，而且勇敢地随…     

新华社“活化石”王唯真的延安岁月

算命的说15岁的王唯真只能活到30岁,而他却很高兴:如果自己能活到30岁,准能看到抗战胜利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就跟父亲说我要去参加抗日战争。当时父亲说,不是不让你去,你太小。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他说,你14岁算什么“匹夫”,18岁才算“匹夫”。到你18岁了,我带     

人生没有什么可以被保证

他是穷山沟里的孩子，常常坐在田埂上，望着太阳的方向无限向往地憧憬着。父亲问他想些什么，他说：“我在想，等我长大了，我不要耕地，也不要上班，而是天天坐在家里等着别人为我寄钱。”     

钓友

我从小喜欢钓鱼，在我几十年的垂钓生涯中．自然结识了无数钓鱼爱好者，然而，在我的众多钓友中，唯独对他的印象最为深刻。他小名叫大毛，大名却早已记不清了。那时，我们都是十几岁的孩子，住在同一个大院里，他父亲是个厨师，母亲则在大院守大门，他在兄弟姊妹中排名第五．上面有四个姐姐，下面只有一个弟弟，一家八口人就挤住在大门边的两间平房内．生活十分清苦。我家搬到大院后，每天出出进进，都得经过传达室，久而久之。就彼此十分熟悉了，他比我小两岁，就叫我“让哥”，他是第一个称我为“让哥”的人。     

父亲罗舜初在国防科委的日子

我的父亲罗舜初1965年4月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参与组织了我闰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所有军事机关一样，当年的国防科委也有一个对外的部队番号——“中闰人民解放军总字938部队”。在国防科委机关内部，我的父亲也有一个绰号：“938首长”。千万不要以为，人们因为我的父亲是主管国防科委日常工作的常务副主任，才用国防科委的对外番号来称呼他。而是因为“938”这三个并无特殊意义的数字排列组合，竟与他的日常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有着惊人的巧合。     

王跃文:官场小说让我丢了“金饭碗”

《国画》出版距今已经10年了,作为“官场小说”这一文学类型的开拓者,47岁的王跃文被誉为“中国官场文学第一人”。而写作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金饭碗”不能再端了,同僚们嫌他点破了官场潜规则。近日;在湖南省作协,王跃文向笔者畅谈他弃政从文的人生经历——     

我与父亲郑渊洁的“战争与和平”

18岁，父亲将我“扫地出门” 2001年6月30日是我18岁的生日。为了庆祝我终于成年，父亲送给我一辆“奥迪A6”。我兴冲冲地奔下楼，摆弄新车，只听他正经八百地说：“从明天起，你就不能向我要钱了，住在家里就得交房租、水电费、伙食费，咱俩出去吃饭都得AA制。这就像汽车有保修期一样，人生也有保修期。人的保修期就是18年，如果你18岁之后还要由父母管，那就是废品、次品。”     

“傅式”民间党课何以红遍党政机关

他不是纪检干部，却一辈子在反腐；他不是专职教师，却有很多地方党政机关排着队等他去讲党课；他没有“通天”渠道，却数十次上书中央，很多都得到高层批示；他虽已退休，却比退休前、比很多在职官员还要忙得不可开交。他，就是官至厅级、从湖南省人大退休多年的73岁“官场”奇人傅学俭。他的党课不同凡响，不但能够经常博得阵阵掌声与笑声，而且能使听众或多或少产生类似于被武林高手“点穴”而震惊，或被高僧“点化”而大悟的强烈感觉。     

毛泽东的三本“伙食账”

<正>毛泽东与账本的渊源已久。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还说到他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从9岁到17岁，毛泽东一直给家里记账。1910年秋毛泽东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     

忆父亲李沛群

我的父亲1926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身到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事业始终不渝,对党对人民无限热爱。他一生坎坷,却始终凭着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凭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对     

圆梦

年逾花甲的父亲，要去北京登天安门。这是他多年来对晚辈的唯一奢求。父亲小时候吃过苦，受过罪。他三十岁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才知道中国有个天安门。我小时候父亲在村里当干部，那时他才知道中国的重大盛事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但他从未看到过天安门，天安门在他心里也就一直是个谜。在我上高中时，村里有人买了电视，父亲才看到了天安门，他知道那是毛主席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地方，就萌发了去天安门看看的愿望。别说那时登天安门有限制，单就我们的条件也是望“门”兴叹。我的两个哥哥都像父亲一样，天天守着黄土地，…     

“下山”失足跌进深渊

把儿子当“草船”，引来一枝枝行贿之箭，上演了一出“贪腐父子兵”的闹剧，结果是赔了儿子又折兵。俗语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此话用在官场仕途上，同样适用。在官场上，有些官员攀登半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登上了人生的顶峰。然而，他们会登山却不会下山，在仕途接近谢幕的时候，被贪腐绊倒，栽倒在“下山”的途中。江苏省南通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下山”途中，     

在坎坷的生活之路上洒下辉煌——记水电专家罗西北

有这么一个人：他经历坎坷，却胸襟开阔、生性平淡，处之泰然；北自黑龙江，西至大渡河、金沙江，南达珠江三角洲，东到富春江，都印有他的足迹。黄河上游的刘家峡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都有他描绘的蓝图。我国大江大河的规划，大型水电站的设计，他无不参与。这位颇有权威的水电规划者、设计师，就是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父亲拍着儿子的青屁股说：“将来又是一个大革命”１９２６年冬，罗西北来到了人间。父亲罗亦农拍着儿子的青屁股说：“将来又是一个大革命。”对他寄托了无限希望。大革命失败…     

父亲黄维的改造过程

被俘虏那年，父亲44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开始．他的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回忆说，黄维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凄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父亲却不讲话也不表态。     

信仰的力量

“信仰是一个人前进道路上的路标。”这是父亲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正是因为这句话，我平凡朴实的父亲在学生时代就背叛地主家庭，毅然投身陇右地下斗争，为家乡的和平解放而奋斗。新中国成立后，即使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父亲仍然对党、对人民充满无限的忠诚与热爱。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之女夏芸访谈

今年是夏明翰烈士诞辰105周年。近日,在九江市委老干部科同志的引见下,笔者见到了夏明翰烈士惟一的女儿——78岁的夏芸老人,她跟我谈起了她的家庭。父亲牺牲时我还不到半岁,但父亲的信仰和品行却影响着我的一生我的父亲性格直爽、坚毅,为人真诚,牺牲时的那四句诗概括了他的理想和信念。临刑前,当国民党的执行官问他有什么话要说时,他镇定自若,并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就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父亲写这首诗时是顺手而来,一气呵成,这都是他的真心话,没有半点做作,完全代表了他的性格、脾气。192…     

退了又要，贪书记“自我折腾”

书记落马官场震动 2009年6月3日，60岁的安徽省巢湖市原市委书记周光全站在被告席上。他头发花白、佝偻着身子，突然情绪激动，像孩子似地痛哭起来：“走到这一步，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我80多岁的老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