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信息公开行政程序——兼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23条之规定

反信息公开行政程序具有法律关系主体的三元性、信息公开的反向性、权利基础的冲突性、第三人权利保护的即时性特征。与一般政府信息公开程序相比,反信息公开的正当行政程序在告知、陈述和申辩、期限等方面具有特殊的要求。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反信息公开制度在告知程序、陈述和申辩程序、暂时性权利保护程序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加以完善。     

论行政信息的主动公开制度

主动公开是与被动公开相对的一种公开方式 ,它在各国行政公开制度中均占有重要位置。我国目前实行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主动公开。公开信息已经演变成政府的一项新职能 ,因此 ,首先必须由相关的机构和人员来履行这一职责 ;其次 ,完善主动公开的保障制度 ;再次 ,建立人大的监督保障制度     

论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举证责任倒置是举证责任中的一种表现形态,其普遍适用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在刑事诉讼中虽然也有所存在,但应用的范围及其比例较小,笔者认为应适当扩大并正确适用之。     

论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

在我国,举证责任倒置普遍适用于民事诉讼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而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否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在理论界争论不一。本文明确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证据规则适用中,实际上存在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情形。笔者在论证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在刑事诉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即采取法定主义,由立法对此作出明确规定并予以规范适用。     

政府信息公开中第三人权利救济的制度进路思考——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案为引子

信息一旦公开就具有不可回复的特性,应该在政府信息公开之前给予第三人有效的救济。必须要有特殊的制度保障第三人救济权利的实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未有明确的制度规定。制度进路主要应该包括行政机关倾向公开信息时的告知、公开决定的附时间生效、第三人暂时权利保护等;行政机关拒绝公开信息时申请人起诉的,公开中的第三人应该作为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我国应该结合法制现状选择最有效的制度建构模式。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公开豁免范围之界定

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系指,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决策或完成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责中制作或获取(已经收到或被送达)的,对外部不产生直接约束力的调查、讨论、处理过程中的非终极性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此未做任何规定,一些地方立法已就过程性信息做了规定,但彼此间存有差异,司法解释对此予以回避,以致实践中各种分歧,故利用制定行政程序法、修订《条例》之契机,在豁免公开的范围内增列“行政机关过程性信息”事项,在结构上分为豁免公开与准予公开两部分,在内容上主要考虑“损害标准”与“豁免公开限制条件”两方面.     

行政信息公开的理念与现实

行政信息公开已成为席卷全球的潮流 ,其基本理念为公民的知情权。行政信息公开对于健全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生存和发展、防止权力腐败、提高行政效率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我国的行政信息公开现状 ,应从转变行政人员观念、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两方面加以改进。     

论行政决策公开--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

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视角来看决策公开,决策公开和公众参与之间存在良性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后者有效实施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民主动力。决策公开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有效性,鉴于此,决策公开不完全等同于政府信息公开,决策公开具有动态性、过程性和系统性。因此,除了应遵守信息公开的通行原则外,决策公开还应遵守其特殊的原则。同样,也应从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流程的视角来确定决策公开的范围及例外。     

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初探

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是法定的公开例外种类之一。与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属于强制例外不同,涉及商业秘密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具有部分自由裁量权。然而,由于缺乏对“商业秘密”、“公共利益”等要件的界定,同时也没有明确行政机关对此类政府信息的审查程序,因此,在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有必要对政府信息公开语境下的商业秘密界定、公开程序的操作设想以及此类信息中的可分割性原则的适用等问题进行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之规则探析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行政诉讼，它对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和完善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信息公开权利人申请行政主体公开有关信息遭拒绝或部分拒绝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政府信息公开诉讼。较之传统的行政诉讼，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在原告的主体资格、审查方式、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有特殊的规则。     

略论我国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之完善

本文在总结我国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的缺陷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相关规定，通过明确第三人的确定标准、第三人类型化以及明确第三人参加诉讼的程序、权利、义务等方面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第三人制度。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其分配是民事诉讼中的重要理论,它不但关系到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序进行,更关系到有关实体法立法宗旨的实现,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由于对证明责任的概念及其分配规则的理解有失偏颇,立法及司法实践中更缺乏细致且严谨的规定,因此,认真研究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其分配理论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民事审判制度至关重要。     

行政诉讼第三人类型化研究

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制度。由于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模糊,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第三人缺乏理论的归类,导致了对第三人的研究也浮于表面。对第三人的类型化研究应该建立在第三人范围相对确定的前提上。据此确定行政诉讼第三人资格后,可以围绕第三人制度的目标功能,对第三人类型化。诉讼第三人的分类应采取利害关系和诉讼地位的二元标准,分为独立第三人、准独立第三人和事实关系第三人。     

论行政行为的举证责任

理论界对于举证责任的研究都局限在诉讼领域,其实,行政行为的举证竞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同的行政行为有着不同的举证责任,应当分别研究。在行政立法中不存在举证责任的问题;依职权的行政执法行为由行政主体承担举证责任,依申请的行政执法行为分别由申请人和行政主体为各自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在裁决行政争议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说服责任始终由被申请人承担,推进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人承担;对民事争议的行政裁决,则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     

试论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

刑事证明责任之分配与犯罪成立之判断密切相关。两大法系国家在证明责任分配上均要求控方承担积极构成要件证明责任,而由被告人承担某些特殊事实的证明责任。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缺乏对刑事证明责任明确的规定,实践中,控方对犯罪成立几乎承担着全方位的证明责任。为平衡不同利益,对部分犯罪中的特殊事实实行证明责任倒置是合理且必须的。     

试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近几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一个人有罪由公诉机关和自诉人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是原则性的规定,除此之外还存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规则,包括证明责任的倒置和证明责任的转移问题,同时这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行政法上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研究

源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在行政法上已经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公法制度,然而我国行政法对此却缺少关注,尤其是行政法上因不当得利发生纠纷进入诉讼后的举证责任问题。由于行政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特殊性,行政法上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适用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责任原则并援用民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     

论刑事证明中的责任结构

刑事证明应由一定要件构成,因而形成证明结构。在诉讼中证明的责任一般是有所划分的,这也就提出了证明责任结构问题。我国证明责任结构存在一定问题,必须创建科学的结构模式。     

略论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分配问题是证明责任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在此问题上国内司法实践部门长期以来处于“谁主张 ,谁举证”的理论误区。笔者将在介绍大陆法系国家证明责任分配理论的基础上 ,为我国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