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与消亡：对看守所“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反思

2009年注定是触动中国法治进程的一年，从年初的“躲猫猫”开始．“摔跤死”、“做梦死”等一系列看守所在押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现阶段最大的困境就是看守所管理体制不合理，看守所隶属于公安机关，是羁押机关，同时承担侦查与羁押的职能，使得在押犯罪嫌疑人处在更为贫弱的地位上，这是导致侵犯在押人员权益的事件反复发生的重要原因。为完善看守所管理制度，看守所应当从公安机关中剥离，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确立其中立地位；强化检察监督和社会监督，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     

简论看守所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以重庆看守所安全风险评估机制的实践为例

在公安工作中，看守所管理工作是一项高风险工作。看守所安全防范工作，实质上就是风险的发现、控制和处置工作。只有及时发现、控制和处置各类风险，才能提高看守所安全保障系数。因此，需要建立在押人员安全风险评估常模，科学设立风险指标，实现对在押人员风险的精确识别、准确预判，为动态管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切实提高看守所安全保障能力。     

看守所在押人员不认罪的原因

看守所在押人员不供认犯罪,除了逃避打击心理、办案人员素质差、同案犯在逃、缺乏证据等原因外,还由于: 一、监管工作存在不足。一是监管工作意识偏差,监管部门和监管民警片面强调对在押人员的监、看、守,而对看守所还担负着打击犯罪和教育转化的职责重视不够,与办案单位协作配合差,对不认罪的在押人员法律政策宣传、教育感化工作不深入、不细致,没有开辟打击犯罪“第     

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心理解读

看守所是公安基层基础建设的重点基层，其监管工作是公安工作的基础工作。分析在押人员的心理特征，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改造，不仅是配合保障审讯审判工作顺利进行的需要，也为保障看守所安全羁押看管工作所必需；同时也是看守所监管人员的重要基本功。在押人员心理特征的影响因素有犯罪的法律事实，监管的人文环境和物质环境以及其本身的个性特点。在押人员的心理特征主要有挫折因素导致的认知失调，幻想侥幸心理，自相矛盾心理，趋利避害心理。     

法治视角下的看守所医疗社会化改革

看守所的医疗卫生工作不仅是公安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公共卫生工作的延伸,规范看守所的医疗机构设置、满足看守所在押人员基本医疗卫生需求,对于进一步做好看守所医疗卫生工作、保障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维护看守所安全文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法治视角下对看守所的医疗社会化改革进行研究,解读医疗社会化改革要点,剖析当下困扰看守所医疗社会化改革的难点并提出相关建议具有现实价值。     

试论看守所工作中的准军事化管理

看守所作为羁押犯罪嫌疑人和监管罪犯的重要场所,在对犯罪嫌疑人和在押罪犯的管理方面,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对保证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能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完善看守所女性在押人员管理机制探析

女性犯罪已成为当前不可回避的社会热点问题,女性犯罪增多,造成看守所对女性在押人员管理滞后。由于女性犯罪在押人员不同于男性的生理、心理特征,应解决目前看守所女性在押人员管理存在的问题。要合理利用资源,科学配置警力,丰富矫治手段,转变管理方式,畅通救济渠道,切实保障权利,完善帮教体系,实行综合治理,不断完善女性在押人员管理机制,确保女性在押人员羁押安全和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     

论中国传统文化在公安监所教育中的应用——以推行《弟子规》教育实证为例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古圣先贤几千年经验、智慧的结晶,其核心就是道德教育。在押人员作为特殊的群体,对他们的教育感化挽救是监管民警的工作职责和任务。实践证明,在看守所监管实践中推行中国传统文化,用《弟子规》教育感化在押人员,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在监所推行《弟子规》教育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这需要我们采取积极有效的举措加以解决,促进监管场所更好地开展在押人员教育感化工作。     

网络化管理是实现监所检察动态监督的有效途径

实行微机、监控联网是新形势下驻所检察工作的需要 ,驻所检察室微机、监控联网 ,使看守所监管活动能全部置于检察机关监督之下 ,这不仅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而且维护了监管干警的形象 ,并促进监管人员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     

浅谈统合型房树人测验在看守所在押人员危险性评估工作中的应用

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危险性行为极大地影响公安工作,利用统合型房树人测验预先对在押人员做出有效评估对公安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统合型房树人测验应用在看守所在押人员危险评估工作中具有很多优势,并由此提出看守所在押人员危险性评估工作中应用统合型房树人测验的流程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侦查取证风险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由于本次修改初步建立了以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为基点的证据规则体系,这对于侦查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传统的侦查取证方式将面临一系列可能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是可以识别和控制的,需要侦查机关在风险管理和侦查能力提升上多下功夫。     

监狱内部工作风险评估探析简

监狱在对社会风险进行化解和管控的同时，其自身内部也面临着比其他机构更多的风险，监狱内部工作风险具有复合性、潜在性、多发性特点，其风险源主要源于监狱警察、罪犯、监狱制度及监狱环境。监狱内部工作风险可以通过常规经验、内部工作流程、风险事件等指标予以识别，在此前提下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定性为主而定量为辅的方法进行评估。     

浅谈逮捕必要

"逮捕必要"是检察机关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时必须考虑的法定条件之一,实践中对逮捕的"必要性条件"认识较为模糊。逮捕必要是客观存在,脱离证据而完全信任检察官个人对逮捕必要的判断,必然会导致逮捕权力的滥用。必须从证据角度来解释逮捕必要,并根据罪刑程度构建一个阶梯式的逮捕必要标准。     

企业并购失败的原因探析

企业并购是西方企业资本扩张的重要手段。通过并购既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又可以实现资本的低成本、高效率扩张 ,形成强大的规模效应。但在我国 ,由于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 ,尚未规范的市场机制 ,企业对并购了解不够全面 ,认识不够深入 ,在并购对象的选择上盲目性较大 ,从而加大了并购成本 ,难以形成有效的并购整合。有些企业在并购以后 ,陷入了被并购企业的管理泥潭之中 ,从此走向失败。     

监督过失责任的限制——信赖原则

刑法上信赖原则为德国帝国法院1935年的判例首创。德国学界及实务上一致认为信赖原则是被容许危险的具体运用。过失责任的产生,行为人必须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所以只要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没有超出社会所能容忍的限度,则不具有过失存在的空间,就有适用信赖原则的可能。具体到监督过失中,其情形类似,监督者的行为没有制造不被允许的状态下,方有适用信赖原则排除过失的可能。所以,在监督过失中适用信赖原则要判断是否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     

股权质押基本问题研究

股权质的发展说明 ,权利制度只能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社会需要决定 ,并由一定的人文背景支撑。股权质的特殊物权性及其表征性和风险性特征是每个涉入其中的民商事主体必须考虑的因素。     

论侦查科学化中的技术风险

随着侦查科学化口号的提出，越来越多先进的技术手段被用于侦查破案之中，然而技术的运用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会在侦查中的发现信息、固定信息以及证据化的每个阶段都有所体现，技术本身内在的不确定性以及技术外在的社会建构是这些风险出现的原因，因此只有对症下药才能够有效减少风险出现的几率，控制风险导致的后果。     

略论股份质押中的几个法律问题

融资困难,是中国民营公司普遍面临的问题。股份质押存在较大的风险,很难得到融资方的认可。为满足现实的融资需求,降低股份质押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寻求办理质押登记的变通方式,从法律上限制股权的转让;公告股权质押的事实使质押具备公示力;严格审查公司的持续经营记录,对公司的资信状况作出评估;对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资信状况进行评估,必要时要求控制人提供担保;要求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随时监控其经营状况。     

互联网金融的风险评估及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我国金融创新、金融环境的优化以及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并对刑事法律的适用产生较为深远的影响。互联网金融可能导致洗钱犯罪、信用卡诈骗、盗窃、诈骗、职务侵占等犯罪的加剧,也使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的适用范围面临调整。刑法应当充分尊重互联网金融存在的合理性,肯定金融创新。一方面,坚持刑法调整的补充性;另一方面,对于确因互联网金融而引发的金融犯罪行为,刑法介入应坚持及时性、准确性和适度性,从而发挥刑法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的屏障作用。     

科技在风险社会中的利益与风险分配——以转基因技术为视角

科技的发展促成了风险社会的形成。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有着向下层聚集的特点。以转基因技术为例,在转基因商品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利益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生产企业和科学家等获得,而风险却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消费者尤其是农民身上。根据可持续发展原则,在科技发展中,利益集团有能力也有义务承担更多风险,并在保障普通大众的基本权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大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