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给付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及证明责任

不当得利是民法中最为抽象的制度之一,其抽象性之所在即为对受益有无法律上原因的探求.不当得利制度的设立有效调整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平衡受益人与受损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进一步降低交易安全,是我国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当前法律对不当得利的规定仅有一个法条和一个解释,过于笼统,实际操作性不强,以至理论和实务界对"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持不同观点.     

论法律至上原则的构成要件

法律至上原则不仅是西方现代法治国家,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个根本特征。这已是学界的共识,然而法律至上原则应准确全面地理解。法律至上是法治之下的法律至上,法律至上原则是法治时代的产物。基于此,笔者认为,法律至上原则应有两层基本要义：第一,法律至上首先是法律所代表的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意志至上,换言之,人民权利至上,作为个体的公民神圣,是法律至上原则的内在品质要件;第二,至上其次是具象的法律规则至上,换言之,规则至上或说严格规则主义是法律至上的外在形式要件。     

论不当得利事实要件之构成——从法律事实到法律效果的分析框架

不当得利在法律性质上属于一项法律事实,不当得利法律事实产生不当得利返还的法律效果,两者共同构成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两大法系在不当得利法律事实的构成要件上均规定了“被告获利”以及“原告受损”两个要件,只是在获利基础是否正当的构成要件上,大陆法系坚持一种笼统、抽象的概括式规定,而英美法则比较细致地规定了各种不正当因素的具体情况.通过比较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力图从解释论上对我国不当得利事实要件作出系统性解释,以更好地实现不当得利请求权的价值功能.     

共同侵权行为的类别及其构成要件

共同侵权行为是区别于单独侵权的一种复杂类型的侵权类型。各国学者对于共同侵权行为有很多讨论和争议,审判过程中在认定和处理共同侵权方面也有许多分歧。本文关注于共同侵权,从各种法律规定出发,尝试定义共同侵权行为,研究其类别和构成要件。     

论构成要件的类型对构成要件机能之影响

从构成要件和违法性的关系看,构成要件理论分为行为类型说、违法类型说和违法有责类型说,而构成要件的机能一般认为分为罪刑法定主义机能、犯罪个别化机能、违法推定机能和故意规制机能.三种构成要件类型在实现构成要件的四种机能上发挥着不同的影响,因此,构成要件类型的定位对构成要件机能的理解和重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绑架罪主客观构成要件

绑架罪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一种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其构成复杂,在司法实践中表现出多样性。由于刑法对绑架罪罪状的规定较为原则抽象,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绑架罪时．对绑架罪主客观要件的认识不尽一致。如何正确认定其主客观要件特征以及如何准确使用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切实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     

试论表见代理构成要件及其法律后果

表见代理制度作为传统民法上代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生活和人们的经济交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基本理论也为许多国家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所采用;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健全完善的情况下,对表见代理及其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探索,则显得十分重要。     

行政不作为构成要件之我见

行政不作为的概念在学术上没有统一的定义,立法上的规定又比较模糊,实践中如何认定行政不作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过分析行政不作为的概念和行政不作为在认定上存在的分歧,认为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应当包括申请要件、职权要件、期限要件、形式要件和利害关系要件.五者缺一不可.     

交通肇事罪构成要件及疑难问题解析

近些年来,因醉酒驾车、严重超速驾驶车辆以及无视交通信号灯而引发的交通事故数量在逐年上升。部分案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在学界引发了一场对于交通肇事罪认定的刑法反思。利用刑法解释的方法,从交通肇事罪法益、构成要件的角度分析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故意杀人罪之间的界线,有利于为一些疑难案件的司法处理提...     

论期权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期权受贿是近年来受贿罪的新变种。与普通受贿罪相比,期权受贿在构成要件上具有特殊性。期权受贿罪的客体通说是廉洁性说,应理解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但并不要求即时回报,而是与请托人约定,在事后或其离职后再予以兑现的行为。期权受贿的主体为特殊主体。期权受贿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对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再思考——从不当得利制度的机能说起

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确定是实现不当得利制度之机能的关键性问题,然而目前学界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范围的界定标准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其主要表现在对不当得利制度机能的机械理解,没有从不当得利的类型化角度出发来细致的考察受益人不同主观状态下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甚至有忽略民法中自己责任这一基本原则之嫌。鉴于此,文章试图对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进行再追踪,以求针对这些不足之处给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期为完善我国不当得利之立法有所裨益。     

行政法上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研究

源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在行政法上已经发展成为一项独立的公法制度,然而我国行政法对此却缺少关注,尤其是行政法上因不当得利发生纠纷进入诉讼后的举证责任问题。由于行政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特殊性,行政法上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应适用行政诉讼中"被告举证"责任原则并援用民法上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     

试论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调整当事人之间财产权益不法移转和保有的事实 ,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以权益保护为主要目标。文章从其判断、构成要件、与侵权行为的竞合、效力几方面进行了分析 ;指出不当得利应当坚持善意、恶意的区分。     

不当得利与侵占罪之界分

文章分析了遗失物与遗忘物之间的刑民交错关系,指出拒不交出他人遗忘物的应当以侵占罪论处;拾得他人遗失物拒不返还的应是不当得利行为。侵占罪属于一种恶意的不当得利,要求占有人返还原物,而不当得利则不受此限。应从法理和司法实践上正确认定此类案件。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从用户的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同时满足免责条件而不承担赔偿责任时,其占有的经济利益不具有法律上的原因,负有不当得利的返还责任。     

浅论无权处分行为与不当得利制度问题

作为“法学上的精灵”的无权处分行为,自从《合同法》颁布以来倍受学者们争议。无权处分行为可以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即有偿的无权处分行为、无偿的无权处分行为和无法律上原因的无权处分行为,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认识无权处分和不当得利制度两者关系,可以为有效的保护权利人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提供重要依据。     

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上原因之证明责任分配研究

由于对不当得利制度和证明责任理论研究的不足,不当得利纠纷中证明责任的分配问题一直是我国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不当得利中无法律上原因的证明责任分配应遵循如下原则：在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如给付目的之基础法律关系根本不存在,由受利益人对其受益有法律上原因负证明责任;如给付目的之基础法律关系曾经存在,而其后不存在,则由受损害人对受利益人之受益无法律上原因负证明责任。在非给付型不当得利中,唯对于因受损害人的非给付行为所致的强迫得利,由受损害人对受利益人之受益无法律上原因负证明责任;此外则不区分财产利益变动是否基于受损害人之行为,一律由受利益人对其受益存在法律上原因负证明责任。     

论不当得利冲突规范中的“发生地法主义”

单纯的不当得利发生地法主义,即以不当得利发生地为唯一空间连结因素的双边冲突规范,就立法沿革而言,只是个过时的立法主流;就立法模式而言,此项立法主义属传统冲突规范范畴,故带有传统规范自身无法克服的僵硬封闭之缺陷,需要借助共同属人法、法院地法、原因关系准据法来软化;而就其内涵而言,“不当得利发生地”这样的表达不够准确,其指向的连结点可以是损害发生地、利益获得地和原因事实发生地,而原因事实发生地最为合理。不当得利冲突规则至今在我国尚属立法空白,因此厘清不当得利发生地之内涵,并软化该连结点后,此项主义可为我国立法所用。     

论民商事案件涉外性之判断

民商事案件的涉外性直接关涉到案件在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待遇”，目前对该问题的判断主要存在着“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涉外说”和“联系说”两大标准，前者的优点在于具体易操作，后者的长处在于全面而无遗漏。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于民商事案件涉外性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未来的模式选择上宜仍以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涉外说为基础，辅以必要的兜底条款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论从错案责任到违法审判责任的转型

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点。在改革进行中 ,错案责任追究制的存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而有损司法独立则是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实国情与司法状况 ,认为现阶段仍应坚持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但因为错案标准模糊等弊端 ,建议对其进行改革 ,建立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 ,以更适应现实需要 ,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