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协调方法”和欧盟推进全球治理的方式:以援助政策为例

开放式协调方法是欧盟内部采用的一种"新治理模式",主要应用于社会政策等欧盟机构缺乏权能的政策领域,是欧盟在这些领域中加强成员国政策一致性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最基本的假设是:吸纳更多的行为主体进入政策制定过程,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为交流最佳政策实践降低交换成本,并经常性地、制度化地对政策的执行进行评估和监督。长此以往,各个成员国之间必将自然而然地出现一种实现最佳政策目标的方法,并进而导致各国在相关政策领域中的实践和程序的趋同。欧盟在规划全球治理时也倡导使用开放式协调方法,以实现劝说其他国家接受欧洲经验和欧洲发展模式的目的。但是,由于开放式协调方法的应用需要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它在全球治理中的应用并不总能带来欧盟希望的结果。     

欧盟与东盟的规范互动及其利益拓展——“规范性力量”的视角

拓展利益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行为体,扩散规范是其拓展利益的重要方式。欧盟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以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为动力,推进经济关系融合;以增进互信和共同安全为目标,加强政治与安全合作;以人本理念为倡导,提升欧盟文化与国际影响力;以民主与人权为内核,推广欧盟核心价值观。在与东盟的规范互动中,欧盟不仅拓展了自身的利益和影响,而且显示了区域间主义发展的新方向和新特征。随着国际秩序与国际格局的深度调整,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基础出现松动,规范扩散的多边主义环境发生变化,东盟的规范需求与区情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尽管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在双边关系互动中仍具影响力,但欧盟也需在综合考量的基础上作出积极调整,不断探求契合欧盟与东盟关系发展的路径和方式。     

“全球南方”在国际海洋治理中的角色——以《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谈判为例

“全球南方”概念的兴起,根源于发展中国家实力的增长和参与全球治理意愿的提升。在国际海洋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一直较为活跃。在近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全球南方”团结协作、贡献巨大,并将继续为《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发挥作用。这是“全球南方”成为世界政治一股重要力量的力证。为继续在未来海洋治理以及全球治理中发挥作用,“全球南方”要消弭因内部差异和外部势力干扰而产生的离心力,加强区域和国际组织机制的建设和利用,大国也要付诸行动形成合力。作为“全球南方”当然和重要一员的中国,要继续支持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并为全球治理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视野下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法治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也是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需要重点加强的领域。加强法治国际传播,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关键环节之一。粤港澳大湾区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枢纽,应将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大湾区是全球治理背景下国家法治国际传播矩阵的组成部分,加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是对大湾区建设和发展现状的回应,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有助于“一国两制”方针理念在海外社会的宣传推广,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或可从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借力。大湾区通过完善涉外法律工作制度、构建优质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引进及培养方案、创新涉外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不断推进涉外法治建设工作,在推进区域涉外司法合作、解决涉外纠纷等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大湾区方案”。未来,可尝试通过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机制、优化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策略、提升涉外法治工作宣传内容质量等渠道,全面提升大湾区在涉外法治国际传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创新大湾区国际传播实践。为提高大湾区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应将大湾区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工作放置到更重要的位置。     

国际规范、团体认同与国内制度改革——以中国加入FATF为例

国际规范是国际社会中具有约束力的规则集合体。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国际规范形成了规范团体。规范团体直接影响着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行动效力。为了加入规范团体、获得成员资格,国家需要进行国内制度改革以达到规范团体的准入标准。面对国内利益集团等社会力量的各种利益诉求,政府需要为引入新的规范和理念、开展制度改革而进行国内动员,通过媒体的作用引导社会舆论,达成支持改革的共识。为了加入FATF,中国通过学习《40+9项建议》的规则,进行了全面的国内反洗钱制度改革。     

公民社会组织对欧盟政策制定的影响——以生物技术政策为例

欧洲的公民社会组织虽然不具备正式的决策权,但在欧盟一些政策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参与者。但是学界对公民社会组织如何影响欧盟的政策制定仍然众说纷纭。本文选择若干议程设置理论建立起一个整合的分析框架,通过透视环保组织在欧盟生物技术政策议程设置过程中的策略选择,尝试性地探讨公民社会组织对欧盟政策制定的作用方式以及影响其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     

德国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欧盟身份认同教育——以巴登-符腾堡州为例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公民对欧盟身份的认同感逐步提高。探究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除了关注当下的欧洲一体化政治实践之外,还应从更长远的视角关注身份认同教育,而德国中学历史教学承担着欧盟身份认同教育的主要任务。本文以身份认同理论为基础,结合欧盟和德国的教育指导政策,通过选取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及欧盟身份认同的主要内容,阐述和分析德国如何借助中学历史教学来塑造青少年的欧洲史观,从而完成欧盟身份认同教育,为欧洲一体化实践服务。在德国中学历史教学中,教科书循序渐进地激发、培养和深化青少年学生的欧洲意识,以此达到欧盟身份认同的教育目的。德国的中学历史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德国公民欧盟归属感的提升,在未来的教育实践中,德国将继续强化对青少年学生的欧盟认同教育。     

认知差异、双向互动与全球性规范建构——以网络安全规范的建构为例

传统研究基于单一理性假定,提出了一种单向互动的规范建构模型,即规范倡导者通过塑造接受者将个体知识确立为共有知识。然而,现实中经常出现不同倡议间相互竞争,以及规范倡议与最终确立的规范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形。若从异质性出发强调行为体的能动性,则规范建构表现为不同的个体知识相互融合形成共有知识的双向互动过程。行为体的能动性通过两个机制导致多元倡议竞争的出现——行为体对议题的认知差异,以及对议题中规范建构的高度敏感性。在多元倡议竞争过程中,规范建构通过行为体之间双向性的认知调整完成,最终规范作为一种有限度的共识兼顾了各方偏好。在网络安全规范的建构过程中,各国基于自身偏好提出了一系列倡议,继而陷入了长期的倡议竞争。网络安全形势的持续恶化使得既有认知遭遇适当性危机,各方在反思与调整过程中开始形成有限的共识。     

数字平台权力与欧盟成员国数字平台监管——以德国、瑞典与荷兰为例

数字平台因凭借海量数据、强大的算法算力和连接整个数字生态系统的能力而具备强大的平台权力。数字平台权力可分为经济权力、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美国因其数字平台权力对欧盟地区经济、社会、政治形成的巨大冲击而成为欧盟及成员国的重点监管对象。本文通过对主要成员国监管美国超大数字平台的典型事件的分析得出,数字平台权力对当地社会和政治冲击是欧盟成员国开展数字平台监管的动力所在。在监管过程中,各国基于核心关切点的多方协调来决定监管的方式和力度。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将研究层次回落到成员国层面,补充了欧盟地区数字平台监管研究的国家维度。     

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

本研究试图借鉴国际关系研究中对规范结构的关注,从社会学角度和体系层次来理解国家的战略行为。行为体间的规范结构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因此,对战略文化的研究不能代替对"统一性规范"的研究。统一性规范兼具管制性与建构性效用,并使分裂格局中各分立政权进行"正统"身份的建构,使之保持争取国家统一的进攻性行为。基于以上视角,本文选取宋、明两朝的历史来验证统一性规范两种效用的存在。本研究对于解释当代中国的战略逻辑有一定意义,有助于澄清西方学界和政界对当代中国战略行为的误解,有利于我们论证当代中国与周边政权建立和平关系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日本地方治理中的公民社会组织参与模式——以自治会为例

公民社会组织的参与是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地方治理强调地方分权和地方居民自治背景下的治理体系,地方居民为主体的公民组织是其重要参与者。日本的自治会作为地方社区的基层公民组织,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分布规模来看都是日本最大的公民组织,是日本地方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同时自治会又具有辅助行政功能的色彩,与市区町村的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协调关系是其特色。因此自治会在参与地方治理中表现出了"行政媒介型公民参与模式"的特征。自治会一方面发动地方居民的力量参与地方治理,实现地方居民的主体性参与;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协助地方政府的行政,和地方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进而达到影响地方政府的目的。     

法币改革前后中日间的博弈与较量——以国家货币主权为考察视角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着力推进货币改革,维护国家货币主权。然而,这一改革却受到日本的阻挠。为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日本加紧对中国东北金融侵略,不断破坏中国货币主权。因美国收购白银所引发的白银风潮,给中国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决定实施法币改革。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改革方案出台前对日严格保密。法币改革实施后,日本社会各界对此表示愤慨,认为此举是中国"抗日"的体现,于是,采用外交威胁、经济破坏、政治干涉等多种手段予以阻挠和破坏。对此,国民政府一方面坚持原则,坚定推进改革,一方面见招拆招,审慎应对。法币改革前后,中日间的博弈与较量,其实质是中国国家货币主权的维护与日本所谓"宗主权"之间的争斗。日本低估了国民党金融治理能力,错判了世界货币发展的趋势,最终在这场"货币战"中落败。     

华人企业集团家族治理模式演进研究——以印尼哥伦比亚集团为例

东南亚华人经济的兴起使华人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实地调研,选取已有110年历史的哥伦比亚集团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刘氏家族企业的成长史,全面分析企业发展过程中家族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由此探讨华人企业集团家族治理模式演进的规律。     

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安全化理论——以艾滋病被安全化为国际威胁为例

目前的国际规范研究往往未能将它的生命周期及其动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尽管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有着自身的特殊逻辑,但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同时民族国家仍占据着国际关系主导地位的环境下,国际规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仍与国家的安全相联系。因此,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一项国际议题本身是否被安全化或非安全化有着很大的联系。随着"安全"被泛化,通过话语行为将一项议题安全化为"威胁",就可能导致一项国际规范的产生、普及乃至内化。当然,这种安全化努力必然会遭遇反对,而这就为非安全化和该国际规范的遭侵蚀奠定了基础。目前有关艾滋病的国际规范证明了这一理论论说。当然,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将一些无须用"威胁"来表达的问题拉出威胁—防卫逻辑循环的怪圈,从而创建更为全面与平衡的国际规范,而非仅以"安全"作为判断标准。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背景下法国税收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以数字服务税为例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业态,数字经济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新动力,同时也给税收征管体系带来了新挑战。随着数据信息化的广泛运用,税收征管也在慢慢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并成为当前各国税务部门关注的焦点和国际税收征管变革的新趋势。本文通过梳理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税收改革的变化趋势,并结合该背景下法国税收监管的具体举措,对比分析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推进税务执法、服务、征管与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深度融合,为我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推动我国税收征管向数字化顺利转型提供一定的借鉴和指引。     

印尼民间力量在反腐斗争中的角色与作用——以2009年印尼根除腐败委员会领导人事件为例

印尼根除腐败委员会自2002年成立后,尽管没能如民众所希望那样开展摧枯拉朽式的反腐,但成绩还是有目共睹的.但是,2009年却相继发生了两起其领导人被警方指控涉嫌刑事罪事件,与此同时,国会也紧锣密鼓地试图取缔根除腐败委员会的起诉权.而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及民间反腐人士却一边倒地认为根除腐败委员会被上述机构集体操纵报复,他们如倒苏(哈托)时一样少有地意见一致,积极行动,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根除腐败委员会领导人的方向发展.     

美国的全球卫生安全政策——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的国际政治分析

全球卫生安全被纳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升为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一项议程始于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末;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对全球卫生的国家安全意义和应对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政策框架;奥巴马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了全球卫生安全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美国把全球卫生安全融入对外政策议程的主要原因是:应对新型和复发传染病跨国流行和生物恐怖活动对美国国内和海外驻军构成的日趋增大的现实和潜在的卫生威胁;通过实施全球卫生外交和对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援助减少传染病的跨国传播,维护美国的经济和贸易利益,以及对美国战略上重要的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通过持续、深入的全球卫生介入,宣传美国的人道价值观、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美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卫生介入是其全球卫生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从超国家与国家间的职能分割到超国家失灵——以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失灵为例

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存在着一对重大的内在矛盾 ,即超国家和国家间的职能分割必然会导致两个决策层次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目标和政策冲突 ,并可能最终导致超国家失灵。作为国家治理延伸的产物 ,欧盟的超国家层面只能从成员国的有限让渡中形成自己的职能范围。但是 ,这同时也把原来统一从属于国家的政府职能领域条块分割到了超国家和国家两个决策中心手中 ,从而造成割裂职能领域间有机联系和治理失调的风险 ,考虑到民族国家在欧盟内部的主导性地位 ,这完全可能带来超国家失灵的严重后果。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失灵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     

参与、接受与建构——以1997—2005年中国参与东盟地区论坛的规范建构为例

在1997年到2005年的8年中,中国全面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在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的外交活动中,不断提出积极有效的建设性提案,推动了地区规范和秩序的建构,为论坛的发展和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全面参与东盟地区论坛建构进程,是对东盟方式接受的基础上自身负责任大国身份确立的结果.     

多层级治理—政治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欧盟难民政策研究——以两次难民问题为例

20世纪90年代,东欧剧变引发西欧难民潮,欧洲共同体出台了一系列较为有效的难民政策。2015年以来,中东北非的大批难民涌入,导致欧盟再次爆发难民危机,其难民政策却未能取得显著效果。对比两次难民问题及欧盟决策过程的异同,发现当下难民问题未能妥善解决的原因是:此次制定难民政策的决策主体较前次更多元,除欧盟及其成员国外,还有次国家层级和跨国家层级的行为体;行为体的增加直接导致决策流程更为烦冗,决策过程中"输入—输出—反馈"的循环次数增多;从冷战结束到全球化时代,难民问题所处的决策环境更为复杂。若要有效应对此次难民问题,欧盟还需促进各层级的良性互动、妥善安置及遣返境内难民、加强与联盟外第三国的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