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性权力、预防行为与权力转移

权力转移是对守成国与崛起国权力对比与变迁态势的描述。既有对权力转移的讨论多集中于物质性权力的变化和霸权战争的结果，这在客观上忽视了对权力关系属性和国际关系行为体和平互动的分析。关系性权力承载着权力的社会属性，实质是关系，关系即代表权力。关系性权力的变迁即为关系性权力转移。守成国在关系性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出于恐惧可能采取战争、制衡、竞争和合作四种预防行为，深刻影响着权力转移进程的互动形态。在预防行为的基础上，崛起国可能给予守成国差异化的互动反馈评价，由此塑造着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选择与和平、战争议程。文章以此对英德、英美和美苏权力转移进行再探讨，或可为历史上的权力转移提供新的思考，为中美关系的和平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欧盟权力属性的多维解读

欧盟的权力在内涵与张力方面体现出介于领土与非领土、软权力与硬权力、强力与非强力之间的"中间性"特点。欧盟对内统合的绩效集中体现于对民族国家领土政治的修正,对外则通过经济资源的政治化运作使自身渐变为一个具有体系性影响力的"世界行为体",其对内与对外作为植根于"同一"的本源性驱动力,即为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以及社会和政治进行不断的调整与重构提供所需的条件。     

英国脱欧与欧盟理事会权力的再分配——基于跟踪问卷调查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

2016年,英国脱欧成为全球政治的"黑天鹅事件",被认为是冲击当前欧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影响到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8年的"欧盟理事会合作和协商数据",通过建立欧盟理事会权力网络,来分析英国脱欧可能导致的各成员国在重要政策领域内决策权力的变化,以及欧盟理事会权力分布的结构性迁移,以阐释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的国际政治影响,并且从方法论意义上,为研究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分配和变化提供新的思路。     

权力分享与美国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政策选择

权力分享视角有助于揭示霸权国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况下会接受新兴国家的权力增长要求。认同、扶持和退让是权力分享的基本模式。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政策选择便是一种国际权力分享行为。安理会的决策程序和理事国的双重地位为美国实施权力分享提供了动机。支持与之具有相近投票倾向的国家进入安理会,被美国视为提高决策能力的手段。同时,面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压力,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选择扶持和退让,也成为美国构建均势、维护霸权的可能的政策选择。     

权力转移与风险态度——美国智库对华技术竞争的策略分析

由权力变化所引发的国际体系变迁是国际政治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改变国际规则及体系的意愿和行为,较少讨论主导国当面对崛起国权力增长时,其改变现有规则的动机和策略.文章引入经济学的风险态度理论,探索作为主导国的美国在应对中国技术崛起时,改变现有规则的倾向性(风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文章首先以预期效用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建立理论模型,试图解释中国技术能力的发展如何影响美国精英对中国风险态度.其次对美国主流智库从2000到2020年所出版的共计301份有关中国技术发展的完整报告进行系统编码,通过编码数据来检验该模型.研究结果显示:美国智库对中国发展技术背后的意图、两国技术能力对比、中国技术所影响的领域三个方面的认知,会从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角度对美方的风险态度产生明确影响.然而,中国技术发展速度、自主程度以及政策优势,虽然对美方风险态度存在显著影响,但相关影响反而遵循自由主义的合作逻辑.上述发现较好地解释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政策逻辑,同时也拓展了现有有关权力转移与大国冲突理论,以及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的相关理论.文章对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走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冲地缘政治风险：跨国公司战略联盟与俄欧天然气政治

本文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商务学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将战略联盟作为独立分析单位引入跨国公司与地缘政治的互动分析之中,考察商业利益影响地缘政治的机制与逻辑。跨国公司利用战略联盟这一有效制度安排,将国家行为引致的地缘政治风险锁定在可控范围之内。为实现上述目的,本文还进一步构建了"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概括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互动模式,并以北溪管道财团、南溪管道财团和纳布科管道财团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与检验。研究发现,市场权力和联盟结构是决定战略联盟对冲地缘政治风险的核心因素。就二者互动关系而言,市场占有率和公司规模不仅影响跨国公司的市场权力,而且决定其主导联盟伙伴关系的能力;联盟结构的不同类型反过来也会影响战略联盟利用市场权力对冲风险的结果。本文构建的"战略联盟—地缘政治"二元分析框架为考察俄欧天然气政治演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为中国能源企业海外经营时如何规避地缘政治风险提供了有益启示。     

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分析

国际体系变迁是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界定标准的差异,国际体系变迁类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区分。本文中的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是以时空标准来进行区分的。由于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存在时间上的延续和空间上的连接关系,因而这种归类有助于避免机械地将"体系本体转型"与"体系要素转型"割裂开来。在作为国际体系基本单位的不同——同质性与异质性——国际行为体之间,其结构性权力变化、结构性权力的持续时间和稳定性,以及结构性权力来源领域的相对重要性等,在这两种类型的国际体系变迁中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现代历时性/共时性国际体系变迁中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充分体现了这种差异。如果当今正在发生的是又一次历时性国际体系变迁——即从现代国际体系到后现代国际体系的变迁,那么其对新型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权力变化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制度变革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的理论分析

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国际组织及其相关协议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与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际制度种类繁多,其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方式也多种多样。文章认为,国际制度关于分配结构的变革影响了国家的政策选择。分配结构可以分为追求效率的市场型分配结构和公平优先的权威型分配结构。市场型的分配结构决定了国家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偏好最大程度地获取权力与资源的收益,权威型的分配结构则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等政治权威对权力与资源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和调节。在给定的国家偏好下,制度分配结构的变革改变了国家的收益,进而决定了国家行为体不同的政策选择。     

权力转移与战争:国际体系、国家模式与中国崛起

权力转移理论是解释大国冲突和战争的重要理论范式,但它没有说明国家希望从国际体系中获得什么(国家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因此,该理论在逻辑推导和经验事实上存在矛盾。在现代国际体系的作用下,产生了三种不同模式的国家。国家模武的不同决定了国家目标和行为方式之间的差异与冲突,这是导致权力转移与战争存在紧密联系的根本原因。国家模式、国际结构和互动决定了战争爆发与否。文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其国家模式的变化,且从目前的国际结构和中美互动来看,由中国的权力转移引发中美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美需要注意国际体系发生病变、国际结构变迁、战略互疑、意识形态和第三方等诸多因素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     

非对称软制衡:理论构建及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中国崛起是21世纪影响国际关系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国内外学界对此进行了丰富且卓有成效的理论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如为何原本选择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国家(政府),会因其国内非国家行为体对中国实力和行为的认知变化,转而对中国表现出制衡倾向并采取抵制行动.为何非国家行为体带有民粹主义特色的民族主义认知能够致使两国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为此,文章改变了传统的以国家权力政治为核心的单一互动制衡,以非国家行为体制衡的主观能动性为自变量、以所在国政府跟随响应度为中介变量,构建由非国家行为体发起、通过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复合互动,因观念(认知)差异而导致的非对称软制衡理论,并选取五个典型案例加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