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河西

如祥死了。——一个本家，年长我两轮，不过还算是平辈。听到死讯时，心里有些一紧。两年前，他突然下肢瘫痪，坐上了轮椅，渐渐地，大小便开始不能自理。曾经风风光光的一个人，忽然缩成一团。我回去时见过他一面，发现他的眼神已经有些黯淡无光。     

河东·河西

如祥死了。——一个本家,年长我两轮,不过还算是平辈。听到死讯时,心里有些一紧。两年前,他突然下肢瘫痪,坐上了轮椅,渐渐地,大小便开始不能自理。曾经风风光光的一个人,忽然缩成一团。我回去时见过他一面,发现     

心中写“爱”三十载

“胜兰，吃饭了。”闫志国端着一碗西红柿鸡蛋面坐在了张胜兰身边。他夹起了一筷子放在嘴边先吹了吹，又试了试，然后再送进妻子口中。照顾高位截瘫的妻子几十年，闫志国每日三餐都是先喂妻子吃完饭，才端起自己的碗。这时，饭都凉了。     

三十年铸就之“关键词”

光阴如梭。改革开放三十年了，神州大地沧桑巨变! “一滴水以见太阳”，在刚刚过去的三十年间“您好”、“我想”、“感动”、“和谐”等关键词折射出社会变化之巨、之深!     

“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四人帮”的斗争

1975年,邓小平在领导整顿的过程中,就同“四人帮”进行了正面斗争。1976年初,邓小平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当年4月再次被打倒。但邓小平即使是在自己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仍以巨大的勇气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粉碎“四人帮”中起到了特殊作用。复出后的邓小平同“四人帮”展开了正面斗争。这种斗争把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摆到了全党面前。     

“文革”中“三大干将”人生结局各不同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在“文革”中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中央文革小组成员“E、关、戚”是响当当的知名人物。但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管窥东西方文化特点及文化交流——读季羡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有感

季羡林一向被人们称为＂国学大师＂,其主要是研究东方文化和印度学的。不管怎样,这样一位著述颇丰、经历坎坷的文化学者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季羡林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指出,从人类全部历史上来看,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季羡林先生何以如此自信呢？笔者试图从三个角度分析及证明这一预见的正确性。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述略

＂文革＂时期,＂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一类群众组织,最初是在工作组领导下建立起来领导运动的组织形式。工作组撤出后,毛泽东提出新建或重组这一类组织机构的问题。这一类组织被指定为在各单位领导和推动运动的新机构和组织形式。随着运动发展,这一类组织机构并没能发挥预想的作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方法论的角度谈“文化大革命”史研究

今年适逢“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那一段长达十年的动乱岁月,留给党和人民深刻的历史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巨性,有利于深入贯彻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此,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思想路线与对形势的判断——‘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座谈会。来自首都地区的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踊跃发言。本刊将他们的发言要点进行整理后发表,以飨读者。     

群体心理学视角下的“文革”一代

“文革”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是一场全民性的社会大运动。“人”作为活动的主体,则演绎了这场运动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剧。本文用群体心理学的视角,从群体的“人”、领袖的“人”和真正的“人”三方面分析“文革”中群体、领袖和个人之间的内在互动及相关原因,以便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解构“文革”时代,去感估“文革”一代。     

陈伯达与江青在“文革”初期

中央高层多教人都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面和心不和,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却合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陈伯达与江青面和心不和陈伯达早在1939年春天,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看中了陈伯达的历史和理论功底,才选他当秘书的。由于陈伯达此前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地位不算低。所以,毛泽东     

杨成武与聂荣臻跨越六十载的良师益友情

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杨成武与聂荣臻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聂荣臻比杨成武年长15岁,杨成武一直把他视为自己“最尊敬的、最可信赖的良师和益友”,称之为忘年之交。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文革”的非常岁月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六十载如一日,他们的良师益友情始终不变。     

“文革”中陈伯达为什么选择投靠林彪

人们对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投靠林彪,很不理解,其实,这是有原因的. 陈伯达在中央"文革"中陷入了孤立状态     

简评30年来的“文革”史学

自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史学界开启了“文革”历史的学术研究.从1980年代起步阶段的“资政史学”,中经1990年代转型阶段的“求真史学”,再至21世纪头10年拓展阶段向“总体史学”的转向,近30年来“文革”史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动.其史学研究的最初动力源于历史决议的推动,但进一步的拓展则有赖于史学界对当代历史的深刻内省以及改变中外研究不对称格局的愿望.考察“文革”史学的课题,其始终不变的基本问题是“文革”的定性、起源、历史叙事和评价.正视研究断层现象,提升方法论意识,加强课程建设,建构真实记忆,是当下推进“文革”史学健康发展的着力点.     

“道歉风”起：“文革”忏悔有无必要？

2013年6月中旬,61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在杂志上花钱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也许刘伯勤本人没有想到,一场迟到的“文革”“道歉风”延续不断。     

“文革”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下篇）

毛泽东1972年8月14日在邓小平来信上的批示,成为解放邓小平的尚方宝剑     

“文革”发迹前的王洪文（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亿万中国人民来说,不啻是一场浩劫,但对于王洪文来说,却是一架平步青云的梯子。王洪文凭借着“文化大革命”,翻江倒海,从一名普通干部一跃成为上海的风云人物,并逐渐受到张春桥、江青等人的重视,走上了飞黄腾达的道路。在党的十大上,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名列毛泽东、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号人物。又曾几何时,“四人帮”倒台,终受历史和正义的审判。玉洪文成为阶下囚,在狱中抑郁而死。那么,王洪文在“文革”前的人生之路又是什么样的呢?笔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记载,精心撰写此文,从客观的角度,对王洪文的“发家史”作了详尽的叙述。     

“文革”中的一个口号是如何叫响的

30多年前一句“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在一夜之间响彻全国城乡，霎时就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狂潮。有人说那是一场洗礼，有人说那是一场灾难。对那场运动的是非功过现在不管怎么评说，对亲历过那场运动的人来说，也是一段难以忘却的岁月。     

外交部“文革”轶事

＂文化大革命＂已结束30多年了。在＂文革＂的激烈斗争中,外交部首当其冲,所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期间因何“秘密重建”天安门

1969年12月15日至1970年4月7日,天安门“秘密重建”工程历时112天。其中,搭建巨大“天棚”耗时8天,天安门全部拆除用了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