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职权正当化事由——以法律保留、宪法保留的功能与规范基础为中心

公民宪法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化所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限制职权的正当化,而法律保留和宪法保留原则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律保留和宪法保留的本质区别在于控制立法权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前者允许立法机关立法调整本来应当属于宪法保留的事项且要求其对重要事项"亲自调整",后者则禁止立法机关规制宪法保留的事项。我国宪法虽然蕴含了法律保留的精神,但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律保留,而是"特定依据保留";且基于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信任,我国宪法并未确立宪法保留原则。     

论引渡承诺的性质和效力——以“黄海勇诉秘鲁案”为视角

2015年6月,美洲人权法院的对"黄海勇案"(Wong Ho Yong v.Peru)作出最终裁决。该案的关键争议点在于中国作出的免除黄海勇死刑的承诺能否充分保证黄海勇回国后的人权。法院最终认可引渡承诺的有效性,认为秘鲁同意中国的引渡请求并未违反《美洲人权公约》。通过"黄海勇案",分析引渡承诺的性质和效力,引渡承诺可构成引渡条约的一部分、可作为国家单方承诺、或作为国家发表的政治性声明,引渡承诺也可以作为解释和修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实践,或作为证明国际习惯形成的国家实践。我国在打击跨国犯罪和开展海外追逃过程中应视情形作出引渡承诺。     

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作用分析——以“邓玉娇案”为例

诸多突发事件在网络的参与下演变成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的“草根性”使得每个普通网民能够参与到各项社会议题中,从而形成网络舆情。非常规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舆情,通过作用于非常规突发事件所涉及到的媒体、政府、相关组织机构、网民和事件主人公五大主体,来实现对整个非常规突发事件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果的影响。     

转型期保留型城中村“减压阀”作用的发挥——以常州市为例

文章以环境行为学的视角,对常州市11个保留型城中村空间环境与生活行为进行调查分析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应从租住需求的合理引导、空间梳理利用与设施建设和以环境设计提升安全性等方面满足各居住群体的行为与需求,从内涵上保证城中村应有的积极意义.     

辛亥革命期间的新国民形象论述——以“剪辫”的社会舆论为中心

辛亥革命期间,社会舆论对新国民形象充满希冀与构想.以辛亥革命期间社会关于“剪辫”的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可以概览这些表面上看是受欧风美雨浸润的趋新人士所发出的呼吁和主张,进而审视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之际,“身体”这个场域内所发生的权力运作与利益争夺.     

中国儿童福利权的政策保护——以“新儿纲”为考察对象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中国政府愈加重视儿童福利权益保护。福利权是一种宪法上的实在权利。儿童福利权的内容包括儿童最大限度地存活与发展权、医疗保健权、适当生活水准权及残疾儿童特别照顾权。新儿纲的出台,为我们了解中国儿童福利权的政策保护提供了契机。新儿纲确立了新型儿童福利模式,突出了对孤残等困境儿童福利权益的政策保护,设置了周详的政策措施以维护儿童福利权益。但是,新儿纲也留下了些许遗憾。     

浅析有组织犯罪与腐败之间的关系——以重庆“黎强”案为例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轨时期,有组织犯罪特别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已成为当前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重庆＂黎强＂案就是其中一例,与腐败相结合之后,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加速了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对社会的危害。     

中立法与日俄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交涉——以“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为线索

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中立政策与中立法运用向来备受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中国中立的困境“一部中立”与“不完全中立”有所忽视的表现。上述困境与列强在华势力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从而在日俄战争时期引发出一系列超越中立法发展阶段的法理矛盾。在“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中,中方不仅朝着对本国有利的一面对既有中立法条文进行延伸解释,还注重获得各国支持,而且借助日俄战争的契机,向国内外重申了对东三省的主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权益,可见清政府的中立并非完全消极。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透露出近代中国的国际法运用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近代中国实现“文明化”的努力,始终面临着列强在华势力这一根本性障碍。     

价值错位的原因分析及其矫正路径——以“核潜艇之父被辱案”为例

"核潜艇之父被辱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犯案者禚某没有正确摆正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忠和孝、职业道德和家庭道德以及国格和人格的价值位序。新时代规制价值错位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的冲击和风险,需要通过筑牢核心价值观的经济基础、用科学的理论增强价值错位的批判力、大力彰显高尚人格的感召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规则、法律法规的建设以及网络舆情监控等有效路径予以有效矫正。     

论欠发达地区“两新”组织党建的着力点——以广东茂名为例

欠发达地区"两新"组织党建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可以从三个方面着力:从创新"两新"组织"党建全覆盖"内涵上着力,从调整"两新"组织党建发展战略上着力,从提高"两新"组织党建的"四个依托"上着力。     

政策过程理论的多维分析——以广州市“禁摩”政策为例

政策过程理论作为一种中层理论或中观理论在整个政策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以广州市的"禁摩"政策为个案,在厘清本土概念、掌握"禁摩"政策具体过程的基础上,是用这三种理论对该省会城市的"禁摩"政策过程进行逐一解读,并分别阐述三种理论的利与弊,并探讨我国政策过程理论的本土化特征与未来发展方向。     

数字时代“新文科/新艺科”建设的方法与路径新探——以四川大学“中国艺术国际巡展”虚拟仿真实验一流课程建设为中心

在“新文科/新艺科”的建设浪潮中,四川大学“中国艺术国际巡展”虚拟仿真实验一流课程团队从艺术史论教学的内在需求出发,创造性地将VR虚拟仿真技术与美术学专业课程设计、开发与教学方式的改革关联起来。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四川大学“中国艺术国际巡展”虚拟仿真实验一流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将中国艺术作品以西方观众熟悉的形态与面貌在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德国卡塞尔文献展和英国爱丁堡艺术节这三大世界著名艺术展览的场所空间进行呈现的思维和实践能力,对艺术学科门类的“新文科”建设具有较为重要的启发性。     

论“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进路——以美国治理控枪为中心的分析

关于美国枪支问题,国内法学界主要有三种研究进路,分别是宪法—解释进路、枪支—宪制进路和权利—冲突进路。从宏观上讲,以上三种进路都有自身的研究特色和局限。从工程思维上讲,宪法—解释进路和枪支—宪制进路都属于解释分析问题型进路,而权利—冲突进路虽在一定程度上试图通过解决权利之间的冲突来缓解美国控枪的困境,但是其是一种大词化的"权利冲突理论",并未精细化地阐释到枪支问题如何解决,操作性不是很强。在此境遇下,"技术—法律"解决问题型的进路可以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总体路径选择。此进路因为智能枪支技术的嵌入对身体和灵魂产生双重规训力而在理论上具有了治理控枪的可能性,而无线频率技术与生物识别技术的突破、智能设备使用的路径依赖、规训机制与市场机制结合下的财富最大化以及道德上的不可谴责性等条件使得此进路具有了实践上的可操作性。进而,此条进路可能会迂回地缓解美国面临的枪支宪制下的民主困境。     

突发事件中公安宣传的“为”与“位”——温州警方处置“11·16”持枪劫持人质案宣传工作回顾与反思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具有复杂性、破坏性、危险性、持续性和不可预料性,处置时抢占舆论先机、化解负面影响和稳定群众心理情绪就显得非常关键。本文紧紧围绕温州＂11·16＂持枪劫持人质案,从破案前的舆情应对、破案后的宣传造势两个方面阐述了温州公安机关在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处置时公安宣传工作经验。同时认为,制定宣传和舆情引导预案是成功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的重要一环;要实现宣传社会效果最大化,就应当重视＂大宣传＂格局的架构;加大对重大突发事件处置中宣传纪律教育十分重要。     

论雍正年间台湾“番”地开垦政策的变化——以《巡台录》为中心

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清代台湾土地开发完全是依靠民间的力量,政府和官员的态度是消极的,不仅未给予支持协助,反而多方留难限制.然而,这种情形并非自始至终一成不变.从近年来新发掘的分廵台湾道张嗣昌所撰<廵台录>中对大甲西社番变事件善后的处理和官方劝垦番地的记载,以及减轻台湾田园赋税和开放移民搬眷入台的种种措施,可以看出雍正年间政府对台湾的土地开垦政策有了十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与雍正皇帝重视农本,奖励垦荒政策有很大关系.     

“国家中心城市”文创企业扶持政策比较研究——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分析

以明确将文创中心功能作为城市核心功能的“国家中心城市”——成都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Nvivo12质性分析软件,系统比较9个“国家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成都、西安、武汉、郑州）的文创企业扶持政策。研究发现,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9个“国家中心城市”都呈现出环境类政策工具>供给类政策工具>需求类政策工具的状况。结合各个“国家中心城市”文创企业扶持政策的经验和不足,提出成都文创企业扶持政策的完善建议：鼓励企业参与政策制定,提高环境类扶持政策制定的参与性;根据行企特征制定政策,增强供给类扶持政策内容的针对性;积极借鉴兄弟城市经验,补齐需求类扶持政策的结构性短板。     

“新失业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流动——以“内卷化”为分析视角

本文主要从宏观制度因素和微观个体主观感知两个层面分析了“新失业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内卷化趋势。同时也验证了孙立平教授关于目前中国的社会格局已经基本定型化的观点。     

明中后期“茶马互市”政策的衰落与民间贸易发展——以“官营”和“私营”互动为中心

明初政府制定的＂茶马互市＂政策未能有效阻止中后期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落,反而带动了民间贸易的发展和兴盛。在这一过程中,＂官营＂和＂私营＂茶马贸易交相发展,茶马贸易本身被赋予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淡化,商品贸易本身的经济属性越来越凸显。     

盛世下的“零和社会”——以1768年“叫魂案”为例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是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力作。本文题目中“零和社会”这一概念,作者在此书中亦有提及,是指参与社会博弈的双方,一方有得,另一方必然有失,而得失相加为零,社会的总效益没有得到任何增加。“零和社会”中,要么彻底地胜,要么彻底地负,最后是赢者通吃。可以想见,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社会能力被彻底剥夺,将会面临着什么。     

“新政”时期的“新派”与“新报”——以1905-1907年湖北报界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初期,湖北时为全国“新政”重镇,“新政”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流动和结构调整:传统“士绅”的边缘化、新知识分子的崛起、商人和军人的“异军突起”.日益活跃的新社会阶层与正在成长的新式报刊一起,加速了清王朝的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