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异调——严羽《沧浪诗话》及其体悟性诗学

严羽的《沧浪诗话》自诞生之日起就具备了别样的诗学风格,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中的"以禅喻诗"之法和"诗法盛唐"的观点向来尤为学者关注,但也就此引发了诸多的阐释与误读,从而忽略了《沧浪诗话》本身的"体悟性"特点。本文拟就此出发,重新探讨《沧浪诗话》中的"以禅喻诗"及"诗法盛唐"。     

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结构

诗话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诗歌理论形式。宋代是诗话的盛世,但大多数宋诗话,都只局限于评点欣赏,缺乏理论上的开凿,唯独严羽的《沧浪诗话》,能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考察诗歌的特质,提出比较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沧浪诗话》的问世,使我国诗歌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来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正如清人许印芳所说,“诗话之作,宋人最夥,后学奉为圭臬者,群推沧浪严氏书。”(《沧浪诗话·许印芳跋》)     

宋代诗话与虎关师炼的诗学思想

虎关师炼是日本五山文学从草创走向隆盛的过渡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其诗学思想深受宋代诗话的影响。他的《诗话》是日本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诗学著作，在日本汉文学发展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尝试以《诗话》为主要对象，并结合虎关师炼的其他著述，揭示其创作条件、批评特色、主要诗学思想、以及在五山文学发展史上之意义。     

《麓堂诗话》：茶陵派的诗论纲领

李东阳一生创作丰富，《麓堂诗话》是他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一直以来被茶陵派成员奉为圭臬，作为茶陵派的诗论纲领指导流派成员的诗歌创作。对《麓堂诗话》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茶陵派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同时有助于研究李东阳在理论指导下的创作实践。概而言之，《麓堂诗话》主要从诗文各体论、格调说、创新论三个方面论述了茶陵派的诗学体系。     

《沧浪诗话》“分限之悟”辨

严羽《沧浪诗话》中关于"悟"的浅深与关涉诗歌的等级之分历来是学者不断研究和探讨的焦点。文章就版本的不同所引发出学者对"悟"的不同分层造成的分歧做一个比较,并以此探讨诗话中"分限之悟"的内涵;认为"分限"与作者天分或作者天分受限并无关系,而仅仅是与"浅深"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袁枚《随园诗话》论“性灵”

清代中叶,经过一番休养生息,政治上出现鼎盛局面,诗坛也渐渐繁荣活跃起来。其时诗人、流派众多,诗学理论也各树门庭,各有见教。就诗话来说,最有影响的当数沈德潜的《说诗啐语》、袁枚的《随园诗话》、翁方纲的《石洲诗话》三家了。沈氏倡“格调”,要求诗歌“温柔敦厚”,能“厚人伦,匡政治”;翁氏重“肌理”,讲究义理、考汪、训诂,两家都把诗歌当成实用工具,未免有违诗歌艺术的本质。针对这些不良诗风,袁枚提出“性灵”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归”(蔡镇楚《中国诗话史》第281页),主张“诗写性     

走向对话的文化整合新路──评《诗性与理性》中的中国诗学重建

"诗性"与"理性"足可以分别代表东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本体精神。在当今"文化失语"与"话语重建"的背景下，张胜冰教授新著《诗性与理性》致力于中西文论的本体精神探求，尝试在对话中重释传统，走一条中西诗学在当代的文化整合、融通互补的新路。对话包括"对古典诗学遗产的再阐释"和"理论心态的调适"两个方面。     

《文心雕龙》概念思维特点溯源

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文心雕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广泛地运用了文学理论术语的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些理论术语概念的思维,具有意会性(非定义性)、模糊性(非确指性)、块板性(不可离析性)、对称性(不可孤立性)的特点。这些特点并不是刘勰概念思维的独创,而是有所继承。本文就此提出管见,尚祈专家和读者有以教之。 一 上古老庄思想的影响     

历史主义文学观的理论启示与话语困顿——以两部典型文论教材为对象

南帆的《文学理论（新读本）》和陶东风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是在反思当下文艺学危机的基础上出现的两部典型性教材。它们大胆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精华,以开放性的理论视野和面向现实的实践性品格,确立了历史主义文学观。这对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但同时因为对西方新潮理论的横向移植及对中国文化与文学发展现实的片面化理解而陷入了困顿。     

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

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认为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这是囿于时代意识的成见。"《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即审美的优先性。孔子的诗学思想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     

中印对话:梵语诗学、比较诗学及其他--访中、印梵语诗学专家

印度沙达尔.帕特尔(Sardar Patel)大学梵语研究生系主任Ajit I.Thakur(塔库尔)先生是印度著名的梵语诗学专家之一。近年来,他出版了多部研究梵语诗学理论的学术专著。他是目前印度学界大力倡导以梵语诗学为工具阐释东西方文学作品的学者之一,并且他还身体力行之。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黄宝生先生是中国目前惟一健在的梵语诗学专家,他曾经出版《印度古典诗学》等专著,发表《禅和韵》、《印度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文论》等论文。黄宝生先生在引进和介绍印度梵语诗学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本访谈录涉及梵语诗学价值的现代评价、梵语诗学的现代运用、东方经典文学的文化阐释,也涉及到当前中国比较诗学界存在的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它反映了当前中印学者对一些重大理论前沿问题的思考,也是一种自觉的中印学者对话。     

毛泽东与中国古典诗学

毛泽东与中国古典诗学张家钊中国古典诗学包括古代诗论、文论、乐论、以及小说理论和戏曲理论，它源远流长而内容丰富。从先秦时期《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这一著名的诗学纲领，到二十世纪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国古典诗学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丰富的古代...     

对“沧浪之水”地望之争的几点思考

"沧浪之水"有四种命名模式,即以水色命名、以地命名、以山命名和以文化命名。这四种文化模式是相互交织的,不可能有先后之分;而且,它所指称的东西也不是唯一的。因此,无论是以何种模式命名,也不论是以孔子、屈原听《沧浪歌》为据,来说明"沧浪之水"到底在何处,在逻辑上都不是充足的理由。与其争"沧浪之水"在何地和"沧浪文化"以何地为正宗,不若联合起来,共同构造和建设真正的"沧浪文化"。     

王昌龄《诗格》--唐代诗格的转折点

要断定唐代诗格的转折点,前提是要把握唐代诗格发展的趋势。宋以后,诗学存在的主要方式是诗话。唐无诗话,有诗格。诗格,其本意是诗的格式、规则、技法。诗格出现,是唐代新诗成熟和进士考试顺理成章的产物。在诗格发展的过程中,王昌龄的《诗格》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成为唐代诗格演变的转折点。     

略论刘勰、钟嵘自然观的局限性

刘勰的"文道自然"首倡"自然"论文学观;钟嵘的"自然英旨"确立了诗歌理论上的审美标准,进一步促进了"自然"论文学观的确立。他们完成了自然观从哲学到诗学的转变,对中国诗学自然观的确立具有肇始之功。"自然"与文采的关系是六朝"自然"论文学观的最基本的命题,在这种时风的濡染下,在"自然而不废文采"的理论视野中,评价以自然、平淡著称的大诗人陶渊明,《文心雕龙》只字未提,《诗品》仅列为中品,见出《文心雕龙》、《诗品》理论的尴尬之处和刘勰、钟嵘自然观的局限性。从匪夷所思的评陶现象、后人对自然观的理解以及自然观的哲学之源头文学之流变都可看出,这种局限既是时代的局限,也是自身的局限。     

分论皎然的“境”与“意”

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学思想其论述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细致都远远超过当时纷繁驳杂的诗格类著作的水平。其对于“境”与“意”的精准阐述在中国传统诗学史上影响深远。此种对“境”与“意”的分别论述更为清晰地显示出禅、玄理论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生发意义,并进一步呈现出中国诗学中意境理论的初始状态。分别考察皎然的“境”、“意”理论可以一窥唐代诗学,乃至中国传统诗学的若干特征。     

陈超:用诗歌捧回鲁迅文学奖

陈超,1958年生于太原市。1982年执教于河北师大中文系。主要著作有《生命诗学论稿》、《二十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上下卷、《当代外国诗歌佳作选读》上下卷。编有《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中国当代诗选》、《最新先锋诗论选》等。“庄重文文学奖”,“河北十佳青年作家”、“文艺振兴奖”获得者。2005年《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获“鲁迅文学奖”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奖。     

钟嵘《诗品》“魏陈思王植”条疏证——兼论钟嵘的诗学理论

《诗品》上品曹植条昭示出了钟嵘丰富的诗学理论。钟氏认为曹植诗"源于《国风》"、"情兼怨雅"而"骨气奇高",正是其所推崇的充满"性情"而兼具"风力"之说;钟氏评价曹植诗如"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符合其自然"直寻"的诗学追求;钟氏认为曹诗如"女工之有黼黻"而颇具"滋味",符合其诗学理论的"诗之至"理想。     

当前文学理论发展新趋势——以罗钢十年来的《人间词话》学案研究为例

文学理论陷入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摆脱危机的办法有二:一是密切文学理论与当下创作实际的联系;二是静下心来,反思百年来文学理论走过的路。文案研究、学案研究是反思百年现代文学理论的结节点,现在进行这种研究正当其时。这是目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趋势。清华大学罗钢教授积十年之功完成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境界"说的学案研究,启示我们:"学说的神话"必须破除,研究方法必须革新,研究精神需要持久坚韧。     

论《筱园诗话》的诗学价值

《筱园诗话》是清代最后一部理论价值较高的诗学著作,作者赋予了"积理养气"说的"理"与"气"以新的内涵,提出了"真气"说,由此从"诗贵有我"又"须无我"而标举"真我",指出"有我"不是"自身份",而应是具人类之心、表现人性之美的"上下古今,神而明之,众美兼备"。作者又以宏观诗史的目光,列"大家"、"大名家"、"名家"、"小家"为历代诗人之"家数",此种具有审美判断的命名,优于清代已有的多种品评法,为后人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