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与丁文江

“科玄论战”与丁文江吴小龙张芝梅本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和声势的大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争。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名流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杜亚泉、章士钊、胡适、丁文江、任鸿隽、唐钺、吴稚晖等二十余人参加了论战，几十万言的论...     

科玄论战：重建人生哲学的理论冲突

科玄论战是五四运动后中国思想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在重建中国现代人生哲学问题上的一次深层次理论冲突。三派分别主张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主义 (实验主义哲学 )、人本主义 (生命哲学 )与复兴的儒学作为构建现代人生观的理论基础。通过论战 ,三派的理论分野开始形成 ,同时也显示了深层理论冲突的特点。关于现代人生哲学的建构应以什么样的理论为基本理论基础的争论 ,是这场论战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以梁漱溟、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 (现代新儒家 ) ,主张以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生命哲学的理论为依据。强调只有…     

熊十力意志理论评述

1923年,中国学术思想界发生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这场轰动一时的争论,其核心是自由意志问题。参与争论的双方都各有偏颇:张君劢等玄学派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为底蕴,努力为唯意志论辩护;科学派则从机械决定论和还原论出发,完全否定人类享有意志自由。     

重议张君劢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基于与《新青年》同人的比较视角

五四时期,张君劢与《新青年》同人的启蒙思想,在哲学基础与侧重点方面固然有别,但双方均是源于对现实政治的失望而提出思想启蒙的新路向,均是欲从思想文艺上建设政治的基础,并且均以民主与科学为主要内容。凡此种种,不仅表明张君劢亦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同时也昭显了新文化运动具有多元化的思想谱系。     

试论哈耶克的政治秩序思想

哈耶克认为政治秩序思想的来源有两个传统:一是建构理性主义;另一是进化理性主义.建立在建构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是社会主义,走向了乌托邦;建立在进化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政治秩序是自发的秩序,走向了法治.哈耶克认为理想的政治秩序是法治.法治预设前提是保护私域;法治的依据真正的法律,其实现途径:宪政;法治的价值诉求:法律下的自由.由此,哈耶克建立了自己的理想政治秩序.     

规则、法律与自由——试评《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

本文分析评价了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代表作《法律、立法和自由》第一卷的法律思想，指出他通过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和法律实证主义，重视进化论理性主义，以此作为自己的理论前设，提出在无知观基础上的内部规则即自由的法律和外部规则即立法的法律两种法律观的各自特性，对它们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自由的法律优先于立法的法律，但立法的法律仍然必要，在内部规则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时，立法的法律应该发挥对自由的法律的修正作用。     

中国现代哲学史人物小传——张君劢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别号世界室主人。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哲坛和政界中,张君劢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在东西文化的比较、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研讨、人生哲学的探索及中国新哲学的创造等诸方面均有许多独特的见解。而《人生观之论战》(论文集),《民族复兴的学术基础》、《理学的发展》则构成了他漫长哲学生涯的代表作品。1887年(清光绪十二年),张君劢出生于江苏宝山,6岁入私塾,10岁入上海方言     

辩析哈耶克的进化理性主义

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界正在重新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其基本理论和代表性方面,当属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地位最为重要。在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两种理性主义,一是进化理性主义,二是建构理性主义,哈耶克毕生推崇进化理性主义。其理论包含着以下几条原则:第一,知识总是以分散的、不完全的、有时甚至是以彼此冲突的信念的形式散存于个人之间的;第二,我们的习惯及技术、我们的偏好和态度、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的制度,都是我们对过去经验的调适;第三,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关于客观世界某种自然秩序的主观重构过程,必然是一个不断证伪的过程,不存在永恒的绝对真理。进化理性主义是哈耶克整个理论体系的思想基础,深刻认识和研究其进化理性主义,对于当今重新理性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进行经济社会制度的创新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论张君劢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张君劢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主要作了三个方面的探索:其一,通过对中西哲学史上“唯心唯物之争”的比较研究和对中国科学不发达原因的探讨,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提出了富有新意的见解；其二,在深入研究中西哲学的差异和相同的基础上,论证了中西哲学会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中国新哲学之创造;其三,在汲取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发掘和阐发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学理,试图为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奠定学理基础.     

试评“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争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叶(1935年),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发生过一次有关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大论战,即“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本位文化”论之争。本文仅对这场论战进行初步分析,以便总结历史教训,借鉴于现实。一从鸦片战争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其间近百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疮痍满目。中国的文化,一方面被西方文化所冲击,接     

哈耶克自由理论初探——基于《自由秩序原理》的文本解读

哈耶克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其丰厚的著述中,《自由秩序原理》最能体现其原创性的自由理论。哈耶克主要从自由的内涵、自由的知识论基础和保障自由的制度安排三个方面阐释其现代自由理论。     

哈耶克对兰格模式的批判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社会主义者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围绕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哈耶克不仅对中央计划经济进行了批判,而且对兰格提出的竞争解决方案,同样作出了回应.本文将在介绍兰格模式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哈耶克对兰格模式批判的两个方面,即兰格模式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行性.     

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文化思想透视

文化问题是张君劢思考中国近代化问题时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中西文化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并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造成“以精神自由为基础之民族文化”。张的文化思考是对五四“新青年”文化思考的进一步深化 ,这种深化将使建设中的中国文化与近代化方向更为贴近。     

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义

梁启超所提倡的开明专制论,开20世纪中国政治保守主义思潮的先河。其后,古德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国家主义派的醒狮运动,蒋介石的训政论,中国法西斯主义的鼓噪,丁文江、蒋廷黻的新式独裁论,林同济等人的新战国策,虽各有特色,但大体沿袭了梁启超的思路。10年“文革”中盛极一时的全面专政论,貌似激进,本质上却是十足的政治保守主义。新近被鼓吹的新权威主义、新保守主义,是上述思潮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翻版。政治保守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对幻想民主政治可以一蹴而就的一种惩罚,但它自身并没有象鼓吹者所标榜的那样,给中国带来稳定、秩序和效能,相反,倒是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巨大的动荡、无序及负效能。中国政治的民主化是在不断地克服了政治保守主义的冲击之后而逐步发展的。     

民族主义思潮的两个来源及其影响

民族主义思潮是塑造国际关系和影响现代国家建构的一大主流思潮,它伴随着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思想发展而成长壮大。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的形成最初主要发生在法、德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它被赋予了两种显著不同的哲学色彩,分别是共和主义色彩以及历史主义色彩。前者以理性和人道为口号,建立在启蒙运动所树立的平等观念与个人权利的哲学基础之上,后者则建立在对理性主义反动的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哲学基础上。二者相互对立又相互塑造。这种糅杂的民族主义理论体系对后发国家,尤其是非西方国家,构成了学习的重要范例。它们不仅影响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方向,由普世的统一世界观转向个体的特殊论,同时,其强大的动员力也影响了后发民族国家的建构,它内在的民主观念与国家主义的张力对一些国家的政治进程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科玄论战与科学主义——再读林毓生

发生在民国初年的那场科玄论战,许多人认为是科学主义战胜人文主义的一场论战。然而,著名中国思想史专家林毓生先生对此却别具只眼。他虽然在基本立场上比较倾向于玄学派,但却认为玄学派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和科学派一样共享了“科学主义”预设,也就是说,科学主义不仅是参与论战的一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论战双方的“缺省配置”,而且还是论战双方出现自相矛盾,学理存在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当时之所以流行科学主义,在根本上是由于学界对于科学方法和精神了解不足所致。时至今日,科学主义仍然是国内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重读林毓生先生的相关著作,相信会帮助我们澄清一些流行的误解。     

教育与常识

“经验”和“常识”这两个范畴与知识来源、知识的存在状态密切相关。经验、常识、理性和语言逻辑共同建构了人类文化积淀中的各种知识论体系,不管这种知识论体系是“真”是“伪”,都能形成强大的生命力,对教育和人的心智产生影响。因此,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必须时刻警惕各种既定的常识和知识论。常识的各种说法和知识论的任何逻辑体系,只有分解成符合健全心智要求并能支撑健康的社会运作的各种准则,才能变成健全的人性追求的普遍价值。     

科玄论战的实质及双方理论上的缺陷

科玄论战 ,也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论战的实质是两种人生观之战。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用什么作为指导人们生活、行为的一般法则 ,即科学能否支配一切人生观的问题。通过论战 ,清楚地反映了双方理论上的缺陷。科学派高扬科学主义大旗 ,促进了近代以来科学意识的普及和科学教育的发展 ,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但是 ,科学派把科学作为社会人生的普遍原则来解决人生观问题 ,暴露出一种逾越本分的科学万能的意愿 ,导致科学主义的泛滥。现代新儒家 (玄学派 )试图通过科学与哲学的划界 ,重建儒家的道德形上学 ,但是并没有给予科学与哲学、知性主体与德性主体以平等的地位。现代新儒家的人文睿智常能指出全盘西化论者的肤浅 ,但却难免落入传统的窠臼。     

“多元一体”与“一体多元”——中华民族研究的两个命题

“一”与“多”间的哲学矛盾催生人类必然直面但无解的元问题,而作为和解之道的任何命题都因时空条件变动而改变。该元问题在民族研究领域可以表现为三种学术争端,即生成论与建构论之争、主体民族与民族平等之争、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之争,而具体到中华民族的议题研究,也因此出现不同的理论命题与主张。其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命题遵循的逻辑路径是,地方民族从作为部分之“多”的历史事实出发,追求中华民族整体之“一”的未来理想,该命题之所以在过去数十年得以称道与践行,在于尊重中国历史与现实条件,回应中华民族在民族研究领域面对的元问题。“一体多元”新命题是基于中华民族的现实与未来追求,倒转“多元一体”命题的逻辑路径与关系次序,二者构成有效的互补性关联。新命题对民族研究领域中的元问题有新的回应,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研究的再出发,有着更强烈的时代感和明确的未来追求,不仅肯定“多元”的历史构成,还把百年追求的“一体”理想确认为既成事实,进而为“多元”的稳定夯实基础与保障条件。     

谭嗣同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的转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这种推进作用主要体现在 :“华夷之辨”的近代诠释 ,对“中西”之争作出了回答 ;高扬“心力”的唯意志论倾向 ,否定了古代哲学中的“天命”论传统 ;“以太”说本体论的近代建构 ,将康有为、严复开创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姻推向了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