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在中国五十年评与中国社会观念的变迁

本文从价值判断的角度认为《日瓦戈医生》（以下简称《日》）在中国五十年的接受和中国当代社会思想观念的演变密切相关。1958年以来,《日》在中国被认定为毒草与劣作。1985年以后,《日》的经典地位逐渐确立,但是,《日》之毒草论、劣作论仍然有个别持论者。《日》在中国从毒草、劣作到经典的历时演变折射了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演变。《日》在中国最终被推崇为经典除了其艺术因素之外,是其思想满足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1985年以后,《日》之毒草论、劣作论和经典论在中国的共时存在折射出中国社会多元价值取向。     

世纪苦吟:帕斯捷尔纳克与中国知识者的精神关联

20世纪俄罗斯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在我国的接受曾出现过某种延宕,但是我国读书界一经直接阅读《日瓦戈医生》,便立即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感。作家以诗的语言对动荡的20世纪的叙说,对这一世纪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出色艺术表现,使中国知识者读出了自己的精神传略;而帕斯捷尔纳克及其作品的份量和命运,也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反思自身的契机。     

墨子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墨 子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值得我们进行认识、应用和发扬。司马迁说 :“墨子之所长 ,虽百家弗能废。”(《史记》)胡适说墨子为社会利益献身精神 ,是前无古人的 :“这是何等精神 !何等人格 !……试问中国历史上可曾有第二个‘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人么 ?”抚今追昔 ,墨学的基本精神符合当代社会要求 ,值得加以研究、应用。科学精神墨子的科学技术研究有光辉的成就。他善于探讨科学问题(“什么”)、科学原理 (“为什么”)、科学方法与应用 (“怎么样”)。中国前国家科技委员会主任宋健赞扬墨子为“科圣”。墨家的逻辑学 ,堪称为中国古代…     

文艺美学诞生在中国

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不断思索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在“古代”范围里 ,中华民族的学术思想对世界贡献多多 ,比世界其他民族毫不逊色 ;那么到了近代和现代 ,譬如就限定在近一百年左右 ,而且限定在美学和文论这个领域 ,中国学者对世界有些什么创造性的学术贡献呢 ?俄国学者拿出了“俄国形式主义” ,英美学者拿出了“新批评” ,法国学者拿出了“结构主义”以及后来的“解构主义” ,德国学者拿出了“现象学”、“存在主义”、“接受美学” ,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等提出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晚期艺术文化的“西马”理论……那么 ,中国学者拿出了…     

扶贫扶人 扶志扶文——扶贫攻坚工作札记

“我饿着，但是我坐着”我赞成一位来自上海的干部的说法：“穷”与“愚”有着互为因果关系，“愚”者多为“穷”，“穷”都多属“愚”，但又不能简单地认为，穷者必愚，愚者必穷。有“穷”者并不“愚”，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也有因天灾人祸造成的，还有主观不努力，甚至有好吃懒做的；有“愚”者也并非“穷”，是机遇和机会使他们获得了富裕。所以，在扶贫工作中不应机械地理解“治穷必先治愚”这句口号。明白什么是贫困？恐怕连贫困的人自己也不一定明白。不知生，何知死？没有见过富，也就不知道穷。家家都没有电视看，也就…     

《傻或日愚不可及》

这是一本日本学者的精品书。它告诉人们一个浅见的道理，那就是作为一个高人，“愚道”是优秀企业家的“抛弃自我”所修炼而成。     

弘扬传统美德铸造民族精神

江泽民同志最近为《中华传统美德格言》题词:“传承中华美德,培养民族精神”。这对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有重要意义。中华传统美德,亚洲文化圈非常重视,经济发达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不仅学习吸收了中华传统美德,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自己国家的道德传统。现在,西方有见地的学者也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重视起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就曾经说过:“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他认为,到了21世纪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     

宋朝：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我们的教科书一直说宋代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但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北宋与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焦点就在宋代。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之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其关键改进期、应用普及期及向外传播期都是在宋代。     

杨献珍——一位具有执著追求的现实哲学家

<正> 还在60年代前期杨献珍始处逆境时,李达就曾伸出拇指说:“杨献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杨献珍大难不死重新活跃于哲学论坛,日本学者尾奇庄太郎评论说:“最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界一直存在着以杨献珍为中心的‘震源’。”“由于他直言不讳,积极发挥作用,多次引起波澜”。苏联学者B·T·布罗夫甚至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之交的年代     

对话“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

对话“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王晓华葛红兵姚新勇“钱钟书热”是世纪末中国文化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真诚崇拜钱钟书。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也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圣化钱钟书乃是“钱钟书热”的最根本特点。这种圣化...     

科学的论断——为纪念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七十周年而写

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逝世后一个月,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便撰文指出:就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来说,托尔斯泰是属于俄国上层贵族地主,但是由于他受到了当时急剧变革的社会生活的冲击和他本人的积极的思想探索,到他生活的晚期,却抛弃了这个阶层的一切传统观念,而成为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夜的千百万农民的思想情绪的表达者了。这一科学的论断,已被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接受,但可惜,它并没有获得所有的人的承认。每逢纪念“这位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的时候,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神学家说他是虔诚的教徒,道学家称他是伟大的说教者,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他是良心的化身,修正主义文人则说他是生活的导师。本文拟通过对《安娜·卡列尼娜》中的     

试论寇松的西藏政策

乔治·寇松,英帝国1899—1905年印度总督,在其任内所制定的西藏政策及其策划、组织和发动的第二次侵略我国西藏的战争,历来为研究英印政府对华关系者所重视,国外一些论者强调俄国对西藏的阴谋活动是寇松入侵西藏的主要导因,提出“预防战争说”、“维护边境稳定说”;一些人杜撰中国中央政府在西藏没有主权,西藏拒绝履行中英关于西藏的条约,寇松为维护英国的条约权利而采取行动,这可以称为“保护权利说”;还有的论者认为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对西藏失去控制,形成真空,寇松乘隙而入,这是“填补真空说”。各种观点互有交叉,以上仅就其主要倾向而言。历史研究中异议纷陈,见仁见智,屡见不鲜,当各抒己见,推动研究的深入;对于抱有政治偏见肆意歪曲历史的奇说谬论,也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陈述历史真相,以正视听。     

以仁人求仁政 以德行求德教

中国的政治文化，自古坚守的就是从“内圣”到“外壬”的内外贯通之路。内圣无方，则外王不达。至于“内圣”的方法，就是执政者要在自身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上下足功夫，以仁人求仁政，以德行求德教。这种反身内求和自我升华的精神，不仅打造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内在超越品格，而且也成为了今天最有意义的资政镜鉴。     

批评活动的美学定位

批评活动是什么?号称“批评的世纪”的19世纪的文学批评家们开始进行了理性思考。英国批评家阿诺德言其应为“超然无执”的“人生的批评”。俄国诗人普希金说“批评是科学”,“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的美和缺点的科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则认为:“批评不停地运动,向前发展,为科学搜集新的材料,新的素材。这是运动着的美学……”这些对文学批评的论断比     

20世纪40年代“中国式代议制度”论辩的再认识

1948年国民党举行的总统选举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完全没有必要搞西方式样的选举，因为中国自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便是中国式的代议制度，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于西方。多数学者认为科举制度是封建专制独裁君主用以选拔官僚的制度，与“代议制度”风马牛不相及。“中国式代议制度”思想的实质是晚清“西学中源说”回光返照，是传统意会性认知方式的再现，带有明显的“臆测”和“想象”色彩。     

守拙是一种美德

“守拙”是我们祖先所崇尚的一种美德。老子主张:“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古人认为,“大愚者,智之其反也。外智而内愚,实愚也;外愚而内智,大智也。外智者,工于心计,惯于矫饰,常好张扬,事事计较,精明干练,吃不得半点亏。内智者,外为糊涂”。善于守拙者,“故能成器长”,才有肩鸿任钜的力量。     

说愚

愚，可褒可贬。褒可称“大智若愚”，贬贝唾之“愚不可及”。同是一个愚字，何以有如此截然不同o说法呢？余以为，愚，当有真愚、假愚之说。真愚者，先天不足，智商低下，后天又缺乏素质培训，因而将能为之事不能达之，使人恨其低能儿，喻之为“愚不可及”。假愚者，真智假愚。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况且一个人精力有限、力量渺小，。所思所想所做不能全部达到圆圆满满，一些人往往对某些事、某些方面反应敏捷、钻研精深，表现出非常的睿智雄才，而又另外一些自己不感兴趣或没工夫用心的事则表现得呆愚迟钝、策手笨脚、不知所措。数学王子陈…     

“二源说”辨析─—关于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反思

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提出了“二源 说”。实际上传统文化并非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在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中，传统文化仅充当了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介。不论对于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个人思想，“二源说”都是不正确的。     

儒学——在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转换之学——评杜维明对孔子的“仁学”的诠释

孔子的“仁”与“礼”是对如何做人的一种探索。“仁”是个人道德修身的最高境界 ,“礼”是个人所处的人际关系。“仁”与“礼”是儒学的自我的两个方面。自我既是人际关系的核心 ,又是一个道德精神发展的动态过程。成“圣”之道是精神的个体性与伦理的社会性之间动态的相互作用中自我得以实现的辩证活动 ,经过重新诠释的成“圣”之道可望发挥教化大众的作用。     

“内圣”与“外王”合抑或离?

作为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圣外王”说的要义在于由圣而王、非圣不足以王,其实质为权力的道德自律,其中蕴涵的政治学智慧对现代民主政治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简单地橛分“内圣”与“外王”,无疑会遮蔽“内圣外王”说的智慧,流失其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