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腐败与政治生态污染及其修复——基于党的十八大后36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的剖析

一把手腐败是政治生态严重的"污染源",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关键少数"作为治理腐败的重中之重。基于对党的十八大后36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省部级"老虎"相比,作为执掌一方权柄的省级党委书记,其腐败行为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拉帮结派,更容易结成腐败圈子;边腐边升,更容易潜伏腐败;权力外溢,更容易形成家族腐败;政经交织,更容易产生严重政治危害;贪图享乐,更容易形成腐败温床;"前腐后继",更容易损害地方政治生态;跨省感染,更容易大面积蔓延,极易产生巨大且持久的蝴蝶效应。在其渗透污染下,扭曲政治文化的型构向度,污染政治生态植被;严重削弱政治制度的规制功能,腐蚀政治生态肌体;破坏权力运行的生态平衡,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要全面净化修复被污染的地方政治生态,必须把抓反腐与促改革作为标本兼治之策,既要做好政治原生态变异的修复,又要做好政治新生态的培育。     

高校基层微腐败的表现及治理路径研究

高校基层微腐败是一种情节不严重的腐败现象,呈现出腐败形式隐蔽化、公共权力私有化、履行权力空置化的表象,具有传染性、不可预期性、关联性的特点。微腐败恶化基层政治生态,危害党的形象。因此,本文提出尝试通过违纪违法惩治、制度科学完善、党性道德提升等途径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局面。     

高校基建腐败案件实证分析与对策建议

高校基建腐败是高校腐败的重灾区,高校腐败案件的研究是高校发展的重要课题。新世纪以来我国高校基建腐败具有群体案件多、作案时间长、腐败形式多样等特征。通过实证分析高校基建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个人理想信念缺失,法制意识淡漠;法律实施不力,惩戒机制不健全;政治生态净化迫在眉睫等。预防高校基建腐败案件的发生需要加强教育和培养,形成"不想腐"的价值体系;强化制度建设,构建"不能腐"和"不敢腐"的法治体系;优化政治生态环境,塑造"不易腐"的文化体系。     

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警惕传统型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

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大背景,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新型腐败嬗变的过程与方式、新型腐败的基本特征和新型腐败的主要类型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新型腐败嬗变的三个阶段：腐败个体的蛰伏期、腐败文化的内化期和腐败互联攀爬期。嬗变的主要方式包括：替代、转化和混搭。新型腐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四个方面。腐败主体的逻辑关联：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嬗变;腐败收益的因果关系：从显性因果向隐性因果嬗变;腐败的利益属性：从违法利益向合法利益嬗变;腐败工具：从传统化工具向智能化工具嬗变。提出新型腐败的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研究证明,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型腐败占比增大是导致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和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加大对新型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完善新型腐败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政策选择。     

反腐防腐必须治理“协腐、容腐、羡腐“行为

协助腐败、容允腐败、羡慕腐败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民主化程度不高、法制不健全所导致的政治冷漠是"协腐、容腐、羡腐"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治理"协腐、容腐、羡腐"行为,要着力培养全社会的共同政治理想,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和廉洁文化建设.     

对我国反腐倡廉战略中“重视防治”方针的思考

当前,腐败毒瘤的滋生与蔓延对我国的发展与稳定构成了最现实与最严重的威胁,反腐成效的大小直接影响到一个执政党的兴衰成败。所以,党始终把反对腐败,倡导廉洁工作作为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来抓。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党与国家对反对腐败,倡导廉洁的认识越来越明晰。在重视防治腐的问题上,党与国家在遵循与把握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庇护式腐败的政治生态分析

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反腐败方式和手段的不断更新,当今社会的腐败问题也从简单变得更加复杂隐秘,形成了庇护式的腐败形式。庇护式腐败是政治生态恶化的对应形式,主要表现为腐败亚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打干亲现象的流行、塌方式腐败的蔓延等。清除庇护式腐败的根源,重塑健康的政治生态,要开放政治生态环境,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要从严治党,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要加强法治建设,彻底摧毁庇护链条。     

县委书记权力腐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政治生态的研判视角北大核心CSSCI

权力的支配性和扩张性预设着权力腐败的空间和可能,腐败治理自始就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对于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这个突出问题的分析和解剖不能仅仅局限于权力监督制约的视角,在全面、透彻地分析后,还应看到它与政治生态之间二元相向的关系,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研判其权力腐败的内在机理。政治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概念,包含体制、文化和过程等三维要素。体制浸润在政治生态深层,对政治生态发挥根本意义上的规制作用;文化既型构着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也构成政治生态的外在表征;权力行使过程则对政治生态的形成和运行及其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就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而言,体制层面的制约主要集中在权力高度集中体制和压力型政府体制;文化层面的规制主要集中在滞后型文化和断裂型文化;权力行使过程层面的影响则体现在公器私用和硬权力大行其道上。这三大要素虽然共同对县委书记权力腐败施加影响,但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存在分殊差异。相比较而言,文化的影响是更深层次的,体制的影响是中观层面的,权力行使过程的影响则更为显性。     

县委书记权力腐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政治生态的研判视角

权力的支配性和扩张性预设着权力腐败的空间和可能,腐败治理自始就寄托着人们的期待。对于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这个突出问题的分析和解剖不能仅仅局限于权力监督制约的视角,在全面、透彻地分析后,还应看到它与政治生态之间二元相向的关系,从政治生态的角度研判其权力腐败的内在机理。政治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概念,包含体制、文化和过程等三维要素。体制浸润在政治生态深层,对政治生态发挥根本意义上的规制作用;文化既型构着政治生态的基本内涵,也构成政治生态的外在表征;权力行使过程则对政治生态的形成和运行及其绩效产生直接影响。就县委书记权力腐败而言,体制层面的制约主要集中在权力高度集中体制和压力型政府体制;文化层面的规制主要集中在滞后型文化和断裂型文化;权力行使过程层面的影响则体现在公器私用和硬权力大行其道上。这三大要素虽然共同对县委书记权力腐败施加影响,但并非等量齐观,而是存在分殊差异。相比较而言,文化的影响是更深层次的,体制的影响是中观层面的,权力行使过程的影响则更为显性。     

论净化政治生态——从系统论的视角

当前我国净化政治生态具有极端的紧迫性,这是由于腐败已严重威胁了政治生态的自净机制,政治生态污染已引起系统性的蝴蝶效应,动摇了党的执政地位。其根源在于,政治领域本身负面因素累加,资源型经济中政府干预过多,熟人社会中普遍联系的关系网催化了这一现象,信仰缺失和素养不足使一些领导干部难守底线。净化政治生态,应改变认知,从系统角度看待并治理系统性腐败;全面深化改革,减少权力寻租空间;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思考

腐败是困扰当今世界各国并亟待解决的政治难题,会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极大危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和政治追求,是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任务。新时代,我们党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形成科学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继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其遏制

身处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 ,新旧经济管理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新旧社会管理体制和新旧政治管理体制将会有相当长的共存时期。新旧管理体制的共存和矛盾 ,决定了当代中国的腐败问题的下述特性 :民主形式掩护下的公贿与贪污 ;“集体共犯”式腐败 ;带“双轨制”痕迹的腐败 ;干部提拔机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败”。带转型期特征的腐败 ,必须靠制度创新方能遏制 :限制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 ,以削弱腐败产生的基础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靠民主制度制约和净化权力 ;严明法纪 ,加大腐败行为的犯罪成本 ,从而减少和抑制腐败 ;把先进技术手段引入制度建设 ,以减少腐败现象发生的几率。     

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的内在逻辑与治理路径

基层扶贫官员是扶贫领域的易腐群体。在扶贫政策下行过程中,扶贫资源的日益增多、基层社会中的腐朽文化、不完善的扶贫监督机制等,使基层扶贫官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空间,也给扶贫领域的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基层扶贫官员之所以涉入腐败,腐败收益的获取是其内在驱动力,而利益相关者在提升腐败收益和规避风险基础上的"合谋",则是扶贫领域集体性腐败的过程表达。面对基层社会独特的政治生态状况以及基层扶贫官员腐败生成机理的特殊性,其治理路径主要有:以畅通上级政府反腐权力下行渠道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效果;以保障基层群众的反腐权利打造"不能腐"的监督机制;以维护基层扶贫官员合理的利益需求来构建"不想腐"的保障体系。     

法治反腐下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体系化与效能论

法治反腐作为腐败治理的一种理性选择,其规范意蕴在于以“法”为据、以“治”为功,通过惩治和预防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从法治反腐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质是从党内腐败治理检视党风廉政建设法规制度建设状况,以此检视是否形成了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化,是否有效遏制了腐败,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内法治反腐,须从体系化与效能论视角,更好地思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问题,即秉持法治的精神高质量建设党内法规制度;坚持制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维推动实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化,形成制度整体效应;妥善处理法规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更好地推动党内腐败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基于官文化批判视域下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征及根治

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这不仅表现为它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对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压制,更表现在从揭露出的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征诸如:“一把手”腐败,腐败主体集体化,腐败呈现“三高”、“三最”、“三贪”发展态势,“全家腐”的“家族式”腐败等来看,无不与官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彻底根除腐败已经成为摆在我党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标本兼治,要预防、监督、严惩“三位一体”,齐抓共管.     

孟德斯鸠的腐败治理观

孟德斯鸠的腐败观包括两个层面:政体腐败和权力腐败。政体腐败是指政体原则腐败,权力腐败是指权力滥用和权力膨胀。对于这两种不同层面的腐败,他提出了治理腐败的两条不同进路:道德进路和制度进路。道德进路在于维持温厚良善的社会习俗,制度进路在于确立分权制衡的政治原则。孟德斯鸠注重从道德和制度两条进路治理腐败的思考对于当代具有重要的价值启示。只有将道德和制度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培养人们的内在信念,另一方面规范人们的外在行为,才能真正实现"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可怕的“羡腐心态”

当前,社会上存在一种“羡腐心态”,所谓“羡腐心态”,就是从心眼里,在思想感情上不是“痛恨腐败”,而是“羡慕腐败”,即对腐败发自内心的认同、嫉妒、羡慕和期待。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形形色色:认为当官发财理所当然,贪污受贿心安理得,视能捞会贪为“有能力”,把清正廉洁的干部当成“没本事”、“假正经”;崇拜当官者、崇拜有权者、崇拜以权谋私者,看别人吃香喝辣流三尺长的涎水,“你看人家多风光、多气派,不枉来世一场”;认为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不捞白不捞,捞了也白捞”;认为别人贪自己不贪太吃亏,有一种从众…     

家族式腐败的表现形式、生成逻辑与治理方略

随着我国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家族式腐败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凸显,成为一种亟待祛除的顽疾。作为一种特殊的腐败现象,家族式腐败在政治、经济、思想上的危害更为严重,主要表现为:破坏正常的官场政治生态,切断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导致党风政风被破坏;违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造成经济失调;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败坏社会风尚,造成国民心态的失衡。治理家族式腐败必须针对其生成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使公职人员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健全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令公共权力的运行透明公正;完善党内法规制度,将家族特权关进制度的笼子;培育廉洁健康家风,让领导干部"一家两制"的现象消失。     

论高校腐败的特点及其惩治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高校作为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高级专业人才的特定场所和知识创新的基地,正在不断地受到腐败问题的侵蚀和困扰,高校腐败具有相对集中、隐蔽性强、团伙犯罪不多、人们关注相对较少、危害的深层次性等特点。惩治高校腐败必须准确定位,消除误区;加强教育,筑牢防线;健全制度,堵塞漏洞;全面监督,强化制约;严惩不贷,加大成本。     

完善腐败发现机制,有效降低“腐败黑数”

腐败是政治的杀手,更是社会的毒瘤.党的十八报告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1]查处腐败,发现是关键.发现腐败不仅是查处的开端,更是遏止小患酿成大祸的要害.因此,在加大反腐败力度的同时,健全完善腐败发现机制,增强对腐败的发现力和预见性,有效降低未被发现和未被查处的“腐败黑数”,对实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