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的构建——基于区域公共管理与欧盟经验

欧盟为打破国界阻隔、实现跨界区域协作治理,将中央政府、各民族国家间政府、地方政府及其联合体纳入区域治理的主体,这恰恰说明了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从政治学角度看,区域公共问题的复杂性源于政治学中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即是"国家的公民"还是"公民的国家"这个问题之争。"国家的公民"意味着公民必须存在于国家之中,公民是国家的公民。而"公民的国家"则与社会契约的思想一道,表明国家对公民的强制已经被大革命所废除,人民重新掌握了国家。在现代国家中,这个问题往往表现为整体主义与地方主义之争,秩序与自由之争。     

公共政策:我国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良性互动

文章仅从公共政策角度,揭示政府与公民、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提出公共政策应当具有合宪性。通过培育完善而成熟的市场经济,造就具有良好品质的公民。设计政府与公民真诚对话、信息公开、正当程序、公益诉讼等制度,从而制定出限制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合理合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公共政策,这将成为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条路径。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公共政府建设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公共治理时代的到来需要构建一个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政府。公共政府的构建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转变职能、改革机构,同时还需要公民的充分参与和监督。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公共政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党的领导和全体公民的努力下经过长时期才能实现。     

政府合法性的社会群体结构及其合作博弈——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传统的政府合法性研究关注的是政府获取公共权力的途径与程序的正当性,以及公民对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的效果的认可。从社会群体结构来看,政府合法性的本质是精英与大众是否能够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主导社会福利分配的结果取得共识。这就要求政府通过公共经济政策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取得利益配置的均衡,从而诱导彼此有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的精英与大众通过合作博弈构建自由民主制度,这对于政府可持续地强化合法性非常重要。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社会管理改革

和谐社会就是在法律框架和道德约束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实现的和谐关系,在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公共治理的和谐是最关键的,必须加强政府公共管理的能力,建立和形成一系列相应管理机制,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提高政府机构运作透明度和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重塑政府、市场、企业、公民的关系,实现政府功能、效率与决策机制的再造。     

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社会资本与公共危机治理之间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和内在的关联性。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可通过完善公共危机治理的法规制度,建立社会信任机制,努力培育公民社会等途径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以此增进政府同社会、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和合作。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制主要矛盾的解析

社会主义民主制的主要矛盾，就是公民个人民主权与公共权利行使机构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就在于强化公民个人的民主权，完善普选制，加强对公共权利行使机构及其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的控制和监督，以保证公民个人民主权处于主要矛盾方面。     

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研究

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提高,公民参与越来越被视为实现政府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障。然而,受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教育水平偏低、传统行政文化束缚等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过程中存在公民参与程度普遍偏低、参与质量不高、参与渠道比较单一而狭窄、非制度化和无序的公民参与仍然比较普遍的问题。因此,保障和扩大民族地区地方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需要政府加强制度设计和供给,同时需要激发公民参与的内生动力,构建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机制。     

基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分析城管现象

城管这一特殊群体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城管也越来越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公民与城管的矛盾无处不在，同时公民把对政府公共部门的不满通过城管来表现出来。本文旨在通过公共人力资源这一切入点来探讨怎样处理城管与公民之间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公共危机中信息披露问题研究

公共危机中信息披露的主要主体包括政府和公众.政府信息披露是公民安全保障权和知情权的必然要求,是危机沟通的需要,也可以解决政府与公众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公民披露信息则是公民基本权利之一,可以补强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可以促进公共危机时期法律的执行.对于公共危机时的信息披露,国外有不少立法和实践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就政府信息披露来说,应完善立法并加强法律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完善追责机制并拓宽披露的渠道.就公民信息披露来说,应重构我国的举报制度,加强对潜在信息披露人的激励和保护,并确立紧急情形下的信息披露机制.     

公民政策参与研究中的若干基本问题初探

公民政策参与是公民通过合法途径,以政策参与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行为。公民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实质上是利益关系,根据这种利益关系可以对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做出界分。公民政策参与实践中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现实的反映,只有将公共政策体制和制度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分析视野,才能推动公民政策参与研究走向深入。     

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建构

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目标与难点。如何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视野,提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五大机制:推行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构公共危机治理的公民教育机制;优化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动员机制;建建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建志愿者及其公民组织制度化参与机制。     

网络话语权的公共领域特征与话语民主的实现

网络作为公共舆论的重要平台,使得公民的话语权在网络空间得到全新的实现。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表达所表现出的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得网络话语权的行使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公民问责和实践话语民主的重要形式。     

Auditing citizen engagement in heritage planning: The views of citizens

Abstract: Drawing the citizen back into public fora has become the issue of the day in democratic countries around the globe. On the political stage, there is growing alarm over a perceived “democratic deficit,” which has inspired a variety of innovative means of engaging citizens in public policy decisions. This plethora of engagement mechanisms invites the question of how citizens evaluate these engagement opportunities, a question that reveals a decided lacuna of studies regarding citizen assessments of these various mechanisms. This study is a report from the citizen participants on the merits of a Nova Scotia model of citizen engagement in policy development. It examines a citizen task force organized by Voluntary Planning, which conducted a citizen consultation process to creat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heritage preservation in Nova Scotia, using its distinctive technique of citizen engagement.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evaluation of the Nova Scotia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tizen participants conducted to date. It concludes that the process used is highly regarded and enhances the legitimacy of such mechanisms as the “voice of the people” for citizens themselves and government decision-makers.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

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处于较低水平、面临许多困境,因此,应该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渠道,规范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行为,最终形成政府与公民、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等良性互动的合作模式,最大限度地降低公共危机事件造成的损害。     

受教育作为宪法中公民基本义务的理论探讨

当今社会，受教育已经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宪法中做出了规定，公民教育成为教育的基本理念。然而包含公民教育在内的受教育，作为宪法中的基本义务与教育的原初内涵和公民权利之间存在着内在紧张关系，其作为公民基本义务暗含的强制性与公民自主性和权利选择性是相悖的。公民教育内含的意识形态选择和国家认同在公民个体来看并非是实现公民个体自由发展的最好方式，因而宪法规定的受教育只能是最低限度的教育，在内容选择上意识形态控制的色彩不能太过浓厚。在保持最低限度的国家认同感时，将公民个体与国家作为彼此相关的共同体看待，公民应当保持自身的部分独立性，国家应尊重公民的自主精神。     

论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

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是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公民参与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与公众高涨的参与热情相冲突。应该在充分肯定公民参与价值的基础上,区分政策类型、寻找灵活的参与方式,满足公民参与的要求。从多方面努力,建立起有序的、常态的公民参与体制。     

公民参与下的民主行政

公民参与下的民主行政是公共行政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公民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及公共管理 ,是公共行政的公共精神与公民民主权利的具体体现。代议制民主向直接民主、威权行政向民主行政发展 ,为公民参与奠定了理论基础 ,并提供了实现的路径。     

赋予公民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必要性——以法经济学的视角分析

在我国,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存在很多障碍,从而导致社会公共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维护。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明确引入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是仍未明确赋予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从法经济学视角,运用供求理论、公共福利等经济学分析方法,以个案研究为进路,就"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是否合理"进行分析,可以论证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应该多元化,法律应该赋予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资格。     

欧美志愿服务与现代公民教育

在很多欧美国家,伴随着个人主义在20世纪带来的许许多多社会问题,越来越重视公民教育。志愿服务是实现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志愿服务的本质是一种公民精神,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志愿服务可以提高公民意识,帮助公民实现人生价值;同时它还可以激发公民的爱国热情,提高公民参与社会的能力,为公民教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