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所得也应征税

实践中,税务部门发布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对非法所得征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普遍的质疑。人们最担心的是,对非法所得征税是否意味着国家对其承认,学者们对此已经做了大量阐述。本文经过研究和思考,支持对非法所得征税的观点,并认为对非法所得征税不仅符合逻辑和法理,也不会导致非法所得合法化的后果。     

“非法所得课税”辨析

非法所得课税不仅关系到如何征税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分配问题,甚至还关系到对税法基本理论的构建。从国内新近发表的文章看,主张向非法所得课税者占压倒性多数。非法所得课税这一观念要被最终接受,需要广大民众首先走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非法所得课税的误区。     

也谈对“非法所得”征税

现今社会,非法所得占据了个人或企业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为了实现和保障公平,我们认为,无论是合法所得还是非法所得,在税法意义上都是"所得",都可以纳入征税范围。本文主要从税法基本原则,非法所得的可税性以及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分析,阐述了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收益的可税性

鉴于收益在可税性理论中的重要价值 ,本文以几种重要的收益分类为线索 ,分析在税收立法上对各类收益作出选择、取舍时可能遇到的问题 ,从而提出和探讨影响收益可税性的主要因素及其关联性 ,揭示其与国家征税的价值取向、税法宗旨、原则等方面的内在联系 ,从而展示收益的可税性研究对于解决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意义。     

论税务行政中虚拟财产的可税性

虚拟财产可税性问题的实质是社会财富分配机制更迭与税收法律制度赓续之间的再平衡。为实现虚拟财产课税的理论支撑与制度安排,应回归到虚拟财产的核心属性层面也即财产属性进行讨论,摆脱虚拟财产物权抑或债权的立场预设,在实用主义的场域中明确虚拟财产的范畴与类型,进而实现从课税事实发现到税法规范适用的跳跃。在司法审判的实践中确认税务行政介入的具体路径,提炼虚拟财产的不同类别与具体样态,以此达成税法与其他部门法虚拟财产概念或者类型的共享,避免不同规范间规则的互相抵牾,并据此为虚拟财产课税的税收征管提供路径参考,使具有经济价值与交易价值的虚拟财产可以被识别、承认、保护并纳入税务行政秩序之中,进而克服民法中虚拟财产概念在功能与效用上的局限性,实现虚拟财产与税收法律制度的有序对接。     

虚拟财产交易的可税性分析

虚拟财产交易已成为互联网产业重要的获利途径,其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虚拟财产种类的多样性和交易的分散性导致诸多问题的出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及对其交易的征税问题。本文依照可税性理论分别从经济上的可税性、法律上的可税性以及征税上的可税性三个方面对虚拟财产交易进行分析,并作出征税的建议。     

对个人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可税性的探讨

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社会上要求开征房产税的声音不绝于耳。本文以对个人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可税性的探讨为切入点,从宏观调控理论、人权保障理论及税收公平原则三方面论证了个人第二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税性。     

刍论ICSID仲裁庭对“投资”的界定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的缔结历史表明,长期的协商和谈判并未促成缔约国间就投资一词的含义达成统一意见。同时,由于ICSID仲裁庭的组成依个案而不同,对于投资的界定每个仲裁庭的方法也并不完全相同。根据ICSID仲裁庭过去的判例,仲裁庭主要依据两种方法对投资进行界定。ICSID仲裁庭应当在充分地尊重缔约国因接受ICSID仲裁体制所让渡的主权权利的基础上,严格地解释《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及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投资的含义。因此,笔者认为确有必要改进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界定投资的方法。     

浅论“合理怀疑”的内涵

在“无辜不受定罪”的法律价值取向下,“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英美法系国家普遍认同的证明标准,是保障人权和现代法治社会提出的必然要求.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应当向陪审团指示“排除合法怀疑”的内容一直存在很大争议,法院和检察院之间,原审法院与上诉法院之间意见不一.本文简要论述一下“合理怀疑”( Reasonable Doubt)的内涵.     

“老虎”、“苍蝇”的界定及内涵关系分析

本文对老虎和苍蝇的共性和认定标准主要表现进行了界定及分析。老虎、苍蝇一起打,就是对这些腐败分子,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官位大小,统统予以坚决打击,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打老虎和拍苍蝇不可偏废,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特别强调的是,应将打虎与拍蝇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互动效应,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论社会权的可裁判性

社会权是否可以交由司法判断,这在各国理论界都存在种种争议。大体上,反对司法裁判社会权主要出自于分权考量、民主考量、公共政策考量以及社会权的不确定性等。尽管如此,在以南非为代表的很多国家开始了司法裁判社会权的积极尝试。这些初步经验,可以为我国社会权的保障提供若干借鉴意义。     

论争议可仲裁性的发展趋势

随着国际商事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可仲裁事项范围正呈现出不断扩大化的发展趋势。有关国家在知识产权争议、证券争议、反托拉斯争议．破产争议和消费者争议等几类争议可仲裁性问题的态度转变，都在不同程度上印证并强化着这种趋势。     

理性的思考：认真对待税之法性

本文以我国税法三十年历史发展之总结,思考构筑税之法性基本理论框架和可行路径。税之法性由税的基点所决定,包括：税法应该实现的基本目标,为正义和效率;税法所要实现正义和效率的手段和方法,是以税收法定为基础和原则包括多种路径在内的一种智识和实践。税法作为平衡协调经济利益之法,实用性是其内核;正义、效率是其基本目标;法定性是其实现基本目标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纳税人诉讼,纳税人用税监督权是实现其基本目标的方向;税收司法的独立最终决定了税收司法正义和税法效率的实现。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机制

公益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需要一种程序机制。程序论公共利益理论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公共利益界定的程序设计,首先要解决的是界定的主体问题,其次才涉及到具体程序机制的设计。公共利益之界定主体的选择是一个宪法分权问题,须由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通力协作。我国公益征收法上公共利益界定的具体程序机制设计,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把公共利益调查与审查作为征收决定做出前的一个独立程序阶段;二是把民主商谈确立为公益界定必须遵守的实质性程序原则;三是把公共利益听证确立为公益界定中必须遵循的一个程序环节。     

论“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双重界定”及其意义

“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宪法地位与性质进行了“双重界定”，即将检察院的宪法地位界定为检察机关，将检察院的性质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学界对“双重界定”及其意义并无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以致产生了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等在检察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深远的错误认识。因此，需要从理论与制度层面证成与厘清“双重界定”。这一工作的意义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厘清“检察机关”与“法律监督机关”不同的概念功能，唯有如此，才能正确认识检察权的规范性来源，相应地，法律监督权概念既不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又不源于对宪法的正确理解，因而是一个伪概念；第二，洞察“法律监督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意义支撑，唯有如此，才能透彻理解检察院享有独立宪法地位的原因。     

瑜伽的可专利性分析——兼论传统知识的价值

瑜伽专利的恐慌引起了我们对于传统知识流失的思考.但是,单纯地试图从专利体系中换回对等的利益,目前尚存困难.所以应该做通盘考虑,进行战略性部署,将传统知识作为文化输出的一枚棋子去触发相关产业的联动,才能获取全盘的胜利.     

“基层代表”该如何界定——“基层人大代表”可按两种方式界定

为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构成，逐步克服“官员”代表、“老板”代表偏多，基层一线代表偏少的现象，去年选举法第五次修正依法增加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选举法第六条之规定）。今年，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同步换届选举工作将陆续拉开帷幕，新选举法将首次“落...     

“基层代表”该如何界定——“基层人大代表”可按两种方式界定

为进一步优化人大代表构成，逐步克服“官员”代表、“老板”代表偏多，基层一线代表偏少的现象，去年选举法第五次修正依法增加规定：各级人大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选举法第六条之规定）。今年，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同步换届选举工作将陆续拉开帷幕，新选举法将首次“落地”付诸实践。实践中。我们将如何界定基层代表以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身份呢？     

论陷害教唆的可罚性

什么是陷害教唆，陷害教唆与侦查陷阱是否同一，陷害教唆是否教唆犯。陷害教唆是否具有可罚性等问题在中外刑法理论界存在激烈的争议，本文在评议诸说的基础上，对陷害教唆的教唆性以及其可罚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