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儒法之争——礼治与法治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治国理论势不两立。儒家主张礼治,以礼为治国安邦的基础。法家主张法治,依法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规范。本文摘要儒家和法家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浅析延续五百年的礼治与法治之争。     

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之异同

众所周知，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儒法两家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中，先秦的儒家和法家更是塑造中华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它们既矛盾冲突，又并立融通，共同为中华法系的源远流长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比较了儒家与法家在刑法观上差别和相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儒法本质上是一家，都是典型的‘1人治”。在我国正努力完善法制。构建法治国家的今天，对先秦儒法两家刑法观进行系统地整理、研究、比较以及反思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论先秦儒法之争及对中国现代法治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先秦时期儒法之争萌发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义。儒家认为礼制是社会规范的最高准则,追求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和道德规范下的稳定秩序。法家主张严刑厉法,法律的平等适用。但儒法之争的实质,是人治下的治国模式选择的争论,是法律与道德关系论争的中国化实践。现代中国法治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探求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精髓,秉承民族优秀法律精神。     

先秦儒法刑罚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刑法学理的兴盛在先秦时代已始露端倪。当时的儒、墨、道、法等各思想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刑罚思想,其中以儒家"礼义教化"为重心的刑罚观和法家"重刑威慑"为重心的刑罚观的影响更为出众。尽管儒法两家在刑罚观上的偏重各有不同,但在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政治理想上,两者还是相通的。     

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再考察

法家治国方略导致秦朝速亡的通说存在诸多疑问。法家法、势、术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以顺应时势、合乎人心的法为基础,以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的势为目标,势和术的运用必须建立在法的基础之上,而法和术相结合共同增强势即维护和强化君主专制。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是最高统治者对法家治国方略的理解与运用发生严重偏差,从而导致重大政策失误,法、势、术尽失而致灭亡。     

依宪治国:法治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法治是现代社会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依宪治国就是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纳入以宪法为核心的法治范畴,围绕宪法的基本价值构建国家体制,通过实施宪法为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化、法律化保障.依宪治国作为法治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还可以从依宪执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五个方面加以完善.     

论传统思想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都说中国的法治化进程是在西方法治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作为拥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文明之国,中国的法治进程是否能够依靠自身根底去发展?本文通过对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的分析折射出中国现代法治思想的自身光芒,为提醒炎黄子孙重视研究本国灿烂思想文化尽一绵薄之力。     

先秦儒法刑事政策思想比较

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角度,对先秦儒家和法家思想中有关犯罪原因、犯罪对策等问题进行探讨,在比较儒家以德去刑与法家以刑去刑思想差异的基础上,认为二者在追求去刑的社会理想方面是相通的,而二者的不同刑事政策主张也在汉代以后也开始得到调和。     

法家的法治学说以及现代借鉴意义

法家的法治学说随着秦亡而走向沉寂,但是为汉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以“阴法”的形式继承下来并揉入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支撑中华帝制长达两千余年。其中,一些合理的成分对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论治法与治人——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治法与治人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方法、谋略与措施。中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治法为本,治人为用,二者相辅相成,综合治理国家的经验和智慧,不仅在古代发挥了重要效用,对今天也有借鉴意义。     

探析儒法分合流之下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儒家和法家在相互独立发展时期拥有各自学派的法律思想理论并且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律文化呈现是多元化共存的局面.而儒法合流时期,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塑造成形起着特别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使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开始走向自我完善.本文立足于分析儒家和法家在这两个时期的经典法律思想之间的关系来论证这些学说相互作用是导致儒法合流之下形成特有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礼学传承与君权政治——子夏氏之儒对法思想史的影响

子夏深得孔子礼学真传,乃儒家传经之鼻祖。然子夏之学有其特质：极明外王故益偏实用,由末达本而周审治道,重礼规容以彰明规范。子夏传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及法术士之师,堪称先秦儒法之桥梁。对于中国传统法思想的发展,子夏及其“西河学派”意义深远：其先文后质,极重礼制,秉持孔门对传统规范体系的尊崇谨守,开启了后世儒家执经义占据制度话语权的经学谱系;其务利尚功,尊君贵势,蕴涵启示战国法思想的实用理路,预示着儒家忠孝观与法家势术论于君权意识形态的融通。     

现代性观念与现代法治——一个诊断分析

本文分析了现代性观念、现代法治以及两者在当下中国语境中的相互关系。本文认为 ,现代性观念是存在问题的 ,它遮蔽了社会历史变化的相当重要的复杂性、多样性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的建设方案出现片面的、直线的、纯粹的理解 ,容易使人们对社会建设方案的“他者”要素视而不见。尽管“现代法治”作为观念在当下中国是极具积极意义的 ,而且 ,对法治现代化的总体建设方案大加批评也是徒劳无益的 ,但是 ,在“现代性观念”操纵下的“现代法治”观念 ,依然需要我们对之作出某些“诊断式”的分析说明。“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合谋”关系 ,对此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对“现代性观念”和“现代法治”进行诊断式的分析 ,并不是反对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当下语境中的推进 ,在某种意义上 ,这种分析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现代化和现代法治在中国有益健康的展开。     

韩非与亚里士多多德法治思想的比较

本文从整体上对韩非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做了比较,认为他们在“法是公正无私的”、“依法治国”、“法是可变”的三个方面,两人思想有很大一致性,但又有小的不同。另外,两的法治思想还有较大相异处,表现在：对立法执法的主体认识不同,出发点与手段不同,对历史的影响不同。     

法家的人性观与法治

人性及其善恶问题是中国思想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其善恶之争,自古及今一直喋喋不休。本文无意于探究各家人性论之优劣,仅试通过对法家人性观的解读,理清法家思想的源流,加深人们对法治思想的理解。     

儒法之间:道家哲学对先秦法思想史的意义

于传统法律思想史视阈之研究,道家哲学常被阐释为一种法律虚无主义。然而,其发轫之时于先秦法思想之意义主要在于对传统德礼的解构,及对法家法术的启示。道家抱持超越人文、批判现实的姿态,阐发一套揭露人欲、质疑圣智、否弃仁礼的学说,构成儒家祖述圣王、从周复礼抱负的反动,是法家颠覆传统、变法改革立场的助力。进而,道家的本体道论为法家的势论铺垫了哲学基础;道家的无为之治隐含道生法的思想路径,为法家的法论蓄积了话语资源;道家的辩证柔术为法家的术论确立了基本思维。将先秦道家哲学置于儒法之间进行审思与诠释,方能洞明道家哲学在先秦法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     

让法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会公报中,“法治”一词出现了50余次．“依法治国”也是高频词。     

论现代“追赶型”法治———东亚与南亚现代法治的特殊性

西方“现代法治”局限性,它并非是“唯一中心”的法治模式。东亚与南亚现代“追赶型”法治的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但如何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克服自身障碍,实现文化整合则有待进一步的探索     

理财治国视阈下财税改革的法治路径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与理财治国观念一脉相承。在现代国家,法治构成了国家运行和发展的基本轨道,因此,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从本质上看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财税改革与财税法治密切衔接、相互配合,堪称国家治理的两大核心要素,共同铺就了建立法治化的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将《三中全会决定》、《四中全会决定》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结合起来看,便可管窥法治框架下的财税改革整体方案和行进路线,其需要从财税立法、财税法律实施等角度着力构建,并且以机构设置的改善、专业人员的充实为内部配套,以政治体制的优化、经济体制的升级为外部保障。通过明确和坚守财税改革的法治思维,能够有力推动我国财税法治体系的全面形成和顺畅运行,进而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保障纳税人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