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分析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不仅积极推动印度融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经济圈,而且主动对话中国,全面提升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彰显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新变化。这一变化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有来自印度内部的因素,包括印度国内存在的矛盾问题和发展问题,需要得到来自中国的帮助。另一方面,印度也存在不断变化的外部因素干扰,致使莫迪政府在评估印中关系时,认识到两国关系的依赖性和重要性,尤其是中国的全球大市场地位以及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发挥的重要影响力,能够对印度国内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力和必要的国际支持。因此,印度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的发展需求,能够加速印中两国关系的互动与发展,从而有效促进双方战略利益的互惠与共赢。     

印度莫迪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

印度莫迪新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大选中,莫迪对中印关系的展望,折射出近年来印度国内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决策层和民意在对华政策上逐步形成一种新共识——力主对中国实行强硬外交。本文试图从大选中的外交政策讨论、印度在中印边界和海权问题上的既定立场、以及印度深化推进东向政策的诸多举措等几个方面,分析印度莫迪新政府对华政策走向,及这一变化对中印关系构成的潜在挑战。而莫迪就职后,中国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分歧,为营造地区安全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1958—1959年的西欧经济

1957—1958年,資本主义世界在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經济飞跃發展和殖民体系加速瓦解的总情况下,普遍地爆發了生产过剩的經济危机。这次經济危机席卷了美国、日本、加拿大和欧洲主要資本主义国     

中印关系与印度对华政策及其战略思维

近年来中印关系出现了平稳的发展,双方高层接触日趋频繁,经贸联系不断增强,政治关系明显改善,安全与军事领域的互信建设措施继续得到维持。这些特征极大提高了对中印关系发展前景的预期。但与此同时,需要正视双边关系中的困难所在。鉴于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在地区与国际范围内形成的战略竞争态势等不确定因素,双边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从近期将来看,中印两国均需从战略高度重视对方的崛起,通过良性的战略互动维持两国之间的健康合作关系,尤其需要增进相互信任建设。密切相互间的接触、沟通和理解对加强战略意义上的信任建设至关重要。     

关于1957—1958年日本经济危机

一日本差不多同美国和加拿大同时于1957年进入了战后資本主义世界第一次周期性的經济危机。根据日本通商产业省發表的季节調整后的数字,日本的工矿生产总指数(1955年=100)于1957年5月达到周     

1885—1949年桂越边境贸易的发展

广西与越南山水相连,其边境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至清代前期,古代桂越边境贸易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乾隆年间制定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法规,加强了边贸管理。但这一时期开放程度有限,在陆路边境地区,仅开放镇南关、平而关、水口关、由村隘及东兴为边贸口岸,其余百隘俱封,贸易规模受到限制。中法战争后,桂越边境贸易发展有了新的特点。 中法战争刚结束,两国政府就着手商谈勘界及边境贸易事宜。1885年6月,清政府和法国政府签订了《中法新约》,对出入境及边境贸易作了初步规定。此后,中法两国先后签订了以下商约:1886年4月25日《中越边界通商章程》、1887年6月26日《续议商务专条》、1895年6月20日《续议商务专条附章》。有关边境贸易的主要有以下几条:(1)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思茅、河内四处为通商口岸,若中国货物经越南从其中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减十分之四关税,并发完税凭单,随同货物,到另一个城市时,免交进口税。(2)中国货物从上述四个地方经越南运到中国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在边境出口时,减免十分之四的出口税,发完税凭单,随同货物,到达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时,按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惯例,纳复进口半税。(3)中国货物     

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国的政策反思

近年来,在自身国内政治生态变化、对外战略方针调整以及中美博弈加剧的多重影响下,印度的对华政策出现较大转变,由此前的"竞合并存、总体稳定"转变为"突出竞争、淡化合作"。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对华意识形态较量升级、经济合作动能下降、边界问题上更加冒进。印度对华政策的转变,使得中印关系的波动性和竞争面上升,两国在国际和地区层面的竞争与碰撞加剧,也使得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以来的中印互动模式面临重构。中印作为同步崛起的邻国,无法承担彼此为敌或者高强度竞争的代价,必须坚持领导人战略引领,从大国关系、文明复兴、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双边关系进行重新定位,并辅之以相应的机制建设,探索解决固有问题的创新思路,避免双边关系恶化拖累各自崛起进程。     

1957—1958年美国经济危机和美帝国主义的削弱

1957—1958年的美国經济危机已經过去,但是危机的作用并沒有充分發揮,目前的生产上升还很不稳定,而美帝国主义的地位却由于这次危机而进一步削弱了。     

1958—1961年泰国橡胶价格波动研究

由于最近几个月来橡胶价格不断下跌,推动作者写这篇论文.作者在开始研究橡胶问题时,起初仅想阐明一下过去两年来橡胶价格的波动,但在研究过程中,作者确信已面临着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泰国的整个橡胶工业似乎已处在严重的危机中.虽然这个危机尚未为那些即使和橡胶业有极密切关系的人们所意识     

中外关系十年大事记(1949—1959)

1949年 10月1日毛澤东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宣布“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权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願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印洞朗危机后印度的对华政策及其美国因素

2018年以来,印度政府采取多重措施,缓和对华关系,中国政府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两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摆脱了2017年洞朗对峙危机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印度对华政策转向的动因,受到印中关系和印美关系两个层面的影响及其互动。当前,印度对中国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在政治和安全上不信任中国,但经济上欣赏中国成就,并认识到对华合作有利于印度经济发展;印度对美国是猜忌与合作并行——在政治和安全上面临美国的拉拢,但总是抱怨得到的战略回报不够。因此,印度对中国和美国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印中关系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是印度能够调整对华政策的基础。今年以来,特朗普加紧推行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实践,对印美关系构成冲击并导致印度对美战略疑虑上升,这是印度调整对华政策的外部动力。     

1958年菲律宾经济概况

总的趋势一、货币供应(一)动向(二)货币供应的构成(三)影响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因素二、艮行信贷(一)中央银行业务(二)其他银行(三)几个主要金融机构三、财政(一)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二)国家债务四、外汇储备和外汇收支(一)外汇储备(二)外汇收入和外汇支付五、对外贸易     

印度对华政策与中印关系发展对西藏开拓南亚市场的影响

我国加入WTO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藏开拓南亚市场提供了机遇。西藏开拓南亚市场的过程中,面临印度对华奉行两手政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需要针对性较强的政策措施予以应对。     

20世纪中叶以来印度对华政策中涉藏行为分析

“西藏问题”在中印关系中一直是印度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印度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印度政府用以制华的一张牌。随着中印关系的发展，“西藏问题”在中印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本文通过就印度对华政策中涉藏行为的回顾、对其西藏政策出台背景的分析以及对中印关系中“西藏问题”前景的预测，揭示中印关系中“西藏问题”的实质，指出“和平发展”不仅是中印两国国家利益所需，也有助于“西藏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境内外藏族人民。     

1958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统计资料

一、工农业生产(一)生产指数(二)几种主是产品的产量(三)农业生产指数(四)主要农产品的收获面积和产量二、对外贸易(一)输出价值、输入价值和贸易总额(二)输入构成(三)输出构成     

1912—1949年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

南海诸岛早在汉代就由中国人民最早发现,随后在晋代又由中国人民最早开发和经营;宋代以来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行使正是在此基础上,在长期的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和逐步完善的。     

美国与老挝1958年的补充选举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以后,美国开始关注老挝国内局势的发展,将老挝看作其在东南亚防御共产主义影响的重要缓冲地带,积极扶植符合其利益要求的代理人上台。美国为确保老挝保守势力取得1958年补充选举的胜利投入了大量的援助。尽管如此,选举结果却违背了美国的初衷,暴露了美国对老挝政策的先天不足。     

美国、印度尼西亚和1958年叛乱

本文作者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员,从1959年至1961年,曾经住居在印度尼西亚,研究印度尼西亚法律演变和政治问题.这篇文章主要是叙述美帝与1958年印度尼西亚地方叛乱事件的关系.作者供认美帝鼓励和援助这场叛乱,并且分析美帝当时为什么要支持叛乱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美帝是如何穷凶极恶地干涉印度亚西亚内政.     

1972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1972年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最初以发展战略关系为主。1983年里根政府改采“新现实主义”政策,不强调战略关系,更多侧重于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布什面临着中美苏关系、亚太局势和中美双边关系三方面形势,必须协调与中国的关系。中美没有根本利害冲突,互有需要,发展关系存在潜力。     

20年中日关系综述及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2011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两国关系从2010年的钓鱼岛风波后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并达成共识;两国在经贸领域交流频繁,日本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野田佳彦担任首相后,日方还采取新政策推进中日关系。但受制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两国关系发展还面临难点和困境,尽管如此中日关系积极发展的大局有望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