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初探--对武汉市9个社区的调查与分析

社区治理事关广大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影响着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通过对武汉市城市社区治理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可窥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并探讨城市社区治理的对策思路。     

让基层末梢成治理聚焦点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近400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奋战在中国大地65万个城乡社区的疫情防控一线,为基层治理的稳定运行、基层民生的有序维系倾注了全部精力。在一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公开的这组数据直观反映了疫情防控中社区工作的分量。当我们带着敬意聆听基层社区工作者的事迹时,也应当更耐心地思考一下,社区一线,对于基层治理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基层公安机关参与社区风险治理新模式研究

社区是党和政府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防范社区风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抓手。基层公安机关是社区风险治理重要的参与者。基层公安机关要积极采用现代化社区警务模式,同其他部门协调配合,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原则,坚持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形成创新性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更好地将风险化解在源头。     

小巷总理何以推动基层治理创新

小巷总理既是一支基层治理队伍,也代表了一种基层治理模式。不管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还是在常态化治理时期,小巷总理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基层治理面临很多新的变化。为此,要理清新时代的基层治理要求,让小巷总理成为积极的治理实践力量,推动基层治理更加富有成效。     

基层治理中的社会情感建设

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优良传统和法宝是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基层治理的工作写照,“弄脏你的脚”是基层治理的工作方法,“人心和情感”是基层治理的“灵魂”。文章从社会情感建设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出发,论证社会情感建设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特色和传统优势,分析、探索社会情感建设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路径。海南D村和西藏G村的实践给基层治理带来新的启示,其核心要素是“情”,主要包括：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做到“有情治理”;休戚与共,融情入理,引导群众参与式发展;命运与共,兼顾效率和公平,培育共同情感,增强认同感和归属感,让社区真正成为人民的物质和精神“家园”。     

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系统性的冲击,构成了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基层社区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冠疫情的危机应对中,我国基层社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得到了较好的检验,但同时仍存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意识不足、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能力总体上较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欠缺、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应对机制不健全以及现代科技运用和智能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未来基层社区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观念,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应对机制和管理及服务措施,努力打造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共同体,不断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水平,以实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综合化提升。     

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探讨——基于社会工作介入H村社区建设的研究

通过社会工作介入基层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是探讨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通过分析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关系的构成与运行情况,设计出符合实际情况、满足现实需求、解决妇女参与困境的服务方案,能够有效激发妇女参与社区建设的潜能。坚持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建立以村两委、村民小组、社会工作组织、村民代表、妇女等多元治理主体参加的农村社区治理平台,有助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运转,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逻辑证明——基于对成都市新都区基层治理的个案分析

基层治理机制的建立与组织建设的完善是城乡统筹建设的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通过对成都市新都区三河街道基层治理状况的个案研究,推理出城乡社区基层治理建设路径的构建逻辑,即构建健全和发达的基层公民社会,是为了实现公益的完整诉求,形成国家与社会良好合作的状态。     

城市社区治理内涵研究

社区治理需要将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团结起来,整合各自的资源形成社区内部的合力,以有效的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是居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层次上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多少、质量优劣与社区居民的利益直接相关.可供选择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有政府直接供给模式、政府间接供给模式、集体合作供给模式、市场供给模式和其他供给模式等.     

城乡基层治理:使之走出困境的政府责任

城乡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当前我国城乡治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在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各种途径中,即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选择合适基层治理模式、建立城乡统筹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服务型政府、使国家治理资源与民间社会治理资源对接等,政府肩负着重要责任。     

现代治理理论及其对中国治理变革的借鉴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通过治理变革,寻求政府、市场、社会的有效合作之途,在理论及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无疑会对正在进行治理变革的中国产生积极影响。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发展变迁

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新中国成立以来,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社合一",到改革开放后"党建引领"与"村民自治"的协同推进,再到十八大以来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不断进行着协调互动。农村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互动关系的变迁实质上是"党治农村"模式的实践变迁,它们围绕农村"土地产权"的变化,实现了农村工作理念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     

社区治理与服务: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

<正>导语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社区的有效治理和服务。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是社区建设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主题。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工程,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前提。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     

在城市有机更新中完善基层治理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未来社区建设在内的城市有机更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追求的必要举措,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撬动内需的有力杠杆,扩大投资的有效领域。这是十四五期间城市建设、城市发展、城市运行和城市治理的重点和亮点,不仅能直接拉动住宅建设装修、家具家电生产和城市配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而且能为都市工业和服务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稳定需求和合适空间,发挥增就业、稳增长、优环境、惠民生等多重功能,更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的体现,因此,这也不仅是民生工程、发展工程,而且是社会治理工程。     

城市基层社区的涉疫矛盾纠纷及其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城市基层社区不仅要严格管控服务于疫情防治的需要,更要保障社会秩序和普通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由此催生了社区工作人员与社区居民的权利分歧、定居者与“外来者”的身份区隔、社区工作人员与城市服务业从业者的空间纠葛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等矛盾纠纷。大多数涉疫矛盾纠纷因刚性管理与柔性治理的失衡、责任与资源的错位、个体权利与公共意识的张力及隔离与社会性的悖论而生,只有通过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性、统筹社区治理资源、激发社区共同体意识和构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等机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     

加强乡村基层治理

突如其来的疫情像一只"黑天鹅"对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次大考,也是对基层社会治理的一次检验。在千家万户欢度春节的美好时刻,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从武汉蔓延,波及全国。牵动海内外中华儿女和各界人士的心。生命重于泰山,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疫情防控工作高度重视。     

一体化推进城乡基层数字治理

当前,在数字技术和政策红利的双重推动下,各地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治理具有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实施智慧政务改革,推进政务服务智能化。近两年来,江苏以“不见面审批”为代表的“一网通用”“一网通办”“一网统管”工程持续推进,成为全国政府数字治理的先行省。在基层“三整合”改革中,各市、县(区)围绕“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审批服务一窗口”的目标,完善审批服务平台,融合政务服务网,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