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小泉时代自民党对华外交再审视

后小泉时代自民党三位首相一反小泉急进强硬的对华外交,确立并巩固了友好互惠、谋求互信的对华外交基本框架,其要旨在于追求日本的大国地位和政治正常化,其动因在于小泉对华态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战略走向的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根本目标与可以变动也必须变动的手段之间的较灵活的协调,从而为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务实可行的政策方向。中日关系尽管仍有种种困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按照这一框架运行和发展。就日本而言,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有必要遵循之,以求适应变动了的东亚大局和世界政治经济;就中国而言,需要尤其从对外战略大局与对日政策之间的基本主从关系出发,在中日关系方面加大战略和政策努力。     

小泉执政后日本外交的变化

小泉政府借反恐之机, 在外交上进行了一些大胆的举措:制定一系列派兵法案, 强化日美同盟, 行使 “集体自卫权”, 出台了新《防卫计划大纲》, 并且努力争取“入常”等。同时在历史、领土问题上实行强硬的对外政 策, 引起周边国家的强烈不满。小泉外交给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增加了该地区 的不确定性。研究和分析小泉外交之特点与趋势, 对于如何建立东亚安全机制以及中日外交今后的发展都有较强 的现实意义。     

2005年日本政治外交与中日关系

2005年,日本右翼势力咄咄逼人的政治与外交进一步增加了中国人民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感,使中日政治关系蒙上更加沉重的阴影。本文试从政治文化和外交理念的角度对日本政府的政治外交行为进行解读,以期人们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本质有更清楚的认识,对中日政治关系的未来走向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日本对华ODA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日本于1979年决定向中国提供以日元贷款为主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此后,日本对华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围绕日本对华ODA的国际环境、中日经济发展势头和政治关系等诸项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中日之间发生了“ODA摩擦”。日本已决定于2008年结束对华日元贷款。随着“后ODA时期”的到来,中日经济合作迎来了重新定位的转折点。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的重要影响。     

小泉内阁的政策取向与中日关系的前景

小泉内阁对内对外政策取向,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意欲修改和平宪法,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言行主张,无疑给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发展,尤其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前景增添了新的不安和不确定性因素。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要做 “正常国家”却又不愿承认和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作用也不断扩大的日本。要在警惕和阻止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倾向的同时,发展同日本的双边关系。     

日本对华环境外交与中日关系

战后日本在迈向“政治大国”进程中，凭借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和成熟的经验积极推进环境外交。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环境保护是日本开展对华援助和同中国发展经贸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对华环境外交作为加强和改善两国关系及合作的重要领域和行动方式，成为日本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的基轴之一。但日本对华环境外交的实质是为了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其欲从环境问题入手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并作为其大国化战略的一部分扩张日本文化，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环保领域对其形成依赖进而有控制亚洲国家经济发展的意图，对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安倍2.0时代的日本外交

中日关系因日本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国有化”而陷入僵局.具有强烈保守理念的安倍上台后,不仅没有积极谋求改善中日关系,反而对华采取更强硬政策.安倍以使日本“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以修宪强兵为目标,其外交路线乃是服务其政治追求.安倍力推联美遏华战略,同时积极致力于建设强权国家,中日关系正被其推向对抗状态.     

日本“岸田外交”与中日关系的前景

“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是日本岸田政府的外交新旗帜,它由三大支柱支撑：维护“普世价值”是其第一支柱,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被视为第二支柱,“守护国民的生命与生活”则作为第三支柱。在宏观层面,“岸田外交”是日本在国际格局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最大限度追求国家利益的产物;在中观层面,它是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位在对外政策领域的总体规划;在微观层面,它是岸田个人政治理念与国内政治力学结构博弈的结果。在实践中,日本以“价值观”为政策导向,拓展与“共享价值观”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压缩价值观“异己”国家的政治空间;以追求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而非以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公共产品为价值追求,有选择地参与全球治理;最能体现“岸田外交”本质的是“守护国民”的外交举动。日本外交将地区安全局势作为达成国家安全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绑架了日本与周边国家间关系,使其成为国内政治议程的附属品,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关系将难以转圜向好。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化解日本话语移植与政治挪用可能造成的风险,预防其摧毁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将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     

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图谋与法律制约

201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不惑之年,而标榜重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却公开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必要时将动用自卫队。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前所罕见的。野田首相发表相关言论的实质、决策背景是什么?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的图谋和预案是什么?日本武力介入钓鱼岛受到的法律制约是什么?日本是否要在钓鱼岛问题上与中国不惜一战?这一系列新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     

日本华侨华人与中国对日公共外交

日本华侨华人已逾80万,活跃在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华侨华人一直是中日关系联系的纽带。在中国提倡侨务公共外交的新形势下,他们更加积极地推动中国对日公共外交。日本华侨华人促进了日本民众对历史和中国现状的了解;改善了日本舆论环境;维护了中国和平统一;推动了中日关系发展;提升了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影响力。     

冷战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与中国

近年来,日本外交迅速向“价值本位”倾斜,宣扬“人类普遍价值”和日本价值观的“价值观外交”成为其新特点之一。日本外交的新变化,反映出日本对国际关系中“软权力”的重视。为了推行“价值观外交”,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外宣”工作。日本外交正在迎来对外宣传的转折点。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有明显针对中国的一面,日本试图以此牵制中国,进而主导未来亚洲的发展格局。今后日本与中国在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时,在形象和观念领域难免会有竞争。     

小泉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探析

新世纪以来，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变化，日本对华政策进行了相应调整，总体上呈现强硬姿态，由于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致使中日高层互访中断数年，中日关系陷入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9月的日芩自民党总裁选举被视为扭转中日关系的关键，从目前形势看，预计“后小泉时代”日芩依然鹰派当道，小泉之后日苓总体战略还将朝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方向加快步伐，如何修复日中关系是新一届政府面临的艰巨课题。     

自民党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以来,迎合日本国内民粹主义思潮,修正正确对待日本侵略历史的“村山讲话”和关于日本对强制慰安妇有责任的“河野讲话”;强化日美同盟的军事职能、安全机制;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充军备;积极拉拢与日本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和对日本有战略意义的亚太国家,营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等等,表明安倍对华采取先包围施压、后改善获利的外交政策。     

新时期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

新时期日本外交战略的调整徐之先Ｊａｐａｎ：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ｔ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ｂｉｐｏｌａｒ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ｏｗｉｎｇｔｒｅｎｄｏｆｍｕ...     

日本人权外交的强化及其困境北大核心

自2020年以来,人权议题在日本外交政策讨论中备受重视。人权派议员团体以及执政党高层着力推动相关立法和制度准备。岸田文雄上台后不仅设置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还在外务省专门设置负责人权外交机构。在日本人权外交叙事中,通过人权外交补齐日本外交的短板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地区以及国际影响力是其主观动因,而以人权问题为抓手配合美国开展全方位对华战略竞争则是其外交战略布局的应有之意。日本所推行的人权外交不仅无视自身国内的人权问题,同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手段选择性地应用,以此牵制中国的政治意图。日本输入人权规范的双重标准以及输出人权外交的区别对待,显然已经偏离了普遍人权理念的轨道。     

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与中日关系

安倍上台后,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尝试调整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的认识和做法上均有与前任明显不同之处。本文认为,安倍对华政策的调整,既有对华战略上的需要,也有国内政治方面的考虑。随着安倍访华以及中日高层互动加速,中日两国政治交往出现回暖迹象,未来一段时间中日关系仍存在进一步改善的空间和条件。同时,由于日本政治保守化趋势加剧以及安倍个人执政理念方面的原因,一些因素还会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重要的是两国如何抓住机遇,确立共同利益,落实“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带动东北亚地区国际环境向良性发展。     

中日关系分析与展望

当前中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联系密切,政治、安全互信不足,这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结果,但主流是合作。中日关系前景有三: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信任不足;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互信增加;经济关系萎缩,安全形势对立。近期将保持现状。中国对日目标是发展与日本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当前应推动中日关系向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互信方向发展。     

2011年中日关系综述及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2011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两国关系从2010年的钓鱼岛风波后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并达成共识;两国在经贸领域交流频繁,日本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野田佳彦担任首相后,日方还采取新政策推进中日关系。但受制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两国关系发展还面临难点和困境,尽管如此中日关系积极发展的大局有望保持稳定。     

20年中日关系综述及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2011年对中日两国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两国关系从2010年的钓鱼岛风波后逐渐得到恢复并有所发展,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并达成共识;两国在经贸领域交流频繁,日本加大了对华投资力度;野田佳彦担任首相后,日方还采取新政策推进中日关系。但受制于历史和现实因素,两国关系发展还面临难点和困境,尽管如此中日关系积极发展的大局有望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