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存在着一个价值权衡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或许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的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做是以破坏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之，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体现出强化人权保障和设立公正规则的价值取向，“程序合法”已成为司法活动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应当在此基础上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与之相关的非法证据证明责任的法则。     

论检察官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中的证明责任

检察官承担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证明责任源于程序性事实的特殊性质,源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源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检察官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除了严格审查言词证据的合法性及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外,还应从完善庭前证据开示程序、充分保障辩方合法权益、认真对待调取证据请求权等方面强化审查义务并履行非法言词证据的庭审证明责任。我国检察官承担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责任的证明标准应以优势可信为主要标准,以确信排疑为辅助标准。     

职务犯罪侦查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

新刑事诉讼法着重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的认定标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及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在职务犯罪侦查阶段要做到非法证据排除,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起: 第一,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非法证据主要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大类.     

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构想

现行法律规章虽规定检察机关是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职责主体，却没有相应地予以程序和规则保障。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基于非终局性的阶段特征等的限制或需求，应当仅限于排除对采用暴力手段导致人身轻微伤以上损害客观后果而取得的言词证据，同时应将对其余涉嫌违法取得的言词证据调查所得疑点及证据交法庭裁决是否应予排除。     

刑事案件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实务应对

本文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法律依据,通过论述非法言词证据存在的原因、现行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规范的不足,进而研判出新规施行后司法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合理对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比较法分析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从英美国家借鉴而来的,为避免误解其本意,从比较法的角度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若干分析和对照,对于制度的健康移植还是大有裨益的。鉴于美国在该方面比较完善,也有代表性,下面本文就将在中美相关规定的比较中对非法证据排除展开论述。一、立法的具体规定(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早始于美国,美国1789年宪法修正案第5条就明确规定了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原则,违反该规定而获得的言词证据被纳入非法证据的范畴;另外,违反美国宪法第4条修正案的规定,以搜查、扣押、逮捕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在刑事指控中作…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应当从完善对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入手,扩大非法言词排除的范围,建立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设立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明确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面临的问题、构建我国的刑事证据排除规则以及我国刑事证据排除制度的新动向等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对刑事案件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务实思考

本文以《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法律依据，论述了非法言词证据存在的原因、现行《规定》对非法言词证据规范的不足，进而研判出新规施行后司法实务机关应如何排除非击言词证据的合理对策。     

建构我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设想

在我国,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议先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再通过有关司法解释使排除非法言词证据规则得以贯彻执行。     

欧洲人权法院视野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格夫根诉德国案"为例

格夫根案的大审判庭裁决反映出欧洲人权法院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上的完整立场,即对通过酷刑获取的任何证据和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行自动排除,对以非人道待遇取得的实物证据根据比例原则决定是否排除,对非法证据的派生实物证据根据利益权衡原则决定是否排除,并以公正审判权作为适用排除规则的重要尺度.在刑事司法准则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之下,该立场反映了排除规则发展的整体趋势,对我国排除规则的完善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立足本土法律实践,反思与国际人权基准之间的脱节与落差,将排除规则纳入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体系,是排除规则发展的大势所趋.     

鉴定结论也应适用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从上述规定我们看出，我国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只适用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三种证据，而将鉴定结论这一重要的言词证据排除在外，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科学。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问题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已经获得了一些发展,但是在适用过程中的争论较多,尤其是对由非法言词证据而获得的实物证据的适用问题。本文从探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建的意义出发,浅析当前国情下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些问题,探寻刑事诉讼中有关证据获取过程的公正公平之选择。     

浅析各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犹如双刃剑,如何取舍涉及价值选择和平衡的过程。非法证据的效力受一国法律价值、法律文化传统、犯罪状况、政治需要、司法资源和司法水平等诸多因素制约和影响。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实行绝对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而是附条件或有例外的适用。概言之,各国对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的排除,态度基本一致,但对实物证据的排除,存在较大分岐。究其原因是由不同的国情,法律文化传统以及诉讼结构所致。本文通过对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以及联合国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作简单归纳和分析,以期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职务犯罪案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韵实证研究

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使其具有排除非法证据的正当性，但实际情况并不乐观，其原因在于排除主体的地位模糊，对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不畅，非法言词证据范围不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监督不严等。因此，检察机关应该从创新工作机制出发，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制度，以提高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言词证据的成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二审程序中的适用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2条规定了二审阶段非法言词证据的审查和排除,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的救济程序。结合该条文,笔者就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二审程序中的适用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非法证据排查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卞建林在《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上著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说，学界通常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以及在非法获得的证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的派生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均具有重要意义，这在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应该确立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司法实践中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仍有争议，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继续效力——以重复供述为切入的分析

对重复供述,目前存在三种应对模式: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毒树之果"模式和证据使用禁止的放射效力模式。但是,现有模式在处理重复供述问题上操作性和兼容性均有不足,因而有必要提倡一种以先前非法讯问对随后供述的任意性是否继续产生影响的判断为核心的继续效力排除模式。关于继续效力是否存在,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加以具体判断,权衡被告人被讯问时的每一个因素,尤其是审酌先前非法讯问方法对随后重复供述的"污染之稀释"程度。同时,继续效力排除模式在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方面也有特殊要求。此外,继续效力的排除模式超越了强制性排除与裁量性排除的框架,适用于所有言词证据,但不适用于实物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以证据的可采性为中心

本文以修改后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以证据可采性为中心,对实物证据、言词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非法证据排除机制完善有所建设.     

试析审查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构建

非法证据是影响审查逮捕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审查逮捕环节必须要排除据以定案的非法证据,切实提高审查逮捕质量.但是,审查逮捕环节书面审查的局限性、讯(询)问取得的言词证据片面性以及缺乏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保障,使得这一环节排除非法证据带有主观性,存在一定风险,为此在审查逮捕环节就应当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设置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保障各方权利得到充分行使,有效排除非法证据,尽可能地将据以定罪的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以减少非法证据排除成本,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益,及时保障人权.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司法解释上升到法典的高度,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对保障人权和维护法治尊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我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不完善以及司法体制、司法环境等对该制度实施的影响,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在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实物证据的排除标准、程序的可操作性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救济途径缺乏这些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鉴于此,本文在简要介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该规则的完善提出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