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流动的主体性因素

社会定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知识能力水平、社会经验阅历、个人综合素质方面,农民工相对一直滞留在农村的农民而言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农村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则处于边缘地位,是城市中的弱势群     

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过程分析: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

从"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这一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政策的社会影响,在现代化和发展主义语境中以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为指针评估社会的政策体系,并把焦点放在过程上,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议题,尽管国家在农民工问题上不断做出持续的制度和政策调整,但国家调整农民工的社会政策并没有带来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没有让农民工在城市中完成其身份的转变,农民工也没有实现城市适应、实现其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新的发展困境。     

农民工犯罪教育背景因素分析

农民工犯罪是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其犯罪原因中教育背景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使其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这与其犯罪具有较强的关联。治理农民工犯罪必须多方面解决其教育问题。     

农民工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农民工作为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新兴庞大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在众多方面与城市生活存在巨大分歧,农民工的继续社会化过程遇到一系列障碍。如何推动农民工继续社会化,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农民工继续社会化过程中的障碍及解决对策。     

社会支持网缺失与城市农民工的生存困境

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缺少各种社会支持网络,这是导致其陷入经济贫困、政治贫困、能力贫困和心理贫困状态的重要原因,也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要促进农民工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必须通过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人际和谐关系三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构建农民工社会支持网,进而实现社会融合和社会和谐。     

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需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分配格局面临重构,社会资源和社会阶层正在重新整合,社会矛盾凸显,农民工群体的"权益困境"地位亟待改善。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然会惠及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积极探索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新途径、新方式,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必然选择。     

非城非乡的农民工闲暇生活——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社会结构也在不断重组、分化。农民工群体作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除了打工赚钱之外,其日常闲暇生活也应该得到关注。本文通过对农民工闲暇生活的阐述了解到农民工消费生活向城市看齐,互动生活多为群体内交往,闲暇方式具有封闭性、低发展性和时代性特点。农民工的闲暇生活既未融入城市,也不同于农村,处于非城非乡的第三种状态。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生活的现状、原因与对策——以浙江省宁波市为例

文化生活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他们的文化生活值得关注。根据2013年浙江省宁波市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总体上处于相对贫乏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收入低下,得不到充分的社会保障,生活压力较大,用于文化经费的开支不大。应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从制度建设入手,改善农民工的城市文化生活环境,促进其社会融合。     

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城市推力和农村拉力的双重作用影响,大批农民工失业返乡,这对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在党的领导下整合社会资源,提升农民工自身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有效推进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     

农民工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存量

农民工社会资本包括乡村社会资本和城市社会资本。农民工拥有足量的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目前,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离乡进城,使得原本不够成熟的乡村社会资本大量流失,而城市社会资本又严重不足,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不容乐观,政府应大力培育农民工社会资本。     

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探索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加快，农民工党员大量走出农村、走进城市，成为党员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农民工党员的政治身份与经济身份相分离，务工地点具有流动性，许多人长期游离于党组织之外。对这部分党员的教育管理存在着开展活动难、教育管理难、发展党员难、作用发挥难等“四难”问题。因此，我们要做好六项工作，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保持农民工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推动党的建设深入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动因及评析

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挤压与农村的推力双重作用下,返乡置业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现象。在打工城市受住房制度上的排斥和与内地城市买房政策吸引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的制度动因;乡土情结及家乡亲情的羁绊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的文化动因。由此也给家乡政府带来了社会管理上的机遇与挑战,使他们顺利融入城市,让他们有条件地放弃农村利益,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是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值得思考的问题。     

城市社会文化与农民工文化权利的实现

城市社会文化对农民工文化权利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农民工作为城市社会文化的建构单元,通过与城市社会的双向互动,使当代城市社会文化呈现出和谐性、包容性、多元性的特质。因此,要充分利用当代城市社会文化环境,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建立多元化的文化工作机制、建立农民工文化权利实践机制等途径,实现农民工的文化权利。     

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合教育问题探论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教育呈现新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形式使处于弱势地位的随迁农民工子女产生权利贫困的社会现象。融合教育是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和价值追求,不仅强调将农民工随迁子女吸收到现有的城市经济生活联系与教育框架中来,改变他们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存在状态,更是一种教育方法和教育目的,即通过融合教育构建一个融合的社会。要以心理融合、身份融合、文化融合为切入点,构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融合教育协同机制,使农民工随迁子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入和可持续发展。     

城市农民工的边缘地位

和城市常住居民相比 ,城市农民工无论在居住条件、物质生活、教育、健康、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居于弱势 ,成为城市社会中的居于边缘地位的弱势群体。与新生的另一类弱势群体下岗职工不同 ,造成城市农民工边缘的起因包括户籍管理方面的暂住证制度、城市产权及其收益分配制度等制度性因素 ,也包括资源配置传统规则的惰性和农民工群体自身素质等非制度性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 ,如果这些因素变化不大 ,城市农民工社会地位的边缘状况将难以改变。     

从农民工的认同困境看城乡二元结构的逻辑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涌入城市的从土地中释放出来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成为中国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从农民工的认同问题入手，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认同危机所折射出来的社会治理困境，并就二元结构下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加以探讨，提出非正规就业、城镇化以及农民工管理的制度化是克服认同导致的冲突的重要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直接影响到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状态,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在对合肥市48位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数据信息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小,网络构成同质化的特征依然明显.除社会环境因素之外,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也是导致其现有社会支持网络格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从政府部门、社区、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多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加以构建.     

社会排斥视域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农民工群体开始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城镇农民工的核心群体。但是他们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多方面的社会排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严重影响了其融入城市的进程,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影响。为此,必须采取全面的反社会排斥对策,逐步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社会结构、参照群体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

本文运用2010年的CGSS数据,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公平感。在社会层次的不公平感上,新生代农民工是体验最为强烈的群体;但在个人层次的不公平感上,新生代农民工与其他群体没有显著差别。在社会结构方面,其受雇佣的地位使其收入不公平感显著增强,而他们当中的高收入(相对高收入)者则体验了更多的不平等,从而产生更强烈的社会层面的不公平感。社会比较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不公平感的影响反映的是其参照群体的选择,他们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双重隧道中,这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仍然是沉默的群体,但其中的一部分高收入者在追求平等享有城市资源和服务的过程中产生了更为强烈的不公平感。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边缘性不可忽视

农民工在整个社会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等生活方面,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政治生活方面。农民工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流动人口的自身权利,也是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其参与状况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的进程。